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他的生活环境和时代背景不同于他的好友李白。杜甫生活在一个国力衰弱，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时代。这样的社会环境造就了杜甫这样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出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忠君爱国的奉献精神一直影响着后代的文人墨客。他写的“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春望》等传世名作都深刻地体现出他作为一名儒士的经世济民的态度。他不朽的一生都始终在践行忠君与爱国忧民的意愿，即使是自己穷困潦倒，垂垂老矣，也没有阻挡他那颗为国为民的心。
传统的儒家观点认为，“忠君即是爱国，儒家最高境界就体现在对国家、对天下的统一与安定的关注上。杜甫显然做到了这一点，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就有鲜明的体现，唐玄宗天宝十四年(七五五年)冬十一月，他由长安赴奉先，探望寄居在那里的家属。“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他把唐玄宗比作尧舜，希望自己能置身朝列，加以匡辅，使之成为尧舜一样贤明的君主。在朝廷中，虽然不缺乏人才，但依然有报效国家的想法。他对国家的责任是出于本性，绝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不管在朝局稳定的背景下，还是在动荡不安的危机时代中，他一直在忠君和忧民的道路上行走着，从未停歇。在至德二年(757年)四月，杜甫逃离长安，到达肃宗行在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就是他历经艰险困苦来到朝廷的正式写照。他在兵荒马乱的情况下，竟抛下妻小，只身赴国难，投奔新即位的肃宗，这种行动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就是爱国的行为。在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忠君不仅和爱国爱民不矛盾，相反倒成为爱国爱民的一种标志，具有积极的作用。他一直在作品中客观地记述时代的真实。强烈的政治性和炽热的忧国忧民感情，正是杜甫诗歌的独特表现。
杜甫生于官宦之家、书香门第，杜甫常引以为自豪，他曾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他始终把“奉儒”和写诗当作自己所追求的事业，在家族传统的影响下，逐渐就形成了他忠君恋阙，忧国忧民的思想。杜甫的大多数诗篇是安史之乱背景下的产物，在这样一个动乱不堪，水深火热的时代，百姓流离失所，杜甫看到此情此景，也写下了许多反映这个时代的诗篇，比如“三别”。《石壕吏》中就鲜明地反映出安史之乱带给底层人民的不幸。“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战争给百姓造成的苦难在杜甫笔下真实地描写出来，这对老夫妻的三个儿子都因这场动乱而被迫入伍，戍守城池，家人的分离就已经让人思念不已，谁知又得知自己儿子的战死的消息，真的是雪上加霜。后来老妪请去前线，只为保护老夫的性命。“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这样的结果让人同情，也让人痛恨那个动乱的时代，杜甫虽然阻止不了酷吏的蛮恨征兵行为，但在其笔下却真实描写出了那个时代的黑暗，以及作者深切的同情和悲伤。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在其诗篇中一直存在，杜甫称得的上是一位关怀天下黎民苍生的儒士，让人肃然起敬。
再如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上元二年(761)的春天，杜甫求亲告友，在成都浣花溪边盖起了一座茅屋，总算有了一个栖身之所。然而到了八月，大风破屋，大雨又接踵而至。诗人长夜难眠，感慨万千，写下了这篇脍炙人口的诗篇。诗人从切身体验推己及人，以天下之忧为忧，渴望拥有广厦千万间，来为天下贫寒之士解除痛苦，甚至想以个人的牺牲来换取天下寒士的欢颜。这样的关怀黎庶，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也是极少的，杜甫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文人。他把自己的生命和百姓的生存状况紧密联系，不愧于是一个时代的号手，他以儒家的仁爱之心去同情受苦受难的人，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践行忠君爱国，以极大的勇气和意志去仁民爱物。
杜甫一生经历种种不幸，在自己最艰难困苦的时刻，他做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社会现实中，他上下求索，呼唤着世人心中的善念，用他的诗篇诗句激起一切善良人的体验与共鸣。用他的诗句揭示出人人皆有的仁爱精神，并传达后世的读者，用以培植人的善根，使人之灵魂得到升华。诗人杜甫系念国家安危、同情生民疾苦的忧国忧民情怀，正是我们后人应该继承并加以发扬光大的可贵品质。
来源：《青年文学家》2020年第11期 翟羽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