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领袖，其散文和诗歌对当世和后代均产生重大影响，苏轼赞曰“文起八代之衰”。他满腹经纶，留下许多说理透彻、文风雄奇的名篇。韩愈在《符读书城南》和《示儿》中，系统阐述了自己诗书传家的理念。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转折时期的代表人物，韩愈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影响是深远的。韩愈从其家族中秉受、继承了许多优秀的文化基因，又加以发扬光大，不仅直接影响了其子孙后代，对当时和后世的士子也影响深远，形成了颇有特色的韩愈家风。
政治情怀与民生关怀
韩愈的父亲韩仲卿即是有胆识、有作为、关心民间疾苦、勇于移风易俗的人物。大诗人李白曾写有《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加以颂扬。韩愈的长兄韩会也颇有政治才能，被称为“四夔”之一。其“立道雄刚，事君孤峭”（王铚《韩会传》）的政治品质对韩愈也影响很深。
韩愈所在的中唐时期，国家在政治、军事、社会、思想、文化各个方面都面临着许多问题，如藩镇割据，民生凋敝，思想混乱，佛老流行等。韩愈不是置身事外，而是直面当代的社会、政治，关注天灾人祸中的民生问题。他的《论淮西事宜状》《御史台上天旱人饥状》《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都是这种情怀的体现。一般认为韩愈的诗歌在艺术上是借鉴了杜诗而加以发展的，其实杜、韩在这个方面也有继承性。对当代的一些重要事件和重大问题都有所表现。如他的《归彭城》《汴州乱》《华山女》《谢自然诗》《元和圣德诗》等，都对当代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的现实表现了深切的关怀。
敢于担当，刚直忠勇
韩愈的父兄都表现出强烈的入世精神和敢于作为、奋不顾身的精神。其父韩仲卿为武昌令，“三月大化，奸吏束手，豪宗侧目”“官绝请托之求，吏无丝毫之犯”。大诗人李白曾应当地乡绅之请，亲作《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加以赞颂。其叔父当涂令韩少卿“感慨重诺，死节于义”。其兄韩会自负王佐之才，积极参与当代政治，被称为“四夔”。其堂兄韩弇曾参与贞元三年的平凉之盟，死于国难。
韩愈亦以巨大的热情参与当代的社会政治，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以“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四句概括了韩愈平生的出处大节。他忠直敢言，屡遭贬黜而不变初心。任监察御史时以上天旱人饥状贬阳山令，任刑部侍郎时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他亦出生入死，黾勉王事。淮西平叛时曾“请乘遽先入汴，说韩弘使叶力”；任兵部侍郎时宣抚镇州叛军，置个人安危于度外。
读书治学，文章传家
韩氏一族亦颇重读书治学，将学术与文学融为一体，成为家族文化的突出特点。韩愈之父韩仲卿既精于吏治，亦长于文化，李白《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谓其治理地方“白额且去，清琴高张”。其叔父云卿“文章冠世”（李白《去思颂碑》），“当肃宗、代宗时，文章冠天下，四方求父祖之志者尽归之”（王铚《韩会传》）。叔父韩绅卿“才名振耀，幼负美誉”（李白《去思颂碑》）。其兄韩会“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柳宗元《先君石表阴先友记》）。王铚的《韩会传》更详细地记载了韩会对于韩愈学术、文学的影响，当肃宗、代宗时，“李华、萧颖士有文章重名，会与其叔云卿俱为萧、李爱奖”，韩会的《文衡》鲜明地体现了文道一体的主张。故王铚评论韩愈说：“道为人师，行为世表者，渊源从来，非一二世而已。唐兴，诸儒世家皆本北朝，韩氏文字之祥，开迹钟庆久矣。”
韩愈幼孤，受其兄韩会影响最为直接。在传承文道并重的家族传统时，韩愈更强调了勤奋读书对于传道、作文的重要意义。他自幼家庭虽屡遭变故，而读书向学之志不为动摇。韩愈曾自称：“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沈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凡自唐虞已来编简所存，大之为河海，髙之为山岳，明之为日月，幽之为鬼神，纎之为珠玑华实，变之为雷霆风雨，奇辞奥旨，靡不通达。”（《上兵部李侍郎书》）勤奋苦读，是成就其学术与文学的重要前提。韩愈亦以此训导子侄和后学，他的《符读书城南》和《示儿》反复强调读书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木之就规矩，在梓匠轮舆。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
对于韩愈这两首教子、训子的诗作，宋代的苏轼、陆九渊、陆唐老、朱熹等都有所颇批评，大致以为其“所示皆利禄事也”。宋代的黄震则认为：“亦人情诱小儿读书之常，愈于后世之伪饰者。”（《黄氏日钞》）金元之际的李冶也认为，在前代的家训中只有颜之推的《家训》和韩愈的这两首诗最为有效，“古今劝学者多矣，是二说者最得其要”（《〈敬斋古今黈〉卷五》）。李冶认为，宋代理学兴起以后，理学家们常以道德性命之说劝学，《大学》中的所谓“三纲领八条目”被朱熹标举出来作为“初学入德之门”。但这样的劝学方法只可用于天资高明者，而大多数人的资性平平，如果劝学不得其法，反而会适得其反。清代的赵翼也从思想学术发展的角度着眼，认为：“舍利禄而专言品行，此宋以后道学诸儒之论，宋以前固无此说也。观《颜氏家训》、《柳氏家训》，亦何尝不以荣辱为劝诫耶！”（《瓯北诗话》卷三）从思想史发展的线索看，韩愈无法超越时代思想的局限；而就教育心理学来看，其教导子弟的方法也是有其可取之处的。
不仅如此，他在对弟子门生们的教导中也反复强调读书对于治学、写作的重要性。他的《答李翊书》论文章写作，也强调要“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其《进学解》也突出强调了经史典籍、诸子百家对于治学、为文的重要性。
奖引后学，栽培青年
韩氏一门的政治、学术活动中，一个重要的家族传统即在于重视师承，团结同道。其叔父韩云卿、其兄韩会都曾受到过前辈李华、萧颖士的欣赏和指导（王铚《韩会传》），韩会更与崔造、卢东美、张正则，号称“四夔”，欲有为于当代。韩愈在此家族环境中成长，对于作育人材、成就事业更为重视。他慨然以师道自任，柳宗元说他“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他善于发现和培养人才，即使在两次被贬的时候，还发现、培养了区弘和赵德，后者对他在潮州地区开展的文化启蒙支持很大。唐代笔记里有很多关于他奖引、提拔后进的佳话，如他对李贺（《幽闲鼓吹》）、贾岛（《隋唐嘉话》《唐诗纪事》）、牛僧孺（《唐摭言》卷六）等的指导和栽培。《唐摭言》等都称他为“一代龙门”，《新唐书》本传也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故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中总结韩愈在中国思想、文化、学术史上的贡献，重要之一点即在于“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
孝友仁爱，诚朴醇厚
韩氏一族颇为敦厚和睦，极富于孝友仁爱的情怀。韩愈祖父韩睿素去世后，夫人钱氏即负起了教导子弟的重任，“弘圣善之规，成名四子”，李白认为她可以与古代文伯、孟轲之母相比（《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韩愈早孤，由其兄嫂鞠育成人，其嫂郑氏，不仅在世事艰难中艰难支撑，对于韩愈、韩老成亦悉心教导，寄以厚望，故韩会临终嘱咐韩愈：“尔幼养于嫂，丧服必期。”郑氏卒，韩愈即以超越常规的礼仪，服丧期年以为报。韩愈亦将这种家风发扬光大，他对自己的内外亲戚早逝者往往承担起抚养幼孤，嫁遣孤女的责任。《旧唐书》说他“凡嫁内外及友朋孤女仅十人”，《新唐书》说他“凡内外亲若交友无后者，为嫁遣孤女而恤其家”。他的《祭十二郎文》即是其骨肉亲情的自然流露，感染至深。他对朋友也是坦诚相待，重情重义。如他对卢仝、孟郊、张籍、柳宗元的情义就在其诗文作品中有真实、生动的表现。
（原标题：唐代文豪韩愈：诗书传家）
来源：《公民与法(综合版)》2020年11期 杨国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