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若读诗词，则不可不读苏轼，但大多人对其印象之刻板浅薄竟至于一谈及苏轼，似就不得不提“豪放”二字，眼前亦浮现两三关西大汉，手执铁板，高唱“大江东去”，一如多数人心目中的李白永远是丰神俊逸佳公子，而杜甫则总是忧世伤生苦心人。
“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一句，自古洎今，愈来愈像苏轼文风的一道判词，当年苏轼听闻为之绝倒，可倘若苏轼泉下有知，得闻今人多只知其豪放，却绝少有人了解其豪放背后的低徊缱绻、细密情思，恐怕也只能强颜为笑罢。
当然，这种刻板印象的形成与苏轼自己在豪放词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分不开的，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里有这么一句评价，“李白以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豪放’”。此处的“豪放”并非是“发酒疯似的胡闹乱嚷”，而是“从心所欲，不逾矩”——行文如潺湲流云，自在活泼，绝少滞涩；但行止合度，收放自如，亦不过分。
苏轼的文是好懂的——他的字里行间既不需要掩饰什么，亦没有宣泄什么，一切都只是恰到好处，然而苏轼这个人，却并不好懂。
岁月如流，时如隙驷，人生骎骎然已过去二十载，求学则只不过十余年，东坡诗词却已读过不少，“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遥思苏公当年身影，只觉其人尚缺一柄佩剑——一袭蓑衣，泠风冷雨，腾蹑烟霞，快意平生，有此心境，苏公足可为侠，又怎能没有自己的佩剑呢？如今回头望去，却禁不住要问：苏轼他真的能成为侠吗？
苏轼的《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这样写道：
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初读时不免会惊叹于苏轼这种清静悠远、飘然若神的生活氛围，清晨便携同友人，迎着斜风细雨徐徐漫步，岸边稀疏而栽的柳树被笼罩在空濛的烟霭之中，浅深隐映；二人在山间取泉而茗，佐之以山肴野蔌，更是别有一番风味，颇具“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意趣。
但这些只是表面，其实无论是乘风雨出走，还是于山间品茗尝鲜，都只不过是苏轼生活的一个侧面，并不是他的全部。
“人间有味是清欢”，才是苏轼真正的人生哲学。
人间有味曰酸甜苦辣，人生有路总起起伏伏，或一帆风顺，或蹭蹬蹉跎。“春风得意马蹄疾”，学有所成，金榜题名，自当喜不自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生活闲适，远别尘嚣，烦忧也随风而去，可奈何命数难定，“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是非成败、喜怒哀乐，壑舟易远，即便是沧海桑田亦不过须臾之间，清欢又从何而来呢？
的确，人生若未经浮沉，仅凭臆想，是很难体会到苏轼“清欢”的真谛，它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高兴、喜悦，如果非要给“清欢”下一个定义，我宁愿说，“清欢”就是抱朴守静，经历过一切却能够不怒不喜，不争不怨，而其背后是何等的艰难，何等的凄怆。
“元丰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从泗州刘倩叔游南山”，元丰七年，也就是1084年的12月24日，苏轼与自己泗州的友人刘士彦同游南山，《浣溪沙》词大约作于游山归来之后。
而至于苏轼如何来到泗州还有一段故事——1079年受“乌台诗案”牵连，苏轼被贬黄州，在黄州待了四载有余，1084年苏轼终于得迁汝州，然而旅途劳顿，苏轼在前往汝州的途中痛失幼子，加之盘缠耗尽，只得改道前往常州暂居。只是没有神宗的诏令，苏轼根本不可能久居常州，因此同年十月，苏轼写下《乞常州居住表》，请求宋神宗恩准自己在常州居住。不料，上表投递扬州官府后犹如泥牛入海，毫无回音。苏轼一家在扬州等待近一个月仍无消息，无奈之下一家人只好继续北上抵达泗州。年底苏轼又于泗州作《再上乞常州居住表》，并派专人直接上递神宗。
数月前痛失幼儿，眼下又身滞泗州，困厄无措，身如飘萍不知何去何从，因此苏轼在写作《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一词时，内心的悲怮酸楚是可以想见的。然而，丧子之痛，困窘之悲，在他的词作中，似乎连影子都没有。我们所能看到的，仅仅是一个悠游自得，沉湎于山水之间的文人，仅仅是一个以茶代酒，醉心泉石的酒徒。就苏轼而言，在痛饮人间的苦酒之后仍觉“人间有味是清欢”，而其人生况味，一分洒脱，一分坎壈，一分流离，这份心境来之何易？
在元丰七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时序早已进入冬天，苏轼携友晨游，雨冷风寒，但仍无法扫却苏轼游山的兴致；“雪沫乳花”非煎茶不可得，而其滋味之醇厚馥郁又绝非草草泡出来、煮出来的茶可以比拟，但煎茶工序之繁复亦远胜过泡茶、煮茶。茶圣陆羽在《茶经》中记录过煎茶的步骤，“初沸则水合量，调之以盐味，谓弃其啜余，无乃而钟其一味乎？第二沸出水一瓢，以竹筴环激汤心，则量末当中心”，若品茗者只须燕坐静等，尚可忍受，倘若品茗者自己亦是煎茶人，则非得有大耐心不可；“蓼茸蒿笋”，永远是看别人写的、画的，觉得滋味甚美，实际吃到嘴里不过尔尔。试想苏轼二人在山间相对而坐，垛土灶煎茶，身边摆几样新采的野菜，山野间草创的筵席，粗配的春盘，此番景象绝不使人欣羡。至少在旁人眼里，天气之寒冷、煎茶工序之繁琐、林隈间肴馔之朴素粗陋，颇有些苦中作乐的意味。
因为此时苏轼的内心已经够痛了——年幼的儿子在颠沛流离中早夭，那小小的人儿是自己的骨肉，自己却没有丝毫的办法挽救他的生命，苏轼怎能不痛？一家人跟随自己四处迁徙，居无定所，此时更是困于泗州城中，举目四望，何处是归途，何方有出路？苏轼怎能不痛？那个曾经弱冠之年便名动京师的青年才子，如今已将至天命之年，为官二十余载，政绩斐然，倏然回首，自己竟是如今这番凄凉境遇，苏轼怎能不痛？所以哪里有所谓“清欢”，不过是一遍又一遍地将痛苦反刍，痛定思痛过后，将其深深瘗藏。苏轼一生不能得意，但即便是被贬谪于儋州（今海南）这样的僻远之地，他似乎仍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明人陆树声的《清暑笔谈》有载：“东坡在海南，食蠔而美，贻书叔党曰：无令中朝士大夫知，恐争谋南徙，以分此味。”苏轼的坦然、达观泰半出于他的清欢之思，很有些泰戈尔的“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的意思，只不过苏轼自己很少歌咏这个世界，大多数时候，他都显出一种超乎理性的平静，他只是在过自己的生活，至多在人生的某些时候，他或许希望过的更好一些；但生活本身并不好，甚至于他而言，有些残酷。
苏轼注定是成不了侠的。
任徐州知州，大水围城，苏轼带头修筑长堤，百姓赖此得活。
任杭州知州，突发瘟疫，苏轼拿出自己的禄金赈济灾民，当地百姓世代感其恩德。
被贬儋州，暮年的苏轼于荒土之上筚路蓝缕，开办学堂，教化百姓，儋州自此开始摆脱蒙昧。
他做了一名侠者应该做的事情，但却终究无法成侠。
早年间苏轼在《约公择饮是日大风》中还能写下“要当啖公八百里，豪气一洗儒生酸”，但当其晚年，也只能不无悲凉地写下“而今太守老且寒，侠气不洗儒生酸。”（苏轼《答范祖禹》）
所谓侠，可以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亦可以是“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侠者，可以隐于市朝，深藏功名，自然也可以鲜衣怒马，名动天下，但唯有一点，侠者，快意恩仇，悲哭怒骂，从不压抑自己的情绪。可苏轼恰恰无法做到这一点。
他始终竭力保持平和的心态面对这个世界，梦见亡妻他“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仕途不顺胸中本该意难平，苏轼反而“搔首赋归欤”，只觉“功名懒更疏”；前往密州赴任告别朋友，苏轼安慰道，“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看上去豪情万丈，文辞背后掩饰着多少凄怆，何时何日功成名就呢？苏轼他自己也不知道，“醉笑三万场”的再聚首自然也就遥遥无期；世界没有那么好，但既没有希望亦没有绝望，一切看淡后“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杨绛先生早年间写过一篇名为《隐身衣》的散文，隐身衣这种仙家法宝一旦穿上身，便可以掩饰行踪，遁形于天地之间，无人能够感知到你的存在，凡间亦有隐身衣，而这种隐身衣的料子是卑微。因身处卑微，人家就视而不见，见而无睹。汲汲于功名，营营于仕进的人绝对无法忍受他人的无视，因而就急于摆脱这种隐身衣，对他们而言，哪怕是“皇帝的新装”也比隐身衣来得实惠。
但是对于苏轼来说，是希望披上隐身衣的。正如杨绛所说的，苏轼所追求的那种“卑微”和自轻自贱、自降身价的“卑微”是截然不同的。苏轼的“卑微”是一双冷眼，他饱受着世间的炎凉疾苦，仍在用平和冷静的目光审视着世态人情的真相，既得无喜，已失无悲，人间有味，自得清欢。
无论喧闹的市廛还是幽阒的山林，无论斜风细雨还是淡烟疏柳，无论酽茶春盘还是美酒珍馐，于他而言，都不过是披于身上的隐身衣，所以苏轼写“万人如海一身藏”，喜而不乐，哀而不怨，悲而不泣，怒而不发，而在这一层层的隐身衣下面，在苏轼乐观、豪放的面具下面，在苏轼诗词的最深处，隐藏着一个真实的灵魂——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饮酒酣歌，洞箫声倚歌而和，凄清萧屑，怆悢兴悲，苏子愀然。细细想来，真实的灵魂也必然是痛苦的灵魂罢。
来源：《散文百家(理论)》2020年第05期 顾子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