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没有“传染病”之称，而叫做疫气、疠气、天行、时气、尸注、鬼注等，但这些称谓的内涵都很含糊。国人自古重视当名辨物，自然为今日所传承，既然古人重视名实相符，为什么今日还要考辨？若对古代疫病进行研究，就必须对古代疫病进行分类，还原历史上疫病暴发的真实面目，因此疫名内涵非弄清不可。
疫，中国古代传染病之统称
何为疫，《说文解字》曰：“疫，民皆疾也。”《释名》曰：“疫，役也，言有鬼行役的意思。凡沿门阖境，人人皆病，如徭役之役，叫做疫病。”王筠《句读》引《字林》曰：“病流行也。”这些都是文字学家的解释，历代医学家也都有论述，尽管反映的是当时的认识，两相比较，亦可窥出他们的共性认识来。
中国古代西晋名医葛洪是最早的传染病专家，他的《肘后备急方》也记载了许多传染病的著作，是研究魏晋时代传染病史的重要文献。当时他把传染病称为“时行”病，如他在《治时行发斑疮方》一章中，所记载的时行病正是后人所说的“天花”，也是文献对这种传染病最早记载：
“比岁有病时行发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数日必死，治得差后，疮瘢紫黯，弥岁方灭。此恶毒之气也。世人云：元徽四年此疮从西东流，遍于海中……以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
葛洪还把伤寒、时气、温病三种病都归到“时行病”中，只不过它们的区别是“雅言总名伤寒，世俗因号为时行”。如是，“时行”病中又涵盖了非传染性疾病。建安末年，疠气流行，曹植有《说疠气》，张仲景有《伤寒论》序相佐证。其中提到“建安纪年以来，犹来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显然“十居其七”的伤寒并不都是传染性疾病。隋·巢元方认为伤寒之病分“不染”与“染易”两类，且能从病因学角度加以区分：
“伤寒之病，但人有自触冒寒毒之气生病者，此则不染着他人。若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其乖戾之气而发病者，此则多相染易。故须预服药，及为方法以防之。”
当时应该是发生了疠气造成的传染病和伤寒等流行病，之所以混为一谈正反映了当时病因观下疾病分类认识。“时行”一词在《外台秘要》中作“天行”称谓，这是它的演变。
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是一部研究病源学的专著，被学术界视为世界上第一部病症分类学的著作。医史专家李经纬先生认为书中的“疫疠病候”就是传染性疾病。“疫疠”即“传染”的结论。
巢元方对“疫疠”病这样定义：“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由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雨疾风，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
巢元方对疫疠病所作定义，开头一句，有承其葛洪之迹，与《肘后百一方》中“伤寒、时气、温疫三名同一种耳”句似同出一辙。后半部分所云“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符合《说文》中对“疫”的解释，与传染性疾病特征相近。应该说这里的“疫疠”、“疾疫”，是指传染性疾病，但对非传染性流行病还未能完全区分，从病因学角度究其原因，是未能摆脱六气致病窠臼的缘故。
提出新的病因学说，不能不提到明末清初的温病学家吴有性和他的《温疫论》。他在《杂气论》一章中为疫病作了定义说：
“为病种种，难以枚举。大约病遍于一方，延门阖户，众人相同者，皆时行之气，即杂气为病也。”
吴有性也提到“时行之气”，但他马上说明这“时行之气”，不是六气，而是一种致病的杂气。同篇文章他又说明：“疫气者，亦杂气中之一，但有甚于他气，故为病颇重，因名之‘疠气’。”所以“疫气”即“疠气”，它们不是指某种传染病，而是指造成传染病的病因。他特别指出：“伤寒感天地之正气，时疫感天地之戾气”，“伤寒与时疫有霄壤之隔。”这是与前贤认识不同之处，也是比前贤大进一步所在。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对传染病有过疫、时行、伤寒、天行、时疫等称谓过程，但却不够严谨，不用与现代西医学对传染病的诊断、认定相比较，仅从传统病因学角度和具体的疾病形证实例看，称谓均包含“不染”与“染易”两类疾病。虽具有专指传染性疾病的主观，但多未跳出三因致病说，而不能不又造出“疾疫”一词，给疫病（传染病）称谓留有余地。由此可见，区别传染病与流行病，除从疫名和病因学角度辨识以外，还需借用具体的形证实例加以研究，才能确定历史上发生过的疫情。
疠，对流行病与传染病的包容
在甲骨文字材料中已经对21种疾病作了记载，大多以部位命名，如头病、眼病、胃肠病、臂病等，其中还有流行病，但未能明确是否具有传染性。最早文献《周礼·天官书》记载：
“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漱上气疾。”
可见这四时的疠疾，并未明确是传染性的疾病。又《玉篇》曰：
“疠，疫气也。与‘疒列’同。”
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说疠是疫气，什么是疫气呢，吴有性认为：“疫气者，亦杂气中之一，但有甚于他气，故为病颇重，因名之‘疠气’。”也就是说疫气就是疠气，是一种导致严重传染性疾病的杂气。三国·魏曹子建针对建安纪年以来多次爆发的传染性疾病写有《说疫气》一文，文中提到“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噎，或覆族而丧”，完全和吴有性所描绘的传染性疫病特征“大约病遍于一方，延门阖户，众人相同者”相一致，由此亦可证明疫气具有传染性的特征。二是说与“疒列”字同。“疠”和“疒列”是同音异文字，意思是相通的。《公羊传·庄公二十年》曰：
“大灾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疒列也。”
何休注：“疒列者，民疾疫。”清·钱大昕亦说：“《说文》，‘疠，恶疾也。’故厉与列通。”他们都未表示疠（疒列）一定是传染性疫病。据文献记载，公元前674年惠王阆在位时，齐国就发生过疒列疾。
中国古代确有把没有传染性的流行病和具有传染性的时疫病混为一谈的情况，以伤寒与时疫为例，吴有性在《重订医门普度温疫论·辨明伤寒时疫》一章节中专门阐述它们的区别，并从病因、初起的症状、治法的不同及传染性等特征说明“伤寒与时疫有霄壤之隔”的道理。最关键的地方是“伤寒感天地之正气，时疫感天地之戾气”。龚绍林对此评论说：“伤寒时疫，诸方书内，无不备载。细阅所论病情治法，有将时疫认为伤寒者，有将伤寒认为时疫者，病情既未审清，治法亦未尽善。惟此论辨伤寒时疫，病情治法，如犀分水，丝毫不谬，伊古以来，未有如此辨别详明也。学者留心，不惟善治疫，抑且善治伤寒，即令仲景复生，当拜下风矣。”伤寒与时疫有隔，伤寒与温病亦有不同，但“温病”后写作“瘟病”。因为“古无瘟、痢、症三字，盖后人之自为变易耳。不可因易其文，以温瘟为两病”，吴有性知道当时将“风温、湿温及温病挟外感之兼症，各各不同，鉴其病则一，然今世释疫者众”的情况，恐致惑于来学，故专作《正名》一篇，以正视听。
中国古代疾疫流行，学界普遍认为“瘟疫”、“疫气”、“瘟灾”等名称内涵庞杂，表述过于模糊，因此必须给予辨析和分类。公元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河北玉田、庆云、盐山、南皮诸县黄疸流行。是流行病，还是传染病？据文献记载，葛洪曾在《肘后备急方》卷二记有“虏黄”一病。“虏黄”其名因由胡虏传入而命名，可见是传染性疾病。而黄疸一病在《金匮要略·黄瘅病证并治》第十五和《诸病源候论》卷十二均有记载，并未能说明其传染性。根据记载河北玉田等4县黄疸流行，人多死亡，似应“虏黄”类的传染病。因此，不可见“疠”就断以传染性疫病。
《说文解字》曰：
“疠，恶疾也。”
后人有两种解释，一是徐锴《繫传》作“恶疮疾也”的解释。二是依据《素问·风论》中有“疠风”一词，被认为是麻风病。海深德《中国麻风史》就曾说，公元前1100年，周成王十六年时山东发生麻风蔓延。可见，就是依据《说文解字》。疠也包容两方面的疾疫，前者显然未必相染，而后者指的是传染性疾病。
又，疠，古多借“厉”代之。孙思邈《备急千金方》卷八第一“疠”并作“厉”。吴有性《温疫论·正名》曰：（疫者）“因其恶厉，又谓之疫疠。”故疠者，厉也。厉，《说文解字》本作“旱石也”。徐鼒《读书杂释》曰：“悍之从旱，亦以刚为义。”故厉，为质地粗硬的（磨刀）石。又引申为猛也，烈也。因此疫疠，即疫之严重者或大疫之谓也。
注，对慢性病及慢性传染病的称谓
“注”，是一个表达内容十分丰富的词汇。国人思维自古以来就喜“取譬”，通过类比、比喻来转换对另类事物的认识。“注”，《说文》作灌也。这是注的本义。引申义众多。用于人染上疾病，就是疰。《广雅·释沽》曰：“疰，病也。”有被病注入和击中之意。《素问·五常政大论》有“其动暴折疡疰”句，“疡疰”即“皮肤生疮”之意。
注，又可作倾泻讲，如水流如注。由此还可引申为连续不断。葛洪《抱朴子·仙药》曰：
“余又闻上党有赵瞿者，病癞历年，众治之不愈。垂死，或云：‘不及活流弃，后子孙转相注易。’”
注易，便是相染而接连不断的意思。显然把“注”的某些含义用于疾病对人的侵入，成为非常形象和富于想象的疾病称谓。“注”，通“疰”。用注表示一类疾病，始于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有尸注（鬼注）、注车、注船等，并设专章讲述。何谓尸注（鬼注），《肘后备急方》认为是一种“挟诸鬼邪为客”的病，“有三十六种至九十九种”，葛洪所说“尸注”（鬼注）除专属五尸之病以外，还专指肺痨病。有两处可证，其一这也是葛洪自己的意思，葛洪认为，（尸注鬼注）“即是五尸之中尸注，”“大略使人寒热淋沥，沉沉默默，不能知其所若，而无处不恶，累年积月，渐沉顿滞，以至于死，死后复注易旁人，乃至灭门。”这些症状与肺痨病相同。其二“挟诸鬼邪为客之病”在《肘后备急方》中还有一些，诸如“鬼击之病”，但葛洪却把它与尸注、鬼注作了区别而另设章节论述的。
尸注（鬼注）病不仅有“注”字的特征，如注入而久留不去，相染而注易等，而且还含有命运“注定”鬼邪作祟的不科学含义。此说虽属荒唐，但却是想跳出传统的“三条”致病病因说，而具另寻它因的积极意义。
此后“注病”多被解释为病程长的传染性疾病。《释名·释疾病》曰：
“注病，一人死，一人复得，气相灌注也。
”叶德炯曰：“《御览》疾病六引《范注方》曰：‘凡九十种寒尸疰。此病随月盛衰，人有三百六十余脉，走入皮中，或左或右，如人所刺，至于死。死尸相注或至灭门。’”“相注”之“注”应为动词，传染的意思。
《南史·齐纪下·废帝东昏侯》曰：
“凡注病者，或已积年，皆摄充将役。”
这些都与葛洪所说的尸注（鬼注）病，即肺痨病这种慢性传染病的特征相吻合。
“注病”在《诸病源候论》中，便发展成“注”的理论。巢元方曰：“凡注之言住也，谓邪气居住人身内，故名为注。”又曰：“注之言住也，言其连滞停住也。”“连滞停住”亦有病程较长之意。巢元方还列出了诸注、生注、殃注等34种注病诸候。其中就有属传染性的疾病，如生注、死注、殃注等。生注，“或看侍扶接，而注气流移，染易得注，与病者相似。”说明它是接触性传染。死注，“人至其家，染病与死者相似，遂至于死。”说明传染性之烈，故命以死注。殃注，“人有染疫疠之气致死，其余殃不息，流注子孙亲族，得病症状与死者相似。”说明这种传染性疫疠殃及子孙，难以除掉。由此可见巢元方对注病命名标准是极不统一的。
著名医史专家李经纬先生在《〈诸病源候论〉的病因学研究》中指出：“在《诸病源候论》的一些章节里，除了一再重复和强调人体自有三尸诸虫与鬼灵相通，内外接引，共为人患害的思想认识外，更发展了‘注’的理论。注有尸注、死注、殃注、食注等等”。从《肘后备急方》到《诸病源候论》，可以看到先贤对注病认识发展的沿革，也是对“千般疾病，不越三条”的困惑和突破的过程。
“注”，又通“蛀”。案：葛洪《神仙传·赵瞿传》曰：“得癞病，重，垂死。或告其家云：‘当及生弃之。若死于家，则世世子孙相蛀耳。’”所以蒋礼鸿认为：“注、疰、蛀，注易义同，今之云传染病也。注谓流注，易谓延及也。”赵瞿病案可证，注（蛀）亦为慢性传染病也。
来源：《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2012年03期 罗根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