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大学堂于1895年建立，因为是应国家急需，兴学救国刻不容缓，因此当年建立，当年招生。盛宣怀在建立北洋大学堂的请奏章程中就规定：“头等学堂，本年拟先招已通大学堂第一年功夫者，精选三十名列作末班。”又规定设立二等学堂以解决头等学堂生源问题，“二等学堂，本年即由天津、上海、香港等处先招已通小学堂第三年功夫者三十名，列作头班；已通第二年功夫者三十名，列作二班；已通第一年功夫者三十名，列作三班；来年再招三十名，列作四班。合成一百二十名为额。第二年起，每年即可拔出头班三十名升入头等学堂。”鉴于当时内地西式教育欠发达，而香港等地西学开办的早，形成了中学基础，尤其是一些办得好的教会学校，办学质量比较高，北洋大学堂的首次招生即在香港、广州等地举行。
1895年10月，北洋大学堂的头等学堂在香港招生的消息见诸报端。消息明确“此外国所谓大学堂也”，宣布“至第四年底，头等头班三十名，准给考单挑选出堂。或派赴外洋，分途历练；或酌量委派洋务职事。”这是中国第一所大学堂的第一批招生，而且学生毕业后皆有很好的前途，因而报名者十分踊跃，达千余人之多。北洋大学堂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通过严格的考试，仅录取了十来名。在这不足十名的学生中就有其后取得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的王宠惠。
王宠惠，字亮畴，广东东莞人。1881年生于香港，幼年入香港圣保罗学校读书，后升入皇仁书院，在校期间成绩优秀。1895年考取北洋大学堂头等学堂的法科。1899年，王宠惠以最优成绩毕业，并获颁发毕业文凭。这张毕业文凭是我国的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文凭颁发于1900年元月。文凭的最上方有“考凭”（即文凭）字样，考凭顶端是一个蝙蝠图案，寓意喜福。考凭下方为祥云纹饰，寓意吉祥。整体为吉祥幸福之意。文凭的正文左右两侧各有两条大龙，跃出海水腾于空中，下方为海水波浪，文凭外围左右书有“钦字第壹号”字样。
文凭正文开头书有：“钦差大臣办理北洋通商事务直隶总督部堂裕为给发考评事，照得天津北洋大学堂，招取学生，由二等四班递升头等头班分年肄业。习汉洋文及各项专门之学，历年由该堂总办暨总教习、分教习随时考验，均能按照功课循序渐进。惟查该学堂于光绪二十一年九月间开办，当时所招学生有在原籍及上海等处曾习汉洋文，尽有造到该学堂所定功课四五年、二三年不等者，故自二十二年起，随其学历深浅，分隶头等第四班及二等各班，现届四年期满，核与八年毕业章程仍相符合。”“学生王宠惠，经本大臣复加考核，名实相符合，行给付考单，俾该生执以为凭，以便因才录用。凡该生肄习各项学问，逐一开列于后，须至凭者。”
由此可以见得，第一批毕业生不仅经过四年学习修完了全部课程，考试合格，而且还得接受国家委派的由直隶总督监督的考试，才能够毕业授予文凭。经过考核毕业后不仅朝廷给予出身，而且可以获得学士学位。
考凭文字还有“计开：查该生前在香港肄业四年，于光绪二十一年招取入头等学堂第四班”，说明王宠惠入学时间。其后，开列了王宠惠在学期间所学的全部科目，“以便因才录用”。入学时间、毕业时间所学科目、考试情况在文凭中书写得十分详尽。反映出朝廷对于大学堂人才培养的高度重视。科目后面由上到下排列了王宠惠曾祖父、祖父和父亲的名字，可谓光宗耀祖。
当时的毕业文凭都是由朝廷认可后，盖有学校关防才发给学生，学生都是毕业后再返回学校领取文凭，因此文凭所注明的颁发时间较之毕业时间晚。
因为，领受该文凭的是我国第一所新型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又是“钦字第壹号”文凭，所以称为我国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王宠惠是我国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在中国自己开办的大学毕业的本科生。
王宠惠在近现代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曾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物。民国时期，在政、学两界，他的大名几乎是无人不晓。王宠惠是中国第一张大学文凭的获得者，作为学者，他学贯中西，在宪法、刑法、民法、国际法等领域都有精深的造诣，是中国第一个在海牙国际法庭供职的中国法学家，并曾是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之一，在国际法学界享有盛誉，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法学的奠基者之一。作为政治家，他曾一度担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此后又长期身居国民政府的外交总长、司法总长等要职。
王宠惠，字亮畴，祖籍广东东莞，1881年生于香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家庭。从小在教会学校上学，打下了扎实的西学基础。同时在父亲的督导下，课余在家里随周松石学习《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因此国文基础也很扎实。1895年，北洋大学在香港招收第一批本科生，王宠惠以优异成绩考取头等学堂第四班攻读法科法律学门。
1899年，王宠惠以最优成绩毕业，并获颁发我国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1901年王宠惠留学美国耶鲁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旋即赴英国继续研究国际公法，并获得英国律师资格。此时，王宠惠还游历了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考察各国宪法，并加入柏林比较法学会成为会员。在这期间，最能显示王宠惠学术功底的事件是他用英文翻译了《德国民法典》。该作品于1907年在伦敦由著名的斯蒂芬斯书店出版。该书在王宠惠翻译的版本之前，已经有一些英译本问世，但因这样或那样的缺陷而未被法学界所接受，而王宠惠的译本一出，很快就受到国际法学界的好评，并迅速成为欧美各大学的通用教材，这使得王宠惠在西方法学界名声大振。《德国民法典》的英文版奠定了王宠惠在西方法学界的学术地位。《德国民法典》直到20世纪70年代仍然在美国保持了经典教材的地位。70年代尼克松去台湾访问，下飞机后就提出要探望王宠惠博士，以表示他的敬意。原来王宠惠以英文翻译的《德国民法典》出版之时，正值尼克松出生，后来尼克松上大学，所用的教材就是王宠惠翻译的《德国民法典》。一个中国人，能以英文翻译德文的作品，并赢得以英文为母语的英美人的尊敬，是值得国人引以自豪的事情。
王宠惠在学业有成之后，投身报效祖国，追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缔造共和。王在美求学期间恰逢孙中山旅居纽约，从此追随孙中山于国民革命。1904年他为孙中山起草了对外宣言。1905年同盟会成立，他即刻加入。此时的王宠惠在西方的法学界很有影响，事业正顺利发展。1911年他放弃了在国外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毅然回国参加辛亥革命，作为副议长到上海迎接孙中山抵南京组建临时政府，并出任外交总长。民国元年孙中山特颁发给王宠惠金质“中华民国开国纪念章”。袁世凯当政后，王宠惠反对封建复古，不顾挽留坚决辞职，出任复旦大学副校长。1915年护国运动兴起，王宠惠出任军务院外交副使。1920年任民国大理院院长。1922年任北京政府内阁总理。抗战期间任外交部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为争取外援抗击日寇做出了贡献。
王宠惠在国民政府任外交总长期间，努力维护祖国统一，促成了《开罗条约》的签订，对于台湾等领土的回归祖国做出了重要贡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形势急转直下。1942年11月，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区组织反攻，英、美军队在北非登陆。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胜利。11月22日至26日，美、英、中三国首脑召开开罗会议，商讨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及战后如何处置日本等问题。1943年11月23日晚，中方在与罗斯福单独会谈时，提出了日本攫取中国之土地，应归还中国等4项要求。11月23日，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在预拟的中国政府提案中提出：日本自九一八事变后自侵占之中国领土，包括旅大租界地及台湾、澎湖，应归还中国。11月24日，开罗会议公报草案提出，日本由中国攫取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等，当然应归还中国。讨论中，英国代表贾次干企图将中国主权模糊化，提出将草案改为：“日本由中国攫去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与澎湖列岛，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王宠惠认为，英国的这一修改，“不但中国不赞成，世界各国亦将发生怀疑”。他说：“世界人士均知此次大战，由于日本侵略我东北而起，而吾人作战之目的，亦即在贯彻反侵略主义。苟其如此含糊，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皆将疑惑不解。故中国方面对此段修改文字，碍难接受。”他表示：“如不明言归还中国，则吾联合国共同作战，反对侵略之目标，太不明显。”美国代表支持王宠惠的意见，英国草案被否决。26日，草案送请正在讨论的罗斯福、邱吉尔和蒋介石审阅，得到一致赞成。会议定稿的公报宣称：“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
王宠惠的外交成就，基础于法学根基。他是中国近代少有的学贯中西的法学泰斗，在宪法、刑法、民法、国际法等领域都有精深的造诣，曾是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之一，是中国第一个在海牙国际法庭担任正法官的法学家，著作有《宪法平议》《宪法范言》《比较宪法》等，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法学的奠基人。
1958年3月15日，77岁的王宠惠在台北去世。
来源：《博览群书》2015年第10期 王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