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不是无情物。法律的制定离不开对人情人伦的考察，法律的适用也不得不顾及正常人的情感体验。早在中国古代，判案者就很是讲究“巧”和“妙”。在唐朝，进士授职必察身、言、书、判，即要求相貌端正、辞章条理、善书以及判文精妙。宋、明各朝，考选官吏，均试书判。故古人的判词在法条、情理之外，还十分讲究文辞。脍炙人口的妙判一出，往往传诵天下。
尹谷，未知何许人也。其有妙判载《刀笔精华》：崇阳某园产名花，其种特异，人不能得。……故乘夜分窃者甚众。园主盛怒，一夜静侦之，获一书生。县令讯其事，笑曰：“秀才不折蟾桂，而偷园花耶？将有以解之，无责，否则当如律。”书生也颇为有才，甫以诗自嘲：“为慕东家艳，深宵逾竹笆。聊伸攀桂手，先试小园花。移玉因偿爱，怜香岂狭邪？偷葩原戏事，不比搂邻娃。”谷释生，笑判曰：“关得满园之春色，焉知一枝已出墙。阻游人之傲徘，任蝶蜂之闹扰，于物何厚？于人何薄？致望梅止渴，睹垣内而兴嗟；使折节徇花，变秀才为宵小。不折蟾宫之桂，聊偷邻院之花。越过竹笆，焉知入法网？丢却书馆，竟尔效穿窬。深宵被获，精皮肤，焉禁捧抽？县令怜才，试诗题，欣读佳句。故从宽原宥，尔初犯，宜罚其三年之读，再折蟾华。并公彼一园之花，许人游赏，是判。”判词精妙在理，园主只得服判。
裁判的过程并不是机械地适用冰冷的法律，而是天理国法人情的统一与运用，最终形成的裁判文书也不是呆板的宣读结果，而是通过对法律的解释来向当事人讲述生活中的基本道理。判决书是公正司法与法院文明之载体；判决书的是否说理，则是判决书是否具有公信力和权威性的根本特征。《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作者宋冰认为，“司法判决的任务……使公众满意。法院说的以及它怎样说的同法院的判决结果一样重要。”
让我们来看看《醒世恒言》里“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判词：“弟代姊嫁，故伴嫂眠。爱女爱子，情在理中。一雌一雄，变出意外。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适获其偶。孙氏子因姊而得归，搂处子不用逾墙；刘氏女因嫂而得夫，怀吉士初非衒玉。相悦为婚，礼以义起。所厚者薄，事可权宜。使徐雅别婿裴九之儿，许裴政改娶孙郎之配。夺人妇人亦夺其妇，两家恩怨，总息风波。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三对夫妻，各谐鱼水。人虽兑换，十六两原只一斤；亲是交门，五百年决非错配。以爱及爱，伊父母自作冰人；非亲是亲，我官府权为月老。已经明断，各赴良期。”判词既有文采，又富有情趣，妙不可言。难怪冯梦龙说乔太守“锦被一床遮尽丑，乔公不枉叫青天”。
内乡县衙是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县衙，它的二堂屏门上挂一横匾，上写“天理、国法、人情”六个大字，遒劲有力，凝重浑朴。这幅横匾不但指明了中国古代司法的运作原则，在今天也依然闪耀着中国人的司法智慧，是司法者应当牢记的铭训。天理无形，但存乎每个人心中。老百姓打官司，打的就是一个“情”和“理”，如果法官的眼里只有法而没有情理，能案结事了吗？恐怕非但不能案结事了，还会激化矛盾。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谷岳说：“法官要设身处地地站在普通人的角度审案，公正司法并不妨碍对特殊人和事情表示同情，司法的首要任务是维护正义，碰到极端可悲之事，碰到极端违背正义的情况，流露出同情是自然的。”而一份好的判决文书，也一定是遵守法律、符合道义、体恤民情的论法说理的产物。
来源：《检察日报》2019-03-15 刘英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