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篇》作为《孙子兵法》十三篇的首篇，在全书中起着提纲挈领、总揽全局的关键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孙子兵学思想的高度浓缩和精辟概括。
一 战争的筹划理论
用兵打仗先要算计，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一类是占卜算卦、装神弄鬼的巫觋祝史，他们的算法最原始，但却最神秘，即通过灼烧乌龟壳或者排列蓍草的方法，预测战争的吉凶，揣度胜负的归属。《史记·龟策列传》称它是“灼龟观兆，变化不穷”，“卜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此外，星占、五行占、梦占、六壬、遁甲、太乙等等，也是这一类算法中的节杈旁枝，支派衍流。这种算法通常叫作“卜筮”，主要流行于夏、商、西周时期，显然是古代宗教迷信观念在军事预测领域的反映。先秦时期这类算法曾风靡千百年，秦汉之后虽然风头不如以前强劲，但是在打仗的指挥官那里还是很有市场的，只要看看“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汉书·艺文志·兵书略》）的“兵阴阳家”俨然成为兵学四大宗派之一；《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亦人亦神；《水浒传》中的公孙胜撒豆为兵，以及李淳风、袁天罡、刘伯温等人的神奇莫测，便可知用“卜筮”方法算计战争前景对于古人们说，有如“芝麻开门”的魔咒一样，始终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儒家有关战争成败的算法最富道德正义感，但同时也最为天真滑稽。在文圣人孔子和他的接班人“亚圣”孟子看来，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是道义，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归之。以天下之所归，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之”。而道义的核心，是民心向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惜的是，儒家算计战争的方法属于一厢情愿，历史上没有用空洞的道德仁义打赢战争的事例。那位憨态可掬的宋襄公曾经想这么玩上一把，结果没有玩成倒先把性命赔上了。
法家的算法同儒家正好相反，最注重力量、最迷信暴力。它关于战争胜负的计算公式是，谁农业搞得好，谁就能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有了强大的军队，加上用严刑峻法约束将士，用钱财官爵鼓励将士，那么就没有打不败的敌人，没有攻不下的城池，没有征服不了的国家。法家算法的致命伤在于它太单纯迷信军事实力了，而忽略了制约战争的其他要素，如民心背向、政治教化等等。所以也许能暂时得逞于天下，“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李白《古风》其三），但往往因其后患过多而无法长久维系，免不了“一夫作难而七庙坠，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贾谊《过秦论》）。从根本的战略利益衡量，法家有关战争胜负的算法同样存在着问题。
孙子的算法与上面所说的各家算法都有不同。作为兵家的真正创始人和代表者（姜太公虽被后人尊奉为兵家“本谋”，但他有实践而无理论体系传世，只能算作是兵家之先驱），孙子的思想最能体现中国人文传统中的理性精神：不懂兵道，不会打仗，那么“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家就会杀上门来欺负你，生命财产难以保全，政权社稷危若累卵。但是，打仗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既不轻松，也不愉快，它意味着鲜血的滚滚流淌、财富的灰飞烟灭，所以孙子要提出一个既能正视战争现实、又能减轻战争灾难的战略预测方案，它不同于巫史神祝的热衷猜谜，也不同于法家之流的迷信暴力，更不同于老子、孔子的空谈道德。有的只是最普通、最平凡却又最实用、最高明的计算公式。
这个计算公式就是所谓的“五事七计”。具体地讲，就是从五个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要素着眼，通过七个方面的具体比较，对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优劣做出正确的评估，在此基础上对战争的可能性结果做出比较合乎实际的预测，并据此制定好自己这一方的战略决策，这叫作“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
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要素，孙子概括为道、天、地、将、法。“道”是政治条件，就是国内政治清明，上下和谐。“天”与“地”，都是讲战争的自然环境，要拥有有利的天时、地理条件，把握住战场的主动权。“将”，讲的是军队的统帅，正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置将不慎，一败涂地”。至于“法”，同样十分重要，合理的编制，得当的协调，有力的保障，适宜的赏罚，是任何军队从事军事活动过程中须臾不可缺少的环节。在这个意义上，三国时期大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才这么说：“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诸葛亮集·兵要》，中华书局，1960）
近代普鲁士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其不朽著作《战争论》中，曾把“决定战斗的运用的战略要素”，区分为“精神要素、物质要素、数学要素、地理要素和统计要素”（[德]克劳塞维茨著、军事科学院译《战争论》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8，185-186页）。孙子的“五事”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克氏所列举的战略诸要素，进入了宏观的大战略思维层次，树立了全局意识，这一点足以说明他的战前预测和运筹是高于一般军事家的。美国著名战略学家柯林斯说，大战略是在各种情况下运用国家力量的一门艺术和科学，如果单凭武力那将是十分愚蠢的。只有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外交、社会全方位配合起来，才能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孙子的“五事”衡量法，说到底就是一门正确运用“国家力量”的艺术和科学，立足于军事，又不局限于军事，而是讲道、天、地、将、法等综合因素，是综合能力的一种凝聚和归纳。这作为真正的高明算法，印证了一条普遍的战略原则：“不足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因为全局能决定局部的成功与得失，而局部的成败或得失有时并不能对全局起决定性影响。孙子“五事”的奥秘正在于用全局观来参与战争的残酷游戏。
如果说“五事”的重心在于战前全面了解敌我双方的基本战略要素，那么，孙子讲“七计”的宗旨则在于对这些战略要素的优劣进行仔细周密的考察比较，“较之以计而索其情”。看一看究竟哪一方君主政治清明？哪一方将帅素质更优秀、更有才能？哪一方拥有天时地利条件？哪一方法令能够贯彻执行？哪一方武器装备坚利精良？哪一方士卒训练有素、骁勇善战？哪一方赏罚令行禁止、公正严明？正确估量敌我双方的态势，在此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判断，制定正确的作战方案。
二 战略决策的战例
从历史上的战争实践来看，孙子“五事七计”——预见胜负的战略运筹思想，的确是定谋决策、用兵打仗的客观基础，就像唐代杜牧所说：“孙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几千载，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相抵当，犹印圈模刻，一无差跌。”（杜牧《注孙子·序》）乃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军事规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思想体系。这可以举出无数个具体战略决策的例子来说明问题。
1.韩信的“汉中对”。
楚汉战争爆发前夕，僻处汉中、巴蜀一隅的刘邦处于战略上的劣势地位，韩信给他送来著名的“汉中对”。在“汉中对”中，韩信为刘邦全面算计了军事斗争的得失前景，透彻分析了楚汉双方的战略态势。韩信指出，项羽虽然“勇悍仁强”，但他的“勇”乃是只知道冲冲杀杀的匹夫之勇，他的“仁”乃是婆婆妈妈的“妇人之仁”，他的“强”乃是没有根基、单凭暴力的“强”，即所谓“百姓不附，特劫于威，强服也”。总而言之，项羽的强大只不过是表面上的现象，骨子里其实虚弱得很，迟早要走向反面。反观刘邦，只要能反项羽之道而行之，任用天下的英雄豪杰，厚待重赏功臣宿将，利用麾下汉军将士渴望东归故土的心理，并凭借政治上“除秦苛法，与民约法三章”，得到广大民众拥戴的优势，就可以平定关中地区，占据战略重地，进而逐鹿中原，得志于天下。韩信的计算和建议非常正确，刘邦遂采纳韩信之策，“部署众将之所击”，“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举攻占关中，并经过前后数年的征战，转弱为强，最终大破楚军于垓下，迫使项羽自刎于乌江之畔，夺取了楚汉战争的胜利。由此可见，孙子“多算胜，少算不胜”的论断，确实是至理名言。
2.曹操抗击袁绍的官渡之战的战略决策。
东汉末年，在黄河南北的广大地区逐渐形成了袁绍、曹操两大军事集团。两雄不能并立，双方的决战宛如箭在弦上，势所必行。到了汉献帝建安四年（199）左右，袁绍已经基本占据了黄河以北的全部地区，拥兵数十万，麾下谋士成群，猛将如云，处于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有利战略地位。他踌躇满志，集结起冀、并、幽、青诸州十万精兵，计划实施南下进攻曹操大本营——许昌的方案，以实现其吞并中原的目的。这一消息传到许昌，曹操不敢怠慢，马上召集部将商议。曹操一针见血指出袁绍一方的致命弱点：袁绍志大而缺乏智谋，色厉而胆略不足，猜忌而没有威望，兵多而不善指挥，将骄而各存私心。谋士荀彧也指出：袁绍兵员虽多但不整治，谋士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武将审配专而无谋，逢纪刚而自用，这些人势不相容，必生内变。大将颜良、文丑，匹夫之勇，可以一战而擒杀。
曹操和他的部属们从双方主帅、将领、政策、武器装备、士兵素质、组织纪律以至赏罚等各个方面做了详尽的对比分析后，一致预测出这样的结论：整个形势有利于自己一方而不利于对手袁绍。在此基础上，曹操果断做出决定：集中兵力，抗击袁绍来势汹汹的进攻。在战争过程中，曹操根据既定的战略决策，灵活主动地打击敌人，通过乌巢烧粮的奇招，一举掌握作战的主动权。最终，取得胜利，进而统一了北方中原地区。显而易见，曹操在官渡之战中笑到最后，是他遵循孙子“五事七计”战略预测和运筹思想的精神。
3.苻坚发动淝水之战的战略决策。
383年，前秦天王苻坚自恃兵多将广，不顾群臣阻谏反对，亲率百万大军，在东西长达数千里的战线上，水陆并进，声言要“投鞭断流”，企图一举吞并东晋，混同天下，然而却最终在淝水一带（今安徽境内）同东晋军队的决战中全面失败。这一结局的出现，固然有苻坚战役指挥不当的因素，但归根结底，最重要的原因当是苻坚本人在战前筹划中主观武断，一意孤行，算法上出现严重失误，没能用孙子“五事七计”的计算方法来算清和掌握敌我情势和预测战争胜负前景。明明是绝大多数臣下反对贸然进攻东晋，可他却偏偏要执意南伐，做一统天下的美梦；明明是内部不稳，士气低落，“兵众”不强，慕容垂等异族部将怀有“他志”，居心叵测，他却偏偏要锐意轻进，企图毕其功于一役；明明不熟悉南方地区的气候条件、地理环境，不知道东晋内部的各种情况，水师力量远不如对手，军队缺乏系统训练，他却偏偏要舍长就短，轻举妄动。这样便深深地埋下了失败的种子，加上具体作战指导上的失误，于是就不可避免要“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上演丧师灭国、自殒其身的悲惨一幕了。这也恰好从反面证实了孙子“五事七计”运算战争方法的高明卓越，表明对它的违背，必然会受到战争之神的应有惩罚。
三 诡道之术
常言道，良好的开始只是成功的一半，“算计”精明，“算计”正确，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创造了可能性。然而可能性毕竟不等同于现实性，要使它真正转化为现实性，就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运用一切有用的方法，来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这个方法，就是孙子所说的“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说白了，便是“骗”，孙子把它称作为“诡道”。
“诡道”，顾名思义，便是“诡诈之道”。这里，“诡”指的是手段运用的特色：诡秘神奇，变幻莫测，杀敌于无形之中。至于“诈”，指的是手段运用的性质：骗招迭出，诈敌唬人，用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尽可能大的胜利。
高明的骗术在于能做到变化多端，花样翻新，即《司马法》所说的“无复先术”，否则一旦形成固定的模式，便容易为对手所识破，会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孙子使诈的基本原则：“兵者，诡道也。”所谓的“诡道十二法”是：明明要打你却装出不想打的模样，明明能够打却装出不能打的姿态；要从远处打却装出会从近处打，要从近处动手却装出会从远处下手……不一而足，总之是要实施全方位、多层次的军事欺骗，以假象迷惑对手，从而牢牢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孙子认为用兵打仗所追求的成功就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便是要在敌人没有防备处发动进攻，在敌人意料不到时采取行动。可是要真正理解和掌握其中的精髓奥秘却并不容易，“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在战场上得心应手、出神入化地施展诡道，赢得胜利，就必须自己亲身去实践。
孙子的“诡道十二法”几乎条条都可以找到具体的战例验证。这正是它们之所以为后人所高度推重的军事欺骗方法的缘由所在。汉高祖刘邦当年之所以有平城之围，就是由于匈奴冒顿单于巧妙实施“能而示之不能”策略的结果：冒顿单于面临汉军大举进攻之时，故意派遣一些老弱士兵在前线做无力抵抗，让刘邦误以为匈奴军队实力不过尔尔，遂轻意冒进，不知不觉中进入对方预设的伏击圈中，被重重包围于平城白登山，差一点全军覆没。幸亏陈平想出一条计策，贿赂冒顿单于夫人阏于，才侥幸摆脱围困，狼狈退回长安。三国时期吕蒙之所以能白衣渡江，从蜀汉大将关羽的手中夺回战略要地荆州，也是他高明运用“用而示之不用”之计的产物。原先为抗曹而形成的孙、刘联盟，随着战后利益分割上的矛盾与冲突，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裂痕，并无可挽回地一步步走向瓦解。这中间的关键，就是荆州的归属。刘备方面是久“借”不还，坚决赖账；东吴方面则是志在必得，寸土不让，冲突斗争的结果只能是彼此翻脸、大打出手。为了夺回荆州，东吴军事统帅吕蒙想出一招：自己称病告退，让年轻将领陆逊替代。陆逊上任后故意写信给关羽，称说自己少不更事，还请前辈多多指教，用卑辞屈己之法麻痹了关羽，使他放心地统率大军去和曹军争夺襄樊，造成荆州防备空虚。此计得逞后，吕蒙即遣发主力迅速开进，攻陷荆州，并趁关羽慌忙回师之际实施伏击，一举尽歼号称“万人敌”的关羽主力。这的确是明明要打却装作不想打的典范战例。
结语
“兵之变化，固非一道”，因敌变化，随机制敌，永远是高明的战争指导者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倘若不懂这一层道理，不遵循这一条原则，那么即便是遍读天下兵书，也终究是纸上谈兵，胶柱鼓瑟，隔靴搔痒，到头来难免夸夸其谈，一事无成。运用孙子“诡道十二法”的奥秘也是一样。战争中离不开军事欺骗的道理也许人人都懂，“兵者诡道”的原则，只要是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否认，然而，有的人成功，有的人失败，问题就在于骗术掌握与运用的高明与否。这种高明属于“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应该是“得鱼忘筌”“得意忘言”，而不能用言辞来状摹、来说明，所谓“上骗不言骗”。不过总的精神或许可以着眼于：第一，不能重复，切忌依样画葫芦，所谓“一之为甚，其可再乎”。第二，新奇怪诞，防不胜防，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第三，顺藤摸瓜，请君入瓮，所谓“将欲夺之，必固予之”。第四，逆向思维，反常为常，所谓“出乎意表，合乎其理”。按上述四个思路去设局，去谋策，势必能“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军事欺骗之手段日日翻新，军事欺骗之思维开阖自如。
由于孙子“诡道十二法”的作战指导思想符合战争活动的内在规律，在实战实践中一再获得验证，因此为后世兵家奉为圭臬，备受青睐。他们沿着孙子开辟的道路前进，进而从各方面深化了“诡道十二法”的思想。这中间来历不明的《三十六计》可谓是集“诡道”也即战略欺骗的大成之作。这部民国年间才出现于书摊、但有可能是明末清初成书的兵书，从头到尾谈的就是一个“骗”字。它招招阴损，计计险恶，目的都围绕一个中心，怎样引诱敌人上当受骗，而自己则趁此机会一招制敌。这只要看看它的计策名目便可以一目了然了，什么“瞒天过海”“声东击西”“无中生有”“笑里藏刀”“李代桃僵”；什么“欲擒故纵”“抛砖引玉”“浑水摸鱼”“偷梁换柱”“假痴不颠”“上屋抽梯”，统统都是欺骗敌人的高招，夺取胜利的窍门。然而，“诡道”毕竟是作为“道德”的对立面出现的，一味推重“诡道”也有一定的副作用，尤其是将它不分青红皂白推广到非军事领域时，必定会导致君子稀少、小人成堆、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恐怖局面。
来源：《文史知识》2018年04期 黄朴民；赵立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