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的信贷工作，是相当有创造性的，其中的一大创举就是人们终于有个机构可以贷款和存钱了。
在汉朝，民间的借贷都是个人之间的事，放款业务也是商人的行为，没有哪个机构愿意揽下这个事。存款业务更是没影儿，都用扑满。大富豪的钱多，一百个扑满也装不下，就挖地窖，用窖藏。至于两晋时期，国家连钱都懒得铸，信用事业当然也就没什么起色。而到了南北朝，一切不同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信用机构产生了，这就是寺庙。
佛教在传入中土以后运气特别好，深得皇室和官僚阶层的青睐，小老百姓对它也很痴迷——大家都要有个信仰嘛。所以寺庙享有许多特权，比如免税、免疫，经济上的负担比任何人都轻。寺庙不仅花的少，收入也多。上至皇帝下至地主、商人，为了表示虔诚，无不整箱向寺庙施舍财物，甚至施舍土地。这些土地，又可以转让或出租食利，正符合了“富者更富”的马太效应。寺庙长年累月就这么只进不出，当然都富得流油。和尚们过得比较自在奢侈，因为受到教规的约束，消费还是很有限的。这大量的钱白白窖藏起来，不是极大的浪费吗？怎么办，放债！于是寺庙作为一种中介性质的组织机构，就开始面向社会，进行规模化放贷。资金要盘活，和尚们要富起来，他们自己就兼做银行职员。
在过去的印象里，古代应该是寺庙向社会施舍才对，但实际情况正好是倒过来的。南北朝的寺庙放贷，一开始还带有赈灾性质，扶贫济困什么的，到后来抵挡不住利益的诱惑，基本上成立放高利贷，重在取利，而不是在行善。他们在言与行之间的矛盾之处，当时的人并不以为有什么荒谬。寺庙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办理贷款业务当然比私人方便，渐渐地就有了信誉，客户网络也遍及各处。有的地主、官僚、王侯也有钱多了没处用的苦恼，于是也来委托寺庙放款，寺庙从中收取一定的管理费。这么一来，寺庙就具有了储蓄银行的功能。钱多，就请往我这儿放，信誉可靠，还能生利。据记载，南齐的招提寺和南梁的长沙寺，都有一个叫做“典质”的部门，又称“质库”，专管放款。不过这个典质，究竟是当地士绅充当法人呢，还是寺庙本身就是法人？弄不清楚，反正是由寺庙在经营管理。
典质开展的业务分为两种：抵押贷款和质押贷款。这里形象地解释一下，两种业务的区别——抵押主要是针对不动产，比如有人要向寺庙借款，就把自己的房子作为债权的担保，一旦还不上款，房子就归债权人（寺庙）所有。在借款和还款的过程中，借款人的房子产权是不用变的。这跟现代银行的抵押贷款一模一样。可是质押不同，质押是针对动产的。比如借款人把自己的一床被子交给债权人（寺庙），作为债权的担保。要是还不上钱，这床被子就甭想拿回去了，寺庙愿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这一说，大家就明白了，质押原来就是典当，质库就是最早的当铺。在南北朝那个时候，有很多东西都可以拿来质押，比如黄金、衣服、首饰、牲畜等等；要想借小钱的，拿一束麻也行。我们说过，在南北朝粮食布匹也是货币，所以谷帛也可以放贷。当然在还贷的时候，寺庙是一定要“多收三五斗”的。整个南北朝期间，信用机构仅有佛教寺庙一家，别无分店，政府也没来插一手。寺庙放贷虽然图的是牟利，但有了典质，毕竟是大大方便了群众——谁没有急着用钱的时候呢？把自己的东西拿去寺庙典点钱出来，总比向亲朋借钱看白眼强吧？有了寺庙这个融资中介机构，古代中国的金融业，到此就已基本完备。
（原文标题：《南北朝金融：寺庙既开“当铺”又办“银行”》）
来源：《北方金融》2014年10期 卢晓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