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母亲象征——惠斯勒的《母亲》

[美]惠斯勒灰与黑的一号编曲：画家的母亲油画144.3cm×152.5cm 1871奥赛博物馆藏

惠斯勒（1834—1903）在他的时代，也许是被大众误解的最具创造性的天才之一。他在致力于表现纯粹美的同时，最早意识到现代城市生活的艺术商业化的可能性，终其一生与市民庸俗主义和学院派的保守观念斗争，推广“为艺术而艺术”运动。翻开不同版本的美术史书，虽然对他从属于哪个流派没有定论，但大都给他留了一点篇幅，足见他在美术史上的重要性。他的《灰和黑的一号编曲：画家的母亲》（以下简称《母亲》）作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不仅成为现代主义的开篇之作，也成为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民集体的母亲形象。本文从这幅世界名画入手，讲述它和它背后的故事。

母亲与《母亲》

时光倒退到1834年7月10日，惠斯勒（James Abbott Mc Neill Whistler）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洛厄尔出生。“Mc Neill”是惠斯勒的母亲安娜（Anna Matilda Mc Neill）的姓。出于对母亲的爱和对母亲家族的归属感，惠斯勒长大后，把母亲的姓氏加入了自己的名字中。究其一生，母亲对他的影响非常大。他一生的轨迹大多来源于对母亲的听从或逃离。

安娜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出身中产阶级家庭，富有教养。早年随丈夫乔治·惠斯勒曾定居在俄国圣彼得堡。在那里，她引导惠斯勒发现了自己的艺术天赋。在此生活期间，安娜经常带孩子们去游览冬宫、市中心以南24公里处“沙皇的村庄”（Tsarskoye Selo）。“中国风”装饰的凯瑟琳大帝的宫殿（Tsarkoe Selo,Gatherine Palace）给年幼的惠斯勒留下很深的印象。这座中国宫殿是凯瑟琳在1762年委托里纳尔迪在奥拉宁鲍姆（Oranienbaum）地区建造的，宫里的中国室（Chinese Room）有着来自中国18世纪的艺术品。迷你中国村庄里的宝塔、小屋和桥作为早期的中国印象，植根于儿时惠斯勒的脑海中，对他日后的艺术趣味和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惠斯勒喜欢画画，父母就为他雇佣了27岁的俄国军官亚历山大·科利茨基（Alexander Koritsky）作为美术家教老师。科利茨基曾在帝国美术学院（Imperial Academy of Fine Art）学习过，师从意大利出生的俄国画家卡尔·布鲁洛夫（Karl Briullov）。安娜鼓励惠斯勒画画，并把他的习作呈给友人看，得到专业人士的赞许后，11岁的惠斯勒被送去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学习。

好景不长，惠斯勒的父亲去世，而后母亲带孩子们回到美国，从此一袭黑裙，严格奉行安息日习俗，依靠微薄的收入把孩子养大。安娜想办法把惠斯勒送到了西点军校，希望他承袭父亲的事业。可是惠斯勒是个“不省心”的孩子，他不守纪律，被西点军校劝退。安娜又帮他找了份工作——华盛顿特区海洋与大陆测绘局（Division of Drawing and Engraving at the Coast and Geodetic Survey in Washington,DC）。惠斯勒在那里提升了版画技巧，但不久就觉得无聊，干脆辞职。从此，安娜不再约束他追寻艺术梦。1855年2月，惠斯勒离开美国，到法国巴黎学习艺术。在巴黎的国立艺术学校（École Impériale et Spéciale de Dessin）和格莱尔画室上课。他并不勤奋，却以幽默、有天赋和脾气大出名。1858年完成的《弹钢琴》被巴黎沙龙拒展，失望之余，惠斯勒于次年去伦敦发展，投奔同父异母的姐姐。1864年1月，安娜为躲避美国南北战争，赴伦敦投奔儿女。母亲此行，又一次改变了惠斯勒的生活。

当时惠斯勒正和爱尔兰红发美女乔安娜谈恋爱。乔安娜是惠斯勒最喜爱的模特之一，且是惠斯勒的艺术经纪人。乔安娜的父亲接受了惠斯勒，称他为女婿,而惠斯勒的母亲并不看好这一对恋人的感情。当她来到英国后，乔安娜不得不搬出公寓，只能作为模特偶尔过来。尽管如此，乔安娜的存在仍使惠斯勒的母亲不悦。夹在两个女人之间的惠斯勒非常痛苦，他选择了逃避。1866年1月，应西点军校征召，惠斯勒远赴智利瓦尔帕莱索参加智利与西班牙之战。赴南美之前，惠斯勒写下遗嘱，指定乔安娜是他的遗嘱执行人，并享有支配他所有作品的权力，而这并没有阻挡乔安娜不久后移情库尔贝。

[美]惠斯勒白色交响曲二号：白色小女孩油画76cm×51cm 1864—1865英国泰特美术馆藏

惠斯勒一生叛逆、轻狂，但对母亲的爱是真挚和深沉的。虽然失去了情人，他和母亲还是和睦地住在一起。安娜帮惠斯勒打理画室，也积极帮助推广他的作品。1871年秋，因模特缺席，惠斯勒决定为母亲画画。业内人士都知道惠斯勒对模特的要求很高，经常搞得模特疲惫不堪。母亲原本是站姿，但对于67岁的她来说肯定吃不消。惠斯勒灵机一动，请母亲坐在画室的椅子上，并大胆决定以母亲的侧面出镜。画中的安娜神情庄重典雅，表现出惠斯勒心中母亲的威严形象。侧面的坐姿传达出儿子和母亲暗含的心理隔阂。与母亲的眼光对应的是墙上的一幅模糊的版画，这是惠斯勒“泰晤士版画”系列中引以为傲的版画《黑狮码头》。《黑狮码头》中船夫是侧身像，母亲的侧面恰好与船夫相呼应。母亲的黑色裙子可见于她的一些旧照片中，她的黑色长裙里也许穿着紧身塑身衣，保证姿态的挺拔，这在维多利亚时代是有修养的女士的日常装束。黑色的衣服上只有蕾丝头纱和袖口花边有一点轻盈的白色。母亲手指上的金戒指露着微光，象征着权威和忠贞。这幅画的背景展现惠斯勒的画室的简洁装修风格，在他的居所“白房子”的装修中也可见到。墙上的“窗帘”与惠斯勒收藏的一件黑色和服的花纹很相似。母亲脚下踩着垫子，帮助她保持坐姿。地上的席子，如同日本的榻榻米。这幅画上的画家签名用的是“蝴蝶”，这是惠斯勒姓名“JW”的缩写，也迎合了母亲对他的昵称“我亲爱的蝴蝶”。

惠斯勒画母亲的草稿

1874年，惠斯勒的《黑与金的夜曲：下坠的烟火》引来了官司。1875年8月，根据医生的建议，安娜搬到了英国南方海边小镇黑斯廷斯（Hastings），并在那里度过余生。自从安娜搬出惠斯勒的家，社交达人惠斯勒开始大肆娱乐，但他仍然保持与母亲通信。1877年，“孔雀屋”事件后，惠斯勒一度名誉受损、生活窘迫。1879年9月，惠斯勒受到伦敦美术协会委托，赴威尼斯创作20幅的系列蚀刻作品，他笃信此番作品一定会大卖，于是给母亲写信：“将把铜变成黄金”。1881年11月，伦敦美术协会展出了惠斯勒在威尼斯创造的53幅色粉画，展览大获成功，作品大卖。惠斯勒重回伦敦公众的视野，开始恢复声誉。那一年，安娜去世。惠斯勒之后的艺术成就不断，名利双收，在牛津、剑桥的演讲收获不少粉丝，先后当选了英国艺术家协会（The Society of British Artists）主席，第一届雕塑家、画家、雕刻师国际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Sculptors,Painters and Gravers）主席、法国荣誉军团骑士、意大利罗马圣卢克学院荣誉院士、法国巴黎艺术学院名誉会员，获得格拉斯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美]惠斯勒黑狮码头蚀刻版画1859国家美术馆藏

惠斯勒的母亲照片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与摄影部藏

《母亲》的技法与艺术价值

《母亲》表现了西方艺术的三维空间与日本浮世绘的二维空间的结合。人物的头饰、丝质的窗帘绣花和墙上的挂画在黑、白、灰之间形成几何构图形式，暗含坚定、高贵和纯净的精神。

惠斯勒在法国格莱尔画室学习时，虽然并不是个乖学生，但是他在艺术生涯中严格遵守了两点：第一，黑色是所有彩色构图的基础；第二，认真地对待调色板。在开始作画之前，选好所有将要使用的颜料，并按照颜色排列顺序有序排好。惠斯勒喜欢使用纹理不均匀的灰色麻布作为画布，画布纹理穿透平面，非常明显。惠斯勒首先快速勾勒出了轮廓线条，然后用自制的“酱汁”[2]，即稀释的颜料层层地覆盖画布，其中包含黑色、红色、蓝色，并以亚麻油、乳香清漆和松节油调制。他习惯用长长的画笔（有些画笔甚至将近一米长）。作画时的他通常会后退几步，观察好模特，然后快步走到画布前画上几笔，看上去仿佛在击剑。惠斯勒用笔慎重，经常几个小时也画不了多少笔。颜料似乎被反复刮去并重复，以至最终出现一种晦暗的氛围。也许是“酱汁”的缘故，他的画会逐渐变得阴沉，过一段时间后，他会再涂一遍油性清漆和松节油。“酱汁”用得太多，甚至浸透了画布，使得画面上产生一种浓郁的气氛。这种气氛恰是惠斯勒努力营造的结果。惠斯勒希望用最少的色调去抓住观众的眼睛。为表现他想要的效果、制造他想要的气氛。在黑白灰三色调中营造的氛围中，安娜的独特气质跃然画布之上。我们看到人物在灰色与黑色的背景中以对角线形式存在。有限的颜色、简化的构图，实质上更趋向于一幅单色画。

《母亲》表现了惠斯勒对美的认识：一方面是他的审美价值观，他认为美与“奉献、同情、爱与爱国”无关，即他推崇的“为艺术而艺术”；另一方面，惠斯勒在画面上呈现了形式主义。

惠斯勒的调色盘与笔1889 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藏

[美]惠斯勒灰与黑的二号编曲：托马斯·卡莱尔的肖像油画171cm×143.5cm

1872—1873格拉斯哥凯文葛罗夫艺术博物馆藏

为了表现他的纯粹美学思想，把母亲肖像命名为“灰与黑的编曲”，更像是不带情感的乐章名字而非包含任何的主题、主旨。通过标题引导观者关注的不是画中人物的身份，而是画面的美感。惠斯勒希望他画布上的肖像，要有某种超越出对象表面的东西。因此，即便他画的是写实肖像画，也并非希望表现什么主题。《母亲》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展出，惠斯勒清醒地意识到，“对我来说，由于它是母亲的肖像，所以我很感兴趣，但是对于公众，他们怎么可能会关心它是否是我母亲的肖像呢？”所以，惠斯勒的肖像画与其说是描绘一个人，不如说是对这个人的色彩、形象做精心的安排——可以像表现一朵花一样来处理这幅人像的色调，而不是临摹对象本身。

此画一开始遭到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拒展，后经友人从中调和才得以展出。这也难怪，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喜欢的是动物和孩童的画像，一般母亲的肖像会以暖色调为主，配以华丽或优雅的装饰，呈现出温情、温馨的感觉，而惠斯勒的母亲身上似乎只有黑白两色。尽管这幅画当时没有得到评委会和评论家们的认可，但它的复制品却受到了大众的喜欢，因为母亲的形象和画面传达出的感觉是那个时代民间真实的母亲形象代表——虔诚、节约的清教徒。

《母亲》的成名之路

1881年，惠斯勒的母亲去世。一开始，惠斯勒拒绝出售《母亲》。1891年，他模仿《母亲》构图的《灰与黑的二号编曲：托马斯·卡莱尔的肖像》被格拉斯哥市收藏后，惠斯勒希望《母亲》能被卢浮宫收藏。通过朋友马拉美、泰奥多尔·迪雷和莫奈的努力游说，1891年11月，法国政府以低价收购此作，他的《母亲》将于巴黎的卢森堡博物馆（Musée du Luxembourg in Paris）展出，博物馆承诺之后会将此画移送到卢浮宫。惠斯勒很满意这个结果，对他来说，这表示法国官方对他艺术的承认，尽管博物馆只给了象征性的一点报酬，但这似乎是对他在英国遭受的冷遇最好的回击。惠斯勒虽然定居在英国，但他更喜欢法国的艺术氛围，他认为英、法两国的艺术思想相去甚远——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艺术关心的是进步，就连艺术运动（19世纪40年代末兴起的拉斐尔前派运动）也深深染上了道德的色彩，惠斯勒对这种思想深恶痛绝，常常对其进行讽刺。

如果说被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拒绝的《母亲》能被法国政府收购是惠斯勒的胜利，那么此画真正地大放异彩，跻身为世界名画之列，还是在惠斯勒身后的事。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母亲》似乎都游走于主流的边缘，只有到了20世纪30年代，“母亲”在自己的国度里才正式成为了主流，模仿《母亲》构图和用色的作品大量出现。

1932年是《母亲》的巅峰之年。它在纽约现代美术馆（The Museum of Modern Art）展出,罗斯福总统的母亲为此画揭幕。在展出的六周里，吸引了五万人观看。在此后的两年里，《母亲》在美国巡展，占据着新闻的头条。当时正值经济大萧条，《母亲》传达出的隐忍、责任感和自力更生的精神鼓励了当时的美国人民。1934年母亲节，美国发行了《母亲》邮票，在母亲的左下角加了一盆花，改变了原画的冷色调，虽然这个改动引起许多画家的抗议，但销量证明它非常受欢迎。“母亲”的形象被制作为卡片、卡通、邮票、漫画书和海报，充盈在市井的消费品上，甚至被挂到了美国轰炸机上。由此，《母亲》成为了美国母亲的象征，不再是惠斯勒要表达的色调艺术，而是彻底成为了一个符号。

然而，成为符号就意味着可能被扭曲解读，被肢解含义，被替代。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19世纪相夫教子的白人女性形象过时了。《母亲》成为了“保守、守旧”的典型形象。今人大概不会相信在惠斯勒的时代，《母亲》是非常激进的作品，冲破了他所在时代对母亲刻板形象的美化，也标志着惠斯勒创作出了纯形式、划时代的作品。此画曾与《蒙娜丽莎》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