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1009—1066年），字明允，自号老泉，北宋眉山眉州（今四川眉山）人，与其二子苏轼、苏辙并称“三苏”，共同跻身于举世闻名的“唐宋八大家”之列。苏洵的声名虽然没有两个儿子响亮，在同时代的文学巨擘中也相对低调，但他无疑是非常独特且传奇的一员，对北宋乃至中国文学史的贡献及影响更是不容小觑。
屡试不中
苏洵是中国历史上大器晚成的典范。与两个儿子不同，他的成功之路走得并不顺畅。尽管他也抱负远大、有志于功名，但却终其一生屡试不中、仕途不显，在唐宋八大家中唯一没有科举功名、成名最晚、官位最低。在今天看来，这种经历更能凸显苏洵的独特与传奇之处，但就他个人而言，个中心酸与无奈恐怕不足为外人道也。
苏洵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文化盛世。宋王朝奉行“崇文抑武”的国策，为文人搭建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舞台，文人群体迎来了一展才华的黄金时代。苏洵祖上虽然“三世皆不显”，但到了他这一辈，两位兄长苏澹、苏涣先后考取进士，苏家由此扬眉吐气、荣耀乡里。因此，青年时代的苏洵被考取功名、读书做官的浓厚氛围所包围。有如此优良的家族基因，苏洵自然也不差。他自小天资聪颖、辩智过人，但同时也天性豪迈、不拘小节。青少年时代热衷于游山玩水，对于读书应试之事不甚上心。家中还有慈父贤妻，早年的苏洵悠游自在，没有什么生活压力。直到27岁，家庭变故及生活压力使他幡然醒悟，自此谢绝往日交游的朋友，立志发奋苦读。
就一般人而言，27岁还未学有所成，大都没有心思继续学业。但苏洵却是志气非凡、颇为自信的，即便不再年轻，却坚信自己有能力做出一番成绩。苏洵最初的求学目标自然是为应试科举、考取功名。尽管他向来对声律、句读之学缺少兴趣，但为考试也不得不耐住性子刻苦学习。他的发奋程度是出了名的，“认墨为糖”这一趣闻便是由他而来。
苏洵第一次参加进士考试是在天圣五年（1027年），遗憾未及第。景祐四年（1037年），29岁的苏洵赴京应考进士，却再次名落孙山。次年又举茂才异等不中。这对自信满满的苏洵来说肯定是不小的打击，“悠悠故乡夜，中夜成惨然”，是他返乡途中失落苦闷的真实写照。但意志坚定的苏洵并未就此放弃，其妻程夫人也一如既往地表示支持与鼓励。经过数年苦读，庆历五年（1045年），37岁的苏洵举制策再次入京。尽管数年来苏洵的文章大有精进，也得到了石昌言等人的称赞，却仍旧不合考官的胃口。苏洵再次遭受不中的打击。十数年的寒窗苦读，却三番五次屡试不中，理想中的功名遥不可及，这对古代“唯有读书高”的文人来说是莫大的失败，这种失意几乎贯穿了苏洵的一生。尽管苏洵后来与自己的两个儿子名动京师，但由于君主专制制度窒息人才，朝廷高官往往“知其才而不能用”，他提出的中肯建议并不为最高统治者重视，其真才实学也最终无用武之地。晚年时期，经韩琦推荐，苏洵终于得官，却只是秘书省校书郎、霸州文安县主簿这样的小官，他对此自然是无奈和不满的。令人遗憾的是，壮志未酬的苏洵几年后便卧床不起，58岁便与世长辞，引起了朝廷上下很大震动，天下有识之士无不为之惋惜。
教子有方
就个人仕途而言，苏洵无疑是不幸和失败的。但在教育子女方面，苏洵却堪称成功的典范。“三苏”父子名扬天下，是宋代乃至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著名文人家族。相较于苏轼、苏辙两个儿子，苏洵在世人心目中的知名度要低很多。但实际上，苏轼兄弟的成功，与苏洵的悉心培养密不可分。
苏轼兄弟的名字不是简单得来的，苏洵在《名二子说》中记载了他为两个儿子命名的缘由及其中深意。“轼”是车厢前面扶手显眼的横木，“辙”是马车行走留下的印迹，这两样东西看似无关紧要但实际不可或缺。苏洵以此为两个儿子命名，是希望他们长大后都能有所作为。基于对两个儿子性格的了解，苏洵为长子取名苏轼，意在告诫他要注意外在行为的修饰，克制锋芒毕露的个性，防止招致祸端。次子性格稳重，苏洵为他取名苏辙，希望他甘心做一个有用而无功的人，一生无功无过却能平安和乐。从取名这一点，便可看出苏洵的舐犊情深和对两个儿子的殷切期盼。
苏洵自己是吃了“少不好学”的亏的，因此不希望两个儿子步他的后尘，决心从小精心栽培苏轼兄弟。但苏轼兄弟从小调皮贪玩，任凭苏洵怎么说教都没用。苏洵便采取了一个特殊方法，即在两个儿子玩耍时故意在一旁偷偷看书，等两个儿子好奇探头过来时，他便神秘地把书“藏”起来。这一招果然奏效，两个儿子被激发出强烈的好奇心，常常趁父亲不在，“偷”出书来认真地看。苏洵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成功地培养了苏轼、苏辙的读书热情，让他俩受益终身。
苏洵因为科考及游学常年在外，幸好有程夫人在家料理一切。程夫人出身书香世家，知书达理，贤惠聪敏，不是一个寻常女子。她不仅全力支持苏洵读书求学，努力将苏家经营成当地有名的富户，还在苏洵游学时亲自给苏轼兄弟教授诗书典籍，避免他俩因疏于管教而荒废学业。更为可贵的是，她还重视品行教育，以身作则教育孩子要以名节自励，对苏轼、苏辙的一生影响深远。如此贤妻良母，为苏洵父子营造了良好的家庭氛围，是“三苏”在文学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
尽管苏洵在屡试不中之后放弃了科考，但他深知在当时的体制下，科考是普通人家唯一的仕进之路。因此，他有意将两个儿子往这一方向培养，努力让两个儿子得到最好的教育。苏洵让两个儿子拜当地有名的道士张易简为师，接受道教的启蒙教育。与此同时，他还紧抓对两个儿子进行家庭教育。虽然苏洵本人并不喜好声律之学，但他要求两个儿子必须认真学习，督促他俩从小打下坚实的文学基础。他还积极引导两个儿子学习古文，鼓励他俩摆脱功利心，在轻松自在的氛围里研习百家经典，博览群书。苏轼、苏辙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耳濡目染，逐渐沉浸在浓厚的学习氛围中。父子三人互相激励、教学相长，日渐取得长足进步。不知不觉间，苏轼兄弟已经长大成人，学有所成。嘉祐元年（1056年）诏礼部贡举，苏洵决定带着两个儿子进京应试。苏洵为此次入京做了充分准备，他在成都拜访了张方平、雷简夫等人，并得到了他们的大力引荐。刚到京城，苏洵更是积极奔走，向翰林学士欧阳修，宰相富弼、文彦博，枢密使韩琦等人写信求见，一方面是为推荐自己的文章，另一方面则是为苏轼、苏辙铺路搭桥。苏轼兄弟既有真才实学，又非常幸运地与欧阳修倡导的古文革新运动相契合。1057年，苏轼、苏辙在欧阳修主持的考试中同科进士及第，名震京师。欧阳修对苏轼兄弟非常赞赏，甚至断言苏轼必将超过自己。在欧阳修等人的大力推崇下，“三苏”的文章很快闻名京城乃至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时后生学者皆尊其贤”。
苏轼、苏辙少年成名，初入文坛、政坛就有如此高的起点，不仅让苏洵甚感欣慰，也成为宋代乃至后世的一段佳话。可以说，正是由于苏洵十几年如一日的严格教育，厚植根基，才能让他俩厚积薄发，一举成名。另一方面，苏轼兄弟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苏洵，为苏洵仕途惨淡的人生增添了一抹与众不同的亮色。
蜚声文坛
在长期游学的经历中，苏洵早已深刻洞察到北宋内政外交的窘迫形势。他对庆历新政充满期待，却亲眼看见新政失败，因此受到极大震动与刺激。屡试不中的个人经历，让他看清了科举制度的严重局限性。苏洵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此不足为学也！”他在年近不惑时决定放弃科举，甚至烧掉了十几年来为应试所写的一百多篇文章，转而“发愤”于学术，开始坚定地走自己的路，由此实现了一生的重大转折。
没有了应试的约束与负担，苏洵的思想真正解放开来。他对艰涩浮艳的时文深为厌恶，开始致力于古文研究。在闭户读书的七八年时间里，他自由广泛地阅读六经百家之说，考究古今治乱得失、圣贤穷达出处之际，日益领悟到其中精粹。他还坚持绝笔不为文辞达五六年，在日积月累的钻研中不断沉淀、打磨自己，等到“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之时，才开始着笔写文章。经过这样一个阶段，苏洵真正实现了升华与嬗变，他的思维能力及精神境界有了质的飞跃，最终达到了豁然开朗，“下笔顷刻千言”的境界。他为人称道的传世佳作，基本都是在这之后完成的。
苏洵在散文、诗作、谱学方面都有所成就，尤以散文方面成就最高，个人风格最为鲜明。他摆脱了科举应试的功利心，提倡文章要“得乎吾心”而作，主张写“胸中之言”，因此达到了难得的“自然成文”的效果。他深受古文影响，在模仿古人的基础上寻求突破创新，文章无所藻饰、词语质朴、简切洒脱，与当时文坛求深务奇的不正之风形成了鲜明对比，与文坛领袖欧阳修倡导的古文革新运动不谋而合。他还注重说理、擅长议论，具有非常高超的论辩技巧，文章呈现出辞辩闳伟、纵横恣肆、气势磅礴的独特风格，往往令读者深为震撼、叹为观止。
深邃的思想见解更是苏洵文章的一大特点。他志向远大，颇有用世之志，即便科场不顺，也从未消极颓散，而是一如既往关心时事，密切关注国家的内政外交和军事现实，力求为统治集团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他撰写出以《几策》《衡论》《权书》为代表的一系列政论文，提出了一个具有完整体系的施政纲领，基本涵盖了他在政治、军事方面的思想与见解。
在《几策》中的《审势》篇里，苏洵尖锐地指出了当时的北宋已经陷入了滥赏刑弛兵不振的疲弱状态，平静的表面下实际早已潜伏着严重的政治、社会、军事危机。他建议北宋统治者必须审时度势，采取可以改变“大弱”形势的正确方针，否则难保国家长治久安。他同时指出，“尚威”和“强政”是使宋王朝重新振兴的总方针，这也是他政治革新主张的总精神。在“尚威强政”这一总方针的统领下，苏洵进一步在《衡论》中提出了具体的政治革新举措，主要包括吏治、法制、田制等方面，而吏治则是他论述的重点。针对当时吏治存在的突出问题，苏洵主张加强吏治，并为统治者提出了信用腹心之臣、善于任人唯贤、慎选边吏等切实可行的建议。
政事之外，军事问题是苏洵最为关注、讨论最为深入的议题。《权书》是苏洵系统论述战略战术的专著。苏洵在文中明确表示了他言兵的出发点，乃是因为当时军事形势严峻，所以不得不讨论军事问题以试图挽救国家危亡，由此可见他的忧国忧民情怀。《权书》共计10篇，前5篇集中于讨论用兵之道，对将道、法制、强弱、攻守、用间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当中不乏精论，凸显了苏洵较为深厚的兵学知识及独特的军事观点。后5篇主要是对孙武等历史名人的军事谋略进行讨论，足见他对论兵智谋的推重。苏洵一贯对宋王朝软弱的对外政策感到不满，岁贡政策更让他深感不当。《几策》中的《审敌》篇，主要是针对北宋先后与辽、西夏签署澶渊之盟及庆历和议的现实而作。他在《审敌》中直指辽对北宋危害巨大，它的真实意图在于索取贿赂实现自身强大，最终达到灭宋的目的。岁贡政策非但不能带来和平，反而会使北宋陷于危亡局势。因此，苏洵力主停止岁贡，提醒统治者要善于抓住良机及时去除祸患。对于北宋军事建设中的弊端，苏洵更是洞若观火。他在《衡论》的《御将》及《兵制》篇中分别提出了信用才将、改革兵制等中肯建议，直切要害且具有极强的参考借鉴意义。
诚然，苏洵在长期的钻研中博采众长、兼容并蓄，在学术思想方面明显受到战国纵横家、兵家、法家等各派的影响，并非是一个纯粹的儒家学者，因此他提出的很多思想观点都与正统儒家存在差异。从取法百家到自成一家，这正是苏洵思想的独特之处。苏氏蜀学这样一个全新的学派由此创立，深受父亲影响的苏轼兄弟则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
苏洵确实具有极高的学术造诣和异于常人的思想深度。他的真才实学很快得到了张方平、雷简夫、吴照邻等地方官的赏识及举荐。在自己的两个儿子金榜题名时，苏洵的文章也获得了欧阳修等多位政坛、文坛名人的一致称赞。欧阳修不仅盛赞他具有堪比贾谊的王佐之才，同时还积极地将他推荐给朝廷。如此高的赞誉，使得苏洵与两个儿子迅速闻名天下，他的文章被天下文人竞相传阅，引起了极大反响。“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这句谚语，真实反映了“三苏”声名之大、影响之深。
在被誉为两宋巅峰时期的仁宗朝，才人辈出，文化极其繁荣昌盛。晚学无师，没有功名的苏洵，能在这样的背景下脱颖而出，成为蜚声文坛的一代大家，足见他的过人和非凡之处。
来源：《文史天地》2020年第11期 梁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