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老舍眼中“国内唯一妇孺皆知的老作家”

1957年2月，62岁的张恨水仍在埋头写作。当时他正在编写民间传说《孟姜女》，并修改旧作《五子登科》

然而，他无疑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歪曲、被误解、被轻视、被冷落、被忽略、被埋没最严重、最长久的作家之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或者对他视而不见，或者贬低他的文学成就，或者用一种肯定的方式抹杀他的独特性，生硬地将他划归某一阵营。而作为报人的张恨水，谈论的人就更少，我们几乎完全不了解张恨水在这期间都做了什么，他的鲜活的生命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而不为世人所知。

鲁迅为母亲购十余本张恨水小说

张恨水，安徽省潜山县人，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进京求学，后居京从事新闻工作，兼作小说。他的小说绝大部分都是为报纸副刊撰写的，代表作有《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以及散文集《山窗小品》《两都赋》《上下古今谈》和《水浒人物论赞》等。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张恨水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价值。有人将张恨水与鲁迅并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峰”，不能说没有道理。

1944年，重庆《新民报》举办“张恨水五十寿辰，兼为从事新闻事业与创作小说三十年纪念”活动，老舍先生写了《一点点认识》，称赞他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肯定他“是个真正的文人”，说他是个“重气节，最富正义感，最爱惜羽毛的人”。

但是，读过大学的人都知道，在现代文学的课程设置中是没有张恨水的位置的，甚至大学中文系，长期以来，都不讲张恨水，好像这个作家从来没有在历史上存在过一样。张友鸾先生曾经感叹，这种做法“使人联想到‘汉代也许没有杨子云’这个历史故事”。

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首先，张恨水不属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阵营，始终倒是新文学阵营批判、打击的对象；其次，张恨水虽有文人的禀赋和气质，但他不是名士，他不仅写作平民化、市民化，生活也完全平民化、市民化了；再次，张恨水虽然一生不断创作，但他的身份始终是个新闻记者和副刊编辑，在很多人看来，和所谓纯文学作家或学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最后，张恨水朋友众多，其中虽不乏左翼人士，当世名流，但经常来往的二三知己则均为民间人士，无党无派，无权无势。这些都影响到人们对张恨水的评价，其公正性也就很难说了。特别是历史写作，一个以政治画线，一个以雅俗画线，都将张恨水画在线外，如此看来，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

张恨水的一生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办报和写小说上了，他的“妇孺皆知”的地位正是数十年来辛勤笔耕的结果。著名报人徐铸成回忆当年北京善写长篇连载小说的作家，认为“以《晨报》的陈慎言和《世界日报》的张恨水为最有名”。“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上海新闻界组织代表团到北方参观，严独鹤约张恨水为《新闻报》写长篇连载《啼笑因缘》，一经刊载即风靡了十里洋场的小市民群，排文明戏，编评弹，还拍摄了电影。从此，张恨水之名，洋溢南北。

张恨水说，他的小说“始终在那生活稳定的人家，为男女老少所传看。有少年人看，也有老年人看”。但女性读者尤其喜欢他的小说，据他自己讲：“我十几年来，经过东南、西南各省，知道人们常常提到这部书（指《金粉世家》）。在若干应酬场上，常有女士们把书中的故事见问。”他的母亲也喜欢其中的故事，每天晚饭后，都让儿女们念给她听，数年如一日。研究者们还证明，鲁迅先生的母亲也是喜欢读张恨水小说的，查《鲁迅全集·书信卷》，1934年5月16日至10月20日之间，鲁迅在致母亲的五封信中都提到为其购买张恨水小说一事，前后至少在10种以上。

由于张恨水的小说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书商和报馆的老板都视他为“财神”，整天追着他索求书稿。《啼笑因缘》连载时，上海一些小报曾盛传，张恨水在十几分钟内收到几万元稿费的故事，而且说他拿这笔钱在北平买了一所王府，自备了一辆汽车。这固然是流言，却也说明了张恨水的行市。1937年3月12日出版的《电声》周刊有一篇报道：“郭沫若稿费之大跌价，每千字四元不及张恨水。”

与此同时，新文学阵营也意识到了张恨水的“重要性”，他们视他为争夺读者中最危险的对手。魏绍昌在所著《我看鸳鸯蝴蝶派》一书中就曾指出：“事实上，在新文学方面写的有关文章中，针对鸳鸯蝴蝶派的对象，早已不是徐枕亚、吴双热、李定夷之辈，而是包天笑、周瘦鹃、李涵秋、平江不肖生、顾明道、徐卓呆之辈。到了三十年代，由于《啼笑姻（因）缘》的影响特大，张恨水则成了更大的对象。”在此期间，沈雁冰（茅盾）、瞿秋白、钱杏村（阿英）都写过批评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的文章，其中都点了张恨水的名，把他归入了“封建文人”的阵营。

被左翼策略性接受

有两个因素从一开始就影响到张恨水的写作，一是日益沉重的生活负担，二是报纸对小说的限制和要求。张恨水说起写作之初：“我的全家，那时都到了北京，我的生活负担很重，老实说，写稿子完全为的是图利。”而他的小说，那时是完全写给报馆的，由报纸每日连载。这就使得他的创作，不能不时刻想到读者的口味。

20世纪30年代，张恨水夫妇与儿子张二水

他后来放弃熟悉的都市言情社会题材，转而去写抗战小说，除了他自身思想的转变之外，很大程度上也是考虑到了读者口味在抗战这个大背景下可能发生的变化。1934年5月，他自费赴西北考察民风民情，走了陕西、甘肃两省，西北民众遭受的苦难，在他心里引起了强烈的震撼。从西北归来，他根据当地民众的生活状况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燕归来》和《小西天》。他说：“人总是有人性的，这一些事实，引着我的思想，起了极大的变迁。文字是生活和思想的反映，所以在西北之行以后，我不讳言我的思想完全变了。文字自然也变了。”后来他写《八十一梦》《上下古今谈》《牛马走》《巴山夜雨》《五子登科》，都是延续了这种变化。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入川主持《新民报》副刊，他的思想和创作都显示出一种新的气象和倾向。所以才有中共领导人和左翼文人对他的肯定性评价，比如毛泽东1944年接见访问延安的中外记者代表团时，就曾对《新民报》的赵超构说：“《水浒新传》写得好，梁山泊英雄抗金，我们八路军抗日。”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在渝期间，毛泽东除了接见《新民报》部分工作人员外，还单独接见了张恨水，并以小米、红枣和延安自制的呢料相赠。

1956年2月，毛泽东会见著名报人、通俗小说家张恨水，雕塑艺人张景祜，作家杜鹏程(右起)。左一为文化部长沈雁冰（茅盾）

中共另一位领袖人物周恩来也曾称赞张恨水的小说，他说：“同反动派做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是就起了一定的作用了吗？”

对张恨水的重新认识和评价，在1944年《新民报》为他庆寿时达到高潮。许多朋友撰文祝贺，除了老舍写的《一点点认识》，《新华日报》还刊发了短评《张恨水先生创作三十周年》，以示祝贺。该社社长潘梓年也亲自撰写了《精进不已》的短文，对张恨水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恨水先生所以能够坚持不懈，精进不已，自然是由于他有他的识力，他有他的修养，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由于他有一个明确的立场——坚主抗战，坚主团结，坚主民主。”

这种肯定更多的还是政治的而不是文学的，而这种政治也只是党派政治而非个人的和社会的政治。可见，左翼文化界或新文学界对张恨水的承认和接纳，不仅是有限的，而且是有条件的，很大程度上甚至是政策和策略性的。所以，在后一阶段，也就是1949年后，张恨水实际上是被“冷冻”起来了。他的作品不仅很少被再版，他也很少再被人提起，更少有人关注、研究这个作家和他的作品，这个“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从此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晚年名誉财产皆毁

1948年底，张恨水辞去《新民报》职务后不久，家乡潜山传来了土地改革的消息，大妻被划为地主分子，抗战时期被家人藏在白岩寨得以完好保存的12箱书籍、手稿，或被焚烧，或被农民当作手纸，荡然无存。许多心血化为乌有。随后，他存在大中银行的黄金也被经理全数席卷，逃亡台湾。张家除了一所大住宅外，几乎是一无所有了。一连串的打击，使张恨水于1949年5月下旬的一天突发脑溢血，致使右半身不遂，记忆力遭到很大破坏，说话也变得相当困难。

出院后，他将大宅院卖给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全家搬到西四砖塔胡同西口很小的一个四合院住了下来。在最困难的时候，政府为他做了妥善的安排。他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还为他安排了文化部顾问的职务，每月工资120元，使他的生活有了基本保证。1954年，张恨水健康状况好转以后，部分恢复了写作能力，就主动辞去了这个职务。1959年秋天，张恨水病情再次变得严重起来，一度恢复的写作又中断了，周恩来立即为他签发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聘书，每月仍领120元固定工资。

50年代，他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取材于民间传说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作品1954年1月1日先在香港《大公报》连载，反响不错，香港文宗书店还推出了单行本。此后，他索性把目光转向民间传说领域，连续写了《白蛇传》《秋江》《牛郎织女》《孟姜女》《孔雀东南飞》《磨镜记》《逐车尘》《重起绿波》《翠翠》《男女平等》《凤求凰》以及现实题材的《记者外传》等12部小说。

1957年2月，张恨水在创作之余，还很喜爱养种花草。这是他在修整他所喜爱的迎春花

不过，总的说来，张恨水的晚年生活并不十分顺心。文学界对他作品的冷嘲热讽一直就没有停止过，甚至不肯把他列入作家的行列，只让他与民间曲艺作者为伍。这对张恨水这样一位名满天下，创作了数千万字作品的小说大家来说，是极不公正的，也使得他的自尊心大受伤害。1957年后，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许多文学作品遭到无情批判，张恨水头上那顶“鸳鸯蝴蝶派”的帽子也越扣越紧，他的小说被说成是黄色小说而遭到封存，即使是《五子登科》这样深受读者称赞的作品，也被戴上了怀念旧社会的帽子，正在写的《记者外传》则被认为是替旧知识分子涂脂抹粉，是厚古薄今。疾病缠身、年过花甲的张恨水一想起这些便不寒而栗。

1967年农历正月初七的早晨，差10分7点，张恨水起床，在家人为他穿鞋时，他突然仰身向床上倒去，从此再没有起来。他是因脑溢血发作致命的，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一声呻吟，更没有一丝痛苦，安详平静地离开了人世，享年73岁。

大众文化重新解读张恨水

20世80年代中晚期，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社会越来越开放和宽容，市民阶层、市民社会的意义被重新认识，城市市民的文化娱乐要求也渐渐地得到了官方和文化生产者的理解和支持，休闲、游戏、娱乐不再是罪过，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娱乐文化、商业文化，在服务大众的招牌下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的文化观念也呈现出多元共存的生动活泼的局面。这些都给张恨水的重新出场以及张恨水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开掘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使得人们有可能从新的角度和新的出发点重新研究和认识张恨水。

这时，现代文学研究者承认了以往对张恨水的忽视，承认张恨水及其作品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北京大学教授王瑶先生在1988年10月给首次举办的张恨水学术讨论会的贺信中说：“张恨水先生是现代文学史上影响很大的作家，他创作了近百部的中长篇小说，拥有广泛的读者群，艺术上也有一定成就。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对通俗文学是忽视的……张恨水小说的研讨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突破点。”

1990年6月下旬，钱谷融先生在与张恨水研究会赴沪人员谈话时也特别指出：“张恨水是一位通俗文学的艺术大师……通俗文学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特色，这些特色应该值得纯文学（或者叫严肃文学）的作家们去学习。”这些关于张恨水的意见对于推动张恨水的研究大有帮助。张恨水的复杂性和独特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所理解。

但是，就目前的情形而言，我们似乎还不能说，学术界对于张恨水的研究已经很令人满意。实事求是地说，人们研究张恨水，无论肯定他，还是否定他，出发点和思想方法，以及批评标准，基本上没有离开20世纪百年来文学领域的两大范畴，即文学的目的，究竟是革命呢？还是审美呢？所有的见解几乎都在这个固有的框架内翻跟头，这样的研究不能说完全无益，但总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而且，如果我们仅仅把张恨水作为小说家来对待，那么，无论我们把他的文学成就抬得多么高，这个人都是不完整的。显而易见的是，除了小说家的身份，他还是一个报人。研究、梳理他三十年来的办报经历，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张恨水的看法，有助于完整地描述和解释张恨水的人生、人格和创作风格，看清他与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关系，在历史叙事中给他确定一个合适的位置。

（原文有删减）

（原标题：老舍眼中“国内唯一妇孺皆知的老作家” 被历史尘封已久的张恨水）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10期    解玺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