帕斯卡尔（Blaise paseal，1623——1662）的名字在中国读者眼里似乎显得很陌生。其实，他的名字早已传到中国，旧译有写作巴斯葛的。帕斯卡尔是历史上第一流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的名字与许多科学发明连在一起。然而帕斯卡尔的贡献还不只这些。他是最早用规范的现代法语写作的作家之一，他的散文优美流畅，对法国文学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且他还是一位宗教圣徒式的人物，他的《外省通信》揭露耶稣会士们的虚伪腐化，又使教会本身对他万分恐惧。他最负盛名的著作莫过于《思想录》一书了。无论从激情的炽热，思想的深刻还是风格的华美上说，这本书都是出类拔萃的。几百年来，它不断为人们称道、推崇，已成为经典性的世界名著。
帕斯卡尔其人的最大特征是他的二重性或矛盾性。在他的著作里，我们会看到两个帕斯卡尔，一个是科学家帕斯卡尔，另一个是圣徒帕斯卡尔。帕斯卡尔自己也说，有两种精神，一种是几何学精神，另一种是敏感的精神。他自己就是一个这两种精神都出类拔萃的人物。翻开帕斯卡尔的《思想录》，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对上帝信仰的虔诚，为圣经、福音及各种奇迹近乎疯狂的辩护。这使得帕斯卡尔本人成了一个儿乎最不可理解的奇迹。从他那众多的科学发明看，他当然有着严谨填密的逻辑思维能力。而以这种健全的理智，他会看不出圣书中各种说法的矛盾与混乱吗？事实上，帕斯卡尔自己就常说圣书中包含着逻辑上的矛盾。那么，他为什么仍然虔诚地信仰这一切呢？他是真正信仰它们吗？如果是真的，这种矛盾在他那里是如何解决的呢？这样，我们又会发现一个帕斯卡尔：哲学家帕斯卡尔。
“人是怎样的一个矛盾主体”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曾经说过：“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人论》—，中译本，第3页）是的，我是谁？我的深邃自我是什么？我能认识什么？我能希望什么？我能做什么？这是一个亘古长新的斯芬克斯之谜，也是一个永远存在的哲学间题。作为哲学家的帕斯卡尔，他的哲学思索正是围绕这个间题展开的。他明确声称，人必须认识自己，即使这不能有助于发见真理，至少也有助于规范自己的生活。对人的本性的揭示，对人的存在状况的反思，构成了帕斯卡尔思想中最有光彩、最有影响的部分，也构成了《思想录》一书的主要内容。
人是什么？帕斯卡尔的解答是别具一格的：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第革。用不着整个宇宙都幸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他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思想录》，第158页）
显然，在帕斯卡尔看来，人是既伟大又渺小，既坚强又脆弱，既高贵又卑微。人的伟大在于他的思想，思想形成人的伟大，人的坚强在于他的思想，人只不过是浩渺宇宙中微不足道的一个点，但思想却囊括了整个宇宙；人的高贵在于他的思想，人具有自我意识，知道自己的宿命和悲苦，而其它存在对此却一无所知。一言以蔽之，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宇宙精华，乃是因为人有理性。然而，当哲人返求自身、对理性本身进行考察的时候，他清楚地看到理性本身的软弱、局限和内在矛盾。
帕斯卡尔认为，科学的典范是几何学。几何学中包含着科学所固有的一切法则。因此，他把理性的精神称为几何学精神，并且他说，超出了几何学就超出了人之所能。但几何学方法的根本基础在于定义，公理和证明的规则。而最基本的概念是无法定义的，最基本的公理和公则是无法证明的，它们是从人“心”里来的。用一句现代一点的话来说，理性必须以非理性为基础。理性本身表明理性能力只能是有限的。
此外，理性真理的尺度是“清楚明白”，质言之，理性真理的标尺是逻辑上无矛盾。但是在遇到“无限”的间题的时候，理性就显得无能为力了。至大无外的无限和至小无内的无限，娜是超乎人的理性理解力的，无法最终清楚明白地确定的。但是，无论如何，理性认识到的那些东西仍然是真确的。另有一个领域是理性完全无力涉及的，那就是人自己的心。“有关外物的科学不会在我痛苦的时候安慰我在道德方面的愚昧无知的。”（第26页）
那么，理性的限度到底何在呢？`理智的最后一步，就是要承认有无限的事物是超乎理智之外的，恨如它没有能达到认识这一点，那它就只能是脆弱的。”（第127页）理性只限于在几何学方法适用的知识范围内，而别的问题则属于敏感的精神，“情感之属于判断，正如科学之属于精神一样。敏感性乃是判断的构成部分，几何学则是精神的构成部分。”（第6页）总之，在帕斯卡尔看来，几何学精神或理性只限于在给定的前提之下作出逻辑推理，而对前提的确定，选择，对事物的判断，则取决于我们的意志或欲望，情感或偏好。
在这里，帕斯卡尔向古希腊哲学精神和近代笛卡尔的哲学精神提出了挑战。在古希腊哲学家那里，理性具有至高无上的权成，苏格拉底把人规定为有理性能思想的存在，亚里士多德则明确声称理性是人的真正自我。在近代哲学家笛卡尔那里，`理性的光辉又一次高高照临哲学领域，清楚明白的几何学公理构成了笛卡尔哲学体系的坚强基石。然而，正如卡西尔在《人论》一书中指出的：“初看起来，帕斯卡尔似乎接受了笛卡儿主义和近代科学的一切前提：在自然中没有任何东西能与科学理性的作用相对抗，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与几何学相对抗。但是思想史上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事实就在于，正是那时最伟大最深刻的几何学家之一变成了中世纪哲学人类学的殿军。（《人论》第15页）如果说，帕斯卡尔继承性地发挥、发展了中世纪哲学家奥古斯丁对理性的质询或怀疑的话，那么，帕斯卡尔对人的认识能力的考察、对理性局限性的批判、对人的本性的二重性的揭示，都是开创性的。他在近代哲学史上写下了重买的一页。
帕斯卡尔善于从矛盾的方面、用辩证的方法把握人的本性。在他看来，人之不能认识无限的自然，不但因为理性的局限，而且因为人与自然的截然不同。他说，事物是单一的，而人却是由两种相反的本性即灵魂与身体所构成的：人不能思议什么是肉体，更不能思议什么是精神，而最不可思议的则莫过于一个肉体居然能和一个精神结合在一起。理性的能力是有限的，而且还要受到肉体的纠缠和妨碍。在帕斯卡尔那里，本能与理智的冲突，构成了人的存在，造成了人的荣光和不幸。人既非天使，也非禽兽，而是二者兼而有之，人追求着伟大、幸福、完美和光荣，拐到的却只是渺小、可悲、缺陷和鄙视。帕斯卡尔不胜惆怅地感叹：
“因而，人是怎样的虚幻啊！是怎样的奇待、怎样的怪异、怎样的混乱、怎样的一个矛盾主体、怎样的奇观啊！”（第196页）
“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使我恐俱”
在哲学史上，大概没有任何问题能像时空那样深深地触动着哲人的情感；没有任何观念像时空那样，如此强烈地激励着哲人的理智。在帕斯卡尔那里，时空有着不同一般的意义。面对无限的空间，他深感人的理性能力的有限，面对死亡打开的永恒性的大门，他深感人的存在的虚无。在古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的世界里，夜晚，哲人听到的是天体发出的和谐优美的音乐：在帕斯卡尔的世界里，哲人在夜间听到的是亘古长存的沉寂和包罗万象的静默：“这些无限空间的永恒沉致使我恐惧。”法国大诗人瓦雷里称烦帕斯卡尔这句话是一首完美的诗，认为“永恒”加“无限”，造成了一个完整系统的修词意象：一个宇宙，然后把所有的人性、意识和恐怖推挤在煞尾那突如其来的“使我恐惧”几个字上，烘托出一个在夜里孤立沉思的人感到的那无限的不仁的星空的压迫的恐惧心情。是的，正是在这种恐惧感里，帕斯卡尔深深体会到人的孤独、人的存在的偶然性、荒诞性。在他看来，人是孤独的，注定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他永远也无法解答何来何去的间题。当他思索他的存在的意义时，当他间自己为什么是在此处而不是在彼处，为什么是在此时而不是在彼时，他是怎样在这里时，他永远也得不到回答。他失落在这个陌生世界的寂静中，被囚禁在他的孤独和寂寞里。帕斯卡尔间，人在自然界中到底是什么呢？他的回答是，人对于无穷而言就是虚无，对于虚无而言就是全体，是无和全之间的一个中项。对于人来说，他永远也无法理解事物的起源和归宿，这两端都隐没在无穷的神秘之中，“他所由之而出的那种虚无以及他所被吞没于其中的那种无限，这二者都同等地是无法窥测的。”（第30页）
世人们是否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存在的虚无性呢？否。在帕斯卡尔看来，世人们千方百计回避这个问题，千方百计逃避自己。他们热衷于唱歌、跳舞、游戏以及尘世的其它活动，借以向自己掩盖自己的虚无，自己的沦落、自己的无能、自己的空洞，用存在主义的语言说，就是沉沦于世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帕斯卡尔是从否定的状态中省察人的存在状况的。他对人的看法，与古希腊哲学家们大相径庭，而和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家们，又是何其相似，难怪美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巴雷特要说：“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所谈论的生物也许是人，但这种人和我们毫无共同之处，帕斯卡尔关于人的状况的描述又使我们极其痛苦地认出自身。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帕斯卡尔是个现代人。”（《非理性的人》，巴雷特著，纽约版，第85页）
“去赌上帝存在吧”
“认识你自己”，自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提出这句名言以后，自我认识、自我实现、自我完善就成了古往今来许多哲学家梦寐以求的目标。然而，在帕斯卡尔那里，自我认识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梦幻。人是一个俘论，一个既存在又不存在的矛盾，一个不可思议的谜，人的理性永远也不可能解开这个诊：“无能的理智啊，让自己谦卑吧，蠢愚的天性啊，让自己沉默吧；要懂得人是无限地超出于自己的，从你的主人那儿去理解你自己所茫然无知的你那真实情吧。谛听上帝吧。”（第196页）信仰上帝吧，这就是帕斯卡尔哲学思考的归宿。在他看来，人的不幸在于离开了上帝，人是一个被废黝的国王，人是一个被放逐的存在，人的出路在子阪依宗教，信仰上帝。这是多么令人沮丧的结论。当然，这一思想的形成并非偶然，有其内在和外在的深刻原因。
帕斯卡尔生性敏感，自幼聪敏异常，他的家庭环境使他从小就受到科学精神的熏陶。然而，他又自小体弱多病，据他自己说，从十岁起，他的身体就无时不处在一种痛苦之中，而他又具有一种狂热的探索真理和发明创造的热情，他的重大科学发明都是在十九岁到三十一岁这短短十二年间做出的，这种不顾一切的操劳也极度影响他的健康，他只活了三十九岁就早早去世了。在他二十四岁时，还曾因中风瘫痪在床。事实上，正是在他生病期间，他开始接触宗教。他的科学发明给他带来很大的荣誉，世人们薄敬他，朋友们爱戴他，但身体的虚弱使他难以体会世俗的快乐，智慧的头脑使他倾向内心的生活—这是一种思想巨人固有的孤独—而疾病的折磨使他反躬自省，他想到名利的虚幻，尘世快乐的短暂，外在追求的无娜，人生状况的可悲，也想到宇宙的无穷浩翰、时间的永恒消逝，更想到人之必死：他把自己引向了上帝。
就这样，帕斯卡尔成了虔诚的教徒。但是，在教派的斗争中，帕斯卡尔关于宗教的思想始终也未能获得正统的地位，西在以后的世纪中，一些有识之士，又无论其教派如何，甚至无论其是否相信宗教，都对帕斯卡尔的思想大加推祟，这是为什么呢？
帕斯卡尔与一般的信仰主义者有一个极大的不同，就是他虽然信仰上帝，但却并不肯定上帝是存在的，甚至认为上帝存在与否是不可能肯定的，因为理性无法对此作出证明。“上帝存在是不可思议的，上帝不存在也是不可思议的；灵魂和肉体同在，以及我们没有灵魂，世界是被创造的，以及它不是被创造的，等等，有原罪，以及没有原罪。”（第107页）这四组二律背反，表明了帕斯卡尔关于上帝存在与否所执的态度。在他那儿，信仰本身变成了更为绝望的赌博和更为大胆的跳跃。笛卡尔和马勒伯朗士象古代的教父们一样去证明上帝存在，帕斯卡尔指出这是不可能的，信仰是一种非作不可的抉择，是一场非此即彼的赌博。他承认，信仰中包含着许多矛盾，但在他看来，矛盾既不是谬误的标志，不矛盾也不是真理的标志。
诚然，帕斯卡尔在谈到上帝和宗教时，是有许多独特见解的。他强调主体，强调个人的上帝，他认识到选择的荒谬性和必要性，他注重内心深处的板依，认为反省自己的存在、思考自己的生命是走向上帝的唯一途径。然而，归根结底，这些探讨有什么意义呢？它无助于人的自我认识，对人性的真实揭示。正象卡西尔所说，在帕斯卡尔的著作中，这种人类学得到了它最好的或许也是给人印象最深的表述，然而，“老问题仍然全都存在。”（《人论》第18页）
“能嘲笑哲学，这才真是哲学思维”
在帕斯卡尔看来，人本身是一个矛盾，是一个难解之谜，人性是这样奥妙无穷，复杂多变，人的境遇是这样神秘莫测，不可思议，理性怎么能洞察这一切呢？以往哲学的传统的逻辑方法怎么能适用于此呢？哲学不是故作高深的逻辑推理，不是枯燥乏味的数学公式，哲学乃是平静的生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并不总是穿着学究式的大袍子，在帕斯卡尔看来，他们首先是“诚恳的人，并且也象别人一样要和自己的朋友们在一起欢笑。当他们写出他们的《法律篇》和《政治学》作为消遣的时候，他们是在娱乐中写出来的，这是他们一生中最不哲学、最不严肃的那一部分，最哲学的部分则只是单纯地、恬静地生活。”（第152页）基于这一前提，帕斯卡尔在写作他的哲学思考时，语言是那样悄晰，文笔是那样流畅，犹如一条静静流淌的河，“把人带到他们想要去的地方。，（第n页）从而表明，帕斯卡尔是一位典型的“法国哲学家”。我们知道，德国哲学家们往往是些教授，他们的哲学表现出层层深入的系统理论性，而他们本人则有意无意地摆出一副教训人的架子，让人不敢亲近。英国哲学家们往往是些大学者，他们写出大部头枯操深奥的著作，而他们自己似乎关在放满图书的小屋子里，显得高高在上。而近代法国的哲学家们却是出入于沙龙的风流调倪的才子，他们的哲学娓娓谈来，与读者平等，让人觉得亲切。他们说出的话初听平淡无奇，似乎人人都可脱口说出，但细想又那么深刻，意味隽永。法国哲学似乎不适宜上课堂，法国的大哲学家也就几乎都不当大学教授。他们的目的不是教会人什么，而是启发人自己去思想。也许就因为如此，帕斯卡尔也从不想去建立一个哲学体系吧？
帕斯卡尔横跨哲学、科学、文学、宗教几大领域，是十七世纪的思想伟人之一。他在当时有一定影响，至今仍被作为“活的”哲学家而被不断“重新发现”。帕斯卡尔对理性的批判，成为康德批判哲学的先驱；他对人生的思索深深打动了现代西方哲学家们，尤其是存在主义哲学家，也许他们生活的时代使他们更容易感受到帕斯卡尔描述的那种人生的无助和悲苦；他对人的研究成为舍勒的哲学人类学的思想来源之一。最近，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中译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它使我们有幸听这位前代巨人娓娓谈心，并且使我们见识了一种我们还见识不多的谈哲学的方式。老翻译家何兆武先生优美流畅的译笔，使我们更容易理解和欣赏这部世界名著。书后附的帕斯卡尔生平和著作年表，对有志深入研究帕斯卡尔思想的人也大有帮助。当然，无庸讳言，作为一个十七世纪的思想家，帕斯卡尔的思想有着时代和个人的局限。《思想录》里一些精辟的见解、华美的词句，也许会在我们心里唤起深沉的回响，也许会在我们的感情上引起强烈的共鸣，然而，荒谬和错误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思想录》，〔法〕帕斯卡尔著，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五年十一月第一版。）
来源：《读书》1986年07期 陈宣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