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plague）又名黑死病，是鼠疫杆菌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在历史上，以其危害惨烈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鼠疫是典型的自然疫源性疾病。病原体广泛寄居于鼠类及旱獭等野生啮齿动物体内，由带菌跳蚤叮咬引起人类鼠疫，发生腺鼠疫、肺鼠疫及败血症型鼠疫，临终病人因严重呼吸困难和缺氧，造成皮肤出血坏死，患者皮肤呈紫黑色，故有黑死病之称。在鼠疫暴发流行期间，人和鼠大量死亡，尸陈街巷，惨象绝伦，令见者惧惧，谈鼠变色。在人类的历史上，古今中外都有大量的诗文和绘画，描述鼠疫大流行时的恐怖景象。
恐怖文化描述的黑死病
鼠疫的每次大流行，都给世界留下了沉痛的记忆。清代乾隆壬子癸丑年间（1792~1793），中国数省流行鼠疫，云南赵州年轻诗人师道南在他的诗集《天愚集》中，有《鼠死行》一篇，以其奇险怪伟的文字记下了当时鼠疫流行的惨酷状况。《鼠死行》诗曰：“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鼠死不几日，人死如圻堵。昼死人，莫问数，日色渗淡愁云护。三人行未十步多，忽死两人横截路。夜死人，不敢哭，疫鬼吐气灯摇绿。须臾风起灯忽无，人鬼尸棺暗同屋。乌啼不断，犬泣时闻。人含鬼色，鬼夺人神。白日逢人多是鬼，黄昏遇鬼反疑人。人死满地人烟倒，人骨渐被风吹老。田禾无人收，官租向谁考。我欲骑天龙，上天府，呼天公，乞天母，洒天浆，散天乳，酥透九原千丈土，地下人人都活归，黄泉化作回春雨。”
据洪亮吉《北江诗话》记载，师道南作此诗后，不数日也死于鼠疫，死时未满30岁。
在欧洲，鼠疫肆虐更凶更早。在中世纪之时，由于卫生情况的恶劣，城市人口密集，加上连续不断的战争，鼠疫流行猖獗。英国有幅著名的版画《伦敦鼠疫流行图》，描述躺在街上无人收拾的尸体，横七竖八，犹如在战场上被打死一样，街的两侧楼房空寂无人，天空也阴气沉沉。法国作家西蒙·科维诺在一首《黑死病》的诗中写道：
“……需埋葬的人数超过了剩余的活人……城市渺无人烟，成千座房屋铁锁把门，另外的几千幢房门大敞四开，里面不见住户，他们已完全腐烂……”
俄罗斯著名诗人普希金，在他的三幕悲剧《鼠疫时的宴席》中也写道：
“鼠疫啊！凶狠的女皇，如今降临到我们身上，她为自己成功的收获而自豪，掘坟的小铲日日夜夜敲响着绿色的小窗。我们能做些什么又有谁来帮助我们！”
中世纪的欧洲为宗教所统治，教皇和牧师们藉此宣扬天主和圣母的慈悲济世。在意大利中部翁布里亚省的佩鲁贾市的一个画家基耶萨·德尔·贡法洛内，他画了一幅赞颂慈悲圣母的《鼠疫之帜》的油画。画中，在修道院前的街道上，鼠疫魔鬼手持弓剑，脚下踏倒无数被她射死的人，有圣母的天使扬着翅膀从天而降，用长矢刺向鼠疫魔鬼。从中世纪保存下来的书籍和绘画等文艺作品显示，鼠疫对文化和宗教的影响，远远超过流行病学。死神幽灵的徘徊和突然出现，是中世纪晚期的一种文化现象，后世称此为“恐慌的文化”。
全世界的三次鼠疫大流行
鼠疫以其流行性和危害性被世界各国列入烈性传染病。鼠疫在全世界曾发生三次大规模的流行。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暴发鼠疫，文献记载是发生在东罗马帝国，东罗马建都于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因此又称拜占庭帝国，因其版图横跨欧、亚、非三大洲交界处，流行则是世界性的。此次鼠疫大流行发生在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统治的时期。查士丁尼为拜占庭帝国最有作为的皇帝。根据目击者的描述，在瘟疫传播的高峰期，君士坦丁堡（时称拜占庭，也即今日之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每天有5000人到10000人染病死亡，总死亡人数在20万人以上，几乎摧毁了君士坦丁堡，并从那里传播到西欧，此后又在地中海地区飘掠肆虐两个世纪之久。人们把这次起源于公元542年的鼠疫称为“查士丁尼鼠疫”（Plague of justinian），它的流行使欧洲南部1/5的人口丧命，它以后五六十年间里又有几起流行，估计总死亡人数达1亿人。
第二次大规模流行开始于公元14世纪20年代，一般认为这次鼠疫病源地在中亚细亚的戈壁，10年之内就蔓延到中国的中原地区并在以后的几百年间频繁暴发。1348年，处于传染高峰的世界大城市之一的开罗，每天的死亡人数超过7000人。到1349年，整个中东地区有1/3人口死于鼠疫，其中城市人口有1/2人死亡。1346年，鼠疫传播到克里米亚半岛。1348年1月，鼠疫侵袭威尼斯和热那亚两个港口城市，以后蔓延至整个意大利。佛罗伦萨受灾最重，城里的95000人死掉了55000人。至1348年底，英格兰南部也受到侵害。一年以后，从爱尔兰、挪威到维也纳的广大地区都变成了鼠疫流行区。有人估计，1347~1350年间，仅在欧洲，就有2000万人死于鼠疫。但疫区还在不断扩大，又延及到德国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之后于1532年传到俄罗斯西部。从1350~1400年间的欧洲人寿命从30岁缩短到仅仅20岁。直到16世纪末，欧洲每10年就发生一次鼠疫流行高峰。整个16世纪和17世纪，鼠疫仍是威胁欧洲人生命的头号元凶，至少有2500万人死亡。当然，在这段时间内军事行动的诸多事件，如伊斯兰的扩张，十字军东征，奥斯曼帝国的军事行动，以及莫卧儿人的征服等等都推助了鼠疫的传播。1664年到1665年，伦敦再次发生鼠疫大流行，鼠疫就是在这次流行中被命名为“黑死病”（Black death）的。这次伦敦鼠疫，直到全市发生了特大火灾后才得以平息。而这次世界性的第二次大流行，到1800年左右才停止。
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第三次世界性的鼠疫大流行。这次流行以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超过了前两次。这次流行的病源地被认为是中国的云南省。鼠疫约在公元2世纪左右由印度传入，在宋元期间和明末都曾有较大的流行。前所叙师道南的《死鼠行》不仅较逼真地描述了这次发生于云南的疫情，还是第一次将发疫与死鼠联系起来，此后医家们遂把以往称为痒子症、耗子病、核子瘟等病名，称以鼠疫。吴学存于光绪17年（1891）所撰《鼠疫治法》，为最早的鼠疫专著。清代金武祥在他的《粟香随笔》中，记述了在1890年初起于安南（今越南），后延及我国广西、广东廉州府和雷州府的疫情，也描述了在1894年广东鼠疫，病死者以万计。1895年的《博医会报》曾记载1844年我国鼠疫的一次流行，这也是第一次用鼠疫病名报道的疫情。1850年又在广州流行。停止后1894年始于云南，之后传入贵州、广州、香港、福州、厦门等地，死亡达10万多人。我国1910~1911年，在北方又有从俄国传入流行于东北三省的鼠疫，之后虽然得以控制，但已造成6万余人的死亡。我国南方的鼠疫又迅速蔓延到印度，1900年传到美国旧金山，也波及到欧洲和非洲，在10年期间就传到77个港口的60多个国家，死亡达千万人以上。这次世界性的大流行到20世纪30年代才得以终止。
在防疫措施不断完善的今天，就全世界而言，鼠疫仍有区域性的流行。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发病高峰，1974年全世界共发生2756例，其中越南占1592例。20世纪9O年代以后，发病主要在亚洲、非洲及美洲。1994年东西半球同时发生严重流行，其中印度苏拉特邦的暴发为著，共693例。近年世界每年报告的病例在2000例以上。我国自1960年以后，每年仅发生l~10例左右，惟1995年12例，1996年98例。中国卫生调查证实，中国鼠疫疫源地分布在17个省（自治区）、216个县，动物鼠疫不断。人间鼠疫由1985年的青海、西藏两个省区，又扩展到云南、内蒙古、新疆、甘肃共6个省区。这也提示我们，在目前鼠疫仍是威胁着我们且应当重点防范的烈性传染病。
在大流行中应起的隔离检疫制度
在欧洲中世纪鼠疫大流行期间留给人们的最大遗产是隔离检疫。14世纪后半期及15世纪的欧洲多次受到黑死病袭击时，意大利的一些港口首当其冲，在流行的环境下，不断建立防疫意识，在米兰因于发生过在教堂内的人与外部隔离而未罹患鼠疫的事，米兰大主教以此提出了隔离的方法。后来隔离时间由30日延长至40日，“海港检疫”一语Quarantenari也即40天之意（四旬斋）。这个制度也被用做船只到达港口后全体船员被隔离与监视的期限。与此相应的，在港口特别设置了港务监督——“健康督察人”的官员。这些都与商业利益有直接关联。后来又在城市里出现了“城市医生”的专职防疫人员。医生在流行时，身着长袖长衫。戴上仅露眼部的长鼻面罩，头顶大沿礼帽，手执教鞭在街上行走，用“黑马车”在全城收检尸体。这种措施也被许多欧洲国家采用。与隔离检疫相应的，欧洲许多大城市颁布了防止传染病传染和播散的法规，其中以伦敦、巴黎、纽伦堡的条例最为著名。在控制人间鼠疫的同时，也注意到基础卫生设施的建设，如城市应保证优质的饮水和完善的下水道，并提出以灭鼠来抑止鼠间鼠疫。这些都是从欧洲中世纪开始沿用至今的卫生体制。
19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国家相继成立了卫生研究机构，如1885年在柏林、罗马和巴黎成立了卫生研究所，1891年成立了利斯特研究所，这些机构广泛开展了卫生学实验研究。1894年法国细菌学家耶尔森和日本学者北里柴三郎，在香港鼠疫流行期间发现了鼠疫杆菌，又称耶尔森氏菌。现在从流行病学和病理学研究得知，鼠疫是自然疫源性疾病，疾病的发源地被认为是沿中印边界的喜马拉雅山边缘地区的黑鼠类。一般先流行于鼠类及其他野生啮齿动物之间，之后借助鼠蚤叮咬而传给人，造成人间鼠疫。鼠疫的潜伏期为2~7天。临床多表现为腺鼠疫型、肺鼠疫型、败血症型和轻型。腺鼠疫以淋巴结肿大为特点，即中医所称的核子瘟（又称核瘟、疙瘩瘟、蛤蟆瘟），其主要传播方式是鼠—蚤—人。腺鼠疫可蔓及肺部转为肺鼠疫。也可因肺部经呼吸道感染而发生原发性肺鼠疫，其传播方式为人—人。因肺鼠疫以呼吸困难和缺氧所致皮肤青紫为典型表现，故又称黑死病。败血症型鼠疫最为凶险，如不立即抢救，可于数小时或2~3日内死亡。轻型见于流行初期或末期，或曾接受预防接种者，全身症状轻微，局部淋巴结肿大甚或缺如。鼠疫诊断主要依靠流行病学资料、临床症状和细菌学检查确诊。其治疗在中世纪欧洲，除祈望依靠宗教忏悔和隔离外，其治疗药物就是佛罗伦萨医生以蛇肉（其中含有蛇毒）为主，含100多种成分配制的“解毒药”，实践证明此“解毒剂”无济于事。20世纪40年代主要用磺胺类药物和美蓝治疗。链霉素问世以后一直为首选药物，其后研制出的四环素、氯霉素也有较好的效果，而联合用药效果更佳。目前疫苗仅用于疫区人群，进入疫区者除施以物理防护，如戴口罩、穿防护服外，可口服四环素和注射链霉素以预防。
值得提及的是，在历史上我国医务人员在防治鼠疫中都有其贡献。其文献方面记述甚早，如明代徐树丕的《识小录》、吴震方的《花村谈往》中已较详细地描述病情和疫情，在清代乾隆时学者洪亮吉《北江诗话》和其后的俞曲园之《俞曲园随笔》，光绪时李日谦的《药言随笔》等书，均从鼠致疫论说病源。清代始有鼠疫专书，如吴学存的《鼠疫治法》，罗汝兰的《鼠疫汇编》，吴崇宣的《鼠疫约编》等。
在治疗方面，元代李东垣就创普济消毒饮治“大头天行”，即腺鼠疫。清代王清任创活血解毒汤方，可适用于各种类型的鼠疫。在鼠疫的预防方面，为应对1910年东北三省发生的鼠疫蔓延，清政府设立了“京师防疫事务局”，并在山海关设立检验所，进行海口检疫。又在奉天（今沈阳市）设“万国鼠疫研究会”，1911年又在哈尔滨建立“鼠疫研究所”，在这两个机构中医学家伍连德博士任研究会会长和研究所所长，他采取了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尸体、建立医院收治等有效的防治措施，使这场震惊中外的瘟疫很快得到控制。清政府为表彰伍连德博士在不到4个月时间内即扑灭鼠疫大流行的功绩，授予他陆军蓝翎军衔及医科进士，他被医学界称为“鼠疫斗士”。同年4月又在奉大召开由中、美、英、法、德、俄、日、意等11个国家医学专家参加的万国鼠疫研究会议，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伍连德博士当选为大会主席。
鼠疫流行的预防，促进了我国疾病控制体系的建设。早在清同治6年（1873年），清政府就在海关施行了海港检疫。民国18年（1929年）以后又先后在上海、广州设立海港检疫管理处。鉴于民国6年绥远、山西两省流行鼠疫，死亡达1万6千人，民国政府于民国8年（1919年）成立了中央防疫处，隶属于内务部，嗣后国民政府卫生部成立，遂改隶于卫生部。中央防疫处主管全国卫生防疫事宜。对于传染病的预防，早在民国5年，内务部即颁布《传染病预防条例》，鼠疫被列入9种急性传染病之一。民国17年（1928年），又颁布了该条例的《施行细则》，明确规定鼠疫的消毒隔离日数为7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即将“预防为主”定为我国卫生工作四大方针之一，1951年制定了《传染病管理条例草案》，1956年召开了“全国鼠疫防治专业会议”，会议本身就体现了对预防鼠疫的重视，之后于1989年2月21日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在几个法规中，都把鼠疫列为甲类头号法定传染病。
目前，在我国人间鼠疫已被控制，但这并不能排除鼠疫对我们的威胁，其挑战也将是无休无止的。
来源：《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3年08期 孟庆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