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文帝时期更是备受称颂，司马迁曾描绘这一时期的人民生活：
“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
社会安宁，政治清简，人民安乐，生活幸福，俨然一幅桃源盛世图。它的产生，司马迁认为源于汉文帝本人“德至盛也”“岂不仁哉”，是文帝的仁德落实到具体政事而孵化出清明祥和的治世。
克己欲以厚天下
史料记载，历史上的仁君汉文帝有诸多嗜好。他好游猎，有一段时期“日日射猎，击兔伐狐”，以至于“一日再三出”，贾山曾为此切谏；他也好驰骋寻求刺激：
“文帝从霸陵上，欲西驰下峻阪。袁盎骑，并车揽辔。上曰：‘将军怯邪？’盎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骑衡，圣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骋六騑，驰下峻山，如有马惊车败，陛下纵自轻，柰高庙、太后何？’上乃止。”
袁盎一席帝王安危关系到国家社稷安定的话，让文帝放弃了个人嗜好，虚心改正。后来有人献千里马 ，文帝“于是还马，与道里费，而下诏曰：‘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并命令“省厩马以赋县传”，减省御马以供给普通邮递。由此可见，贾山、袁盎的进谏不仅当时为汉文帝采纳，而且此后为他自觉运用，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嗜好之间，国家利益至高无上。
不但能克己以从善，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汉文帝能抑己恶——控制一己之羞怒等负性情感——以从善。如过中渭桥惊舆马事件，廷尉张释之断为“一人犯跸，当罚金”，而因受惊吓而恼怒不已的汉文帝认为处罚过轻，为之大怒，但当张释之以法为准绳力争后，“良久，上曰：‘廷尉当是也’”。“良久”二字凸显出文帝内心“私我”与“公法”斗争的程度，最终他却能去掉帝王的尊严而遵从国法，承认张释之裁断正确。文帝可谓是以其仁善推及百姓的仁君，他真正履践了儒家提倡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的处事信条，以“仁”立身，以“仁”治民，以此为社会日臻于和谐打下坚实的基础。
旧兼新以尽臣才
汉文帝做代王时，与长安诸大臣并无太多瓜葛，所以遽然被选中继承帝位，惊疑交加的汉文帝登位伊始，亲信从代地带来的宋昌、张武等：
“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
宋昌领南北军直接保证了京城与皇宫外围的安全，张武为郎中令则使宫殿内的安全有保障。但是文帝作为一代贤君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不以私心治国，最初的倚重并没有成为一种用人倾向，宋昌、张武后来没有成为权臣，而是各尽其才而已。
文帝朝除随文帝从代地来的大臣外，不可忽视的势力是高祖刘邦的一批老臣。就当时的情势而论，陈平、周勃等高祖旧臣阅历多、资历长，身居要位，德高望重，为国家的稳定与前途计，非重用不可，所以“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周勃、陈平、灌婴、张苍先后被文帝任用为相。后来，张苍因推算律历失准和荐人失察而免相，文帝曾想改革用军功臣的用人制度，《史记》载：
张苍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窦广国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广国。”广国贤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时大臣又皆多死，余见无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为丞相。
但“念久之不可”，仍然用高帝时以勇健材力见长的申屠嘉为丞相。除此之外，如任季布为河东守，栾布为将军，陆贾出使南越再建功勋，召田叔咨询天下贤人，复孟舒为云中守，可见文帝对高祖刘邦旧臣都能量才任用，人尽其才。
但汉文帝又不止于此。他登基的第一年（前179年），召贾谊为博士，第二年初，下诏举荐贤良方正能言极谏者，颍阴侯随骑贾山上《至言》，博士贾谊上《积贮疏》，由此开始，汉文帝或通过举贤良征辟，或直接咨询，或间接考察，起用了一大批新人。如贾谊由博士一年中升迁为太中大夫；晁错由太常掌故，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再迁为博士，后拜为太子家令，后又因对策高第迁为中大夫；张释之由谒者迁仆射、再拜公车令，由于弹劾太子、梁王不下司马门，“文帝由是奇之，拜为中大夫”，“顷之，至中郎将”，“其后，拜释之为廷尉”；冯唐因论将有味，文帝令他持节云中复魏尚之职，“而拜唐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
文帝起用的这些人，其言行或职任对文帝朝政治、经济、边防、军事可谓有巨大的影响。
班固《汉书·刑法志》言：
“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
是对汉文帝朝刑法罕用的总结，同时于其中，我们更可见到文帝根据时代社会的特点，用人以旧兼新的特质。老臣“少文多质”以持重，稳定社会，致使吏治宽厚，与民休息；新人锐意革新，明镜高悬，文帝兼两者而参之，取于时可用者有条不紊地先后采用，使大臣人尽其言，各尽其才。
怀与安以置诸侯
汉文帝常被认为在对待诸侯问题上至少错误有二：一是骄纵淮南王长、吴王濞等诸侯王，二是不能完全采纳和贯彻贾谊、晁错等人削藩的建议。其实这些都是不能体察文帝所处具体时代的浮泛之论。
汉文帝在位之时，正值匈奴强盛，假如文帝真对诸侯大动手脚，内忧与外困必然使国家风雨飘摇，所以匈奴问题使文帝必然只能怀柔诸侯。加之，文帝时高帝刘邦的老臣健在者不少，从文帝的一则诏书便可看出：
“列侯从高帝入蜀汉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户，吏二千石以上从高帝颍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淮阳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户，卫尉足等十人四百户。”
至于如陈平、周勃、灌婴、夏侯婴、陆贾等人更是身居重位且足智多谋。正是他们的合谋使吕后的阴谋不能得逞，同时也是他们使文帝得以由一偏藩诸侯成为九五之尊的皇帝，如何使这些人不至僭越也是文帝需要思考的问题。比如周勃因拥帝登位功高而被封为万户侯，身居宰相之位，“朝罢趋出，意得甚”，因功高而得意之极的人难免会行为出轨，汉文帝需要用诸侯来制衡这些势力强大的高帝旧臣。更有，当年高后死而吕产、吕禄之所以不敢立刻施行逆谋，也是因为内惧高帝老臣，外惧山东诸侯势力。如此多的理由，文帝怎么可能骤然一味削藩呢？
与此同时，汉文帝也积极着手国内防御和削弱诸侯强国的部署。前元12年，贾谊上疏：
“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其势不可久。臣之愚计，愿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阳。梁起于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阳包陈以南揵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扞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亡山东之忧矣，此二世之利也。”
建议文帝封亲子到梁、代等天下要害之地并扩大他们的领地，文帝听从了这一建议。在吴楚七国反时，这一部署发挥了关键作用，梁国成功地遏制了七国军队的前进。
“福由德兴”，汉文帝以他的仁德修身、治民、理诸侯和安四境，造就了人民之福、国家社稷之福，同时他本人由此赢得了千古赞颂，所以也成就了自身之福。“德者得也”，仁德使人得幸福国兴旺。同时，从汉文帝的具体实践，可见施政者的仁德人格对国家政治的有利影响，并且，仁德并不是懦弱无力，毫无原则，恰恰相反，仁德是指最恰切解决问题的“度”，它是事物达到最高和谐的手段和途径，汉文帝旧兼新以尽臣才，怀与安以置诸侯的成功治国经验，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为广州韶关学院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2016-01-25 赵彩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