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六国赂秦？李斯施才？远交近攻……两千多年来，秦统一中国的原因一直叫人猜不透。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秦统一天下至少借助了小麦的力量。祖籍西方的小麦和其他文化因素在向东传播后，大大地改变了中国文明的发展进程。可以说在公元前221年之前很久，中国历史的进程、天下的分合，已经因为小麦这个西方来客而注定了。
坏心办了好事的郑国渠
秦王嬴政当政初年，秦国统一天下的雄心已渐显露，燕、齐、楚、赵、魏、韩等关东六国惶恐不安，纷纷想办法阻止秦国进一步发展壮大，我们要讲的故事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在这些战战兢兢的国家中，与秦国相比邻的弱小韩国所感到的威胁最强烈，于是精心设计了一个阴谋，派出一位名叫“郑国”的高级水利工程师到秦国，说服秦王，在关中平原北山的山坡上，横向开凿一条长约150公里的大水渠，连通渭河的两大支流——泾水和洛水。鼓动秦国修建这条水渠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这将有利于关中平原的农业灌溉，但真实目的却是诱骗秦国调动大量人力和财力，投入到一个巨大工程项目上，以达到消耗秦国国力、延缓秦国出兵天下的目的。
但是，工程的结果却与韩国的初衷大相径庭。由于这条水渠的修建，使得八百里秦川一跃变成了良田沃土，关中地区的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秦国的国力猛增，反而加快了吞并六国的步伐。
修一条水渠对当地农业生产发挥如此惊人的效益，这在现如今也应该算是个奇迹了。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郑国渠能与都江堰齐名，被列入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古代水利工程之一。
问题是，为什么郑国渠的实际效用与韩国的设想差距竟然这么大呢？按理说，韩国的诸多谋士即便再无能，也不至于愚蠢到如此地步啊！
关中平原是一条狭长的谷地，它西起宝鸡、东抵潼关、南界秦岭、北接渭北北山，渭河从西到东纵贯整个平原，所以关中平原又称渭河平原。关中平原的土壤是由河流冲积和黄土堆积形成，土质肥沃疏松，特别是在渭河以北、北山以南的广阔区域，天生一片沃土，很适于农耕。然而，这片区域的地势北高南低，河谷又在最低处，因此千百年来空望着滔滔渭水东流去，却无法利用河水灌溉农田。如果在北山坡上与渭河平行横向修一条水渠，渭河以北的这片广袤土地自然就可以得到充分的灌溉。
郑国渠的灌溉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并没有什么“阴谋”可讲。再说了，修水渠就是为了灌溉，修建一条工程如此巨大的水渠如果连起码的灌溉功能都没有，那也不可能轻易骗过秦国众多谋士的。所以说，韩国费尽心机设计这个阴谋的核心要点并不是在“灌溉”本身，而是韩国认为郑国渠虽有灌溉作用，但对秦国农业的发展没有实际意义或帮助并不大。
但事实恰恰相反，郑国渠的巨大作用是韩国始料未及的。那么，韩国的决策层究竟失算在哪里呢？关于这一点，任何史书都没有记载，所以令后人百思不得其解，成为了一个千古之谜。
实际谜底很简单，韩国的决策层在设计这个阴谋时，仅考虑到了灌溉因素，却忽视了决定农业生产的一个更为关键的因素——农作物品种。
战国时期，包括韩国在内的中原地区诸侯国的主体农作物是谷子和糜子，也就是我们通俗所说的两种小米；而源自陇东（西戎）地区的秦国的主体农作物是小麦。郑国渠的问题就出在小麦身上。
令韩国人犯晕的小麦
西亚、中国、中南美洲和非洲是世界四大农业起源中心区。
中国的农业起源有两个独立发展的脉络，一个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南方稻作农业起源，所栽培的农作物主要是稻谷；另一个是沿黄河流域分布的北方旱作农业起源，所栽培的农作物主要有谷子（粟）、糜子（黍）和大豆（菽）。
谷子和糜子这两种小米，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1万年以前。由于谷子和糜子都是起源于中国本土，对中国北方地区生长环境的适应能力是与生俱来的。另外，这两种小米都是非常耐旱的农作物品种，在春播季节只要底墒好、能出苗，即便整个春季不下一滴雨，也能正常拔节和孕穗，坚持到夏天雨季的到来。因此，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区域内，包括当时韩国所在的中原地区和秦国所在的关中平原，种植谷子和糜子这两种小米并不需要人工灌溉，仅依靠自然降水就足以获得好收成。
与小米不同，小麦起源于西亚，后传入中国。这种外来的农作物品种传入中国后就得面临水土不服的问题。
西亚地区是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冬天寒冷潮湿，夏天炎热干燥，降雨主要集中在冬、春两季。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属于“东亚季风气候”，具有水热同季的特点，夏天炎热湿润，冬天寒冷干燥，降雨主要集中在夏、秋两季。
西亚和东亚在降雨季节上的截然不同，造成了小麦在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北方地区生长环境极度的不适应。因此，要想在中国北方地区大规模种植小麦，首先必须解决人工灌溉问题。
由此看出，小米和小麦虽然都属于旱地农作物品种，但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对灌溉的需求，前者基本不需要的灌溉，对后者而言却至关重要。
小米与小麦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产量的高低。小米是“耐逆性”很强的谷物，耐旱、耐瘠、耐盐碱，但产量却相对较低；小麦虽然耐逆性较差，季节性又强，种植难度大，但却是高产作物。
小麦的产量极高，大规模种植必须建造灌溉设施。这两点大概就是导致郑国渠阴谋最终失败的原因所在了。
韩国的农业是以种植传统农作物——谷子和糜子两种小米为主，人工灌溉可有可无。所以他们主观地认为，修建郑国渠虽然具有灌溉作用，但对也种植小米的秦国农业的实际意义不大，至多是锦上添花而已，因此工程项目能够达到消耗秦国国力的最终目的。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秦国人对小麦的生长特点和种植技术非常了解，灌溉系统的建立虽然对种植小米没有实际意义，但对小麦的种植却是至关重要的。其结果是，由于郑国渠的修建，关中平原可以种植小麦的土地面积大幅度增加，原先仅能种植小米的土地现在都可以改种高产作物小麦了，由此粮食的平均亩产翻了几番，秦国农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奇速发展，为秦灭六国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郑国渠故事的谜底揭开了，但它又给我们带出了新的问题。对小麦的生长特性和种植技术，为什么秦国人熟知，而韩国人比较陌生呢？这与小麦传入中国的路线和过程有关。
小麦的传奇身世
与中国相同，西亚也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农业起源中心区。在西亚中心区被栽培的农作物主要有小麦、大麦、鹰嘴豆、豌豆、蚕豆等。在西亚被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小麦遗存距今9000年。
小麦被栽培后逐渐成为当地的传统农作物品种，以小麦为主体农作物的西亚农业为两河流域古代文明的辉煌打下了经济基础。小麦被栽培后开始向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欧洲等地传播，它向东北通过中亚传到中国，逐步取代小米，成为了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主体农作物，对夏商周古代文明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但是，小麦是何时传入中国、通过哪条途径传入、传入中国后又是如何发展的？目前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小麦早在史前已经传入中国，因为在中国最早的古代文字甲骨文（公元前14—11世纪商代晚期）中就已经出现了有关小麦的文字记载。在甲骨文中有两个字与麦类谷物有关，一个是“麦”字，被诠释为大麦；另一个是“来”字，被诠释为小麦。这两个字都是象形字，字体的形状像一株即将成熟的麦子，麦叶直立，麦穗下垂。甲骨文是最早的文字，所以从字义上讲，“来”字的本意应该就是小麦，后来才被假借为“来往”的意思。小麦的“麦”与往来的“来”，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农作物，一个是方向性运动，两个词义风牛马不相及。这种假借看似没有什么道理，但它也许恰恰说明了，我们的祖先早已经知道小麦不是中国本土生长的，而是外“来”的。
随后的先秦古代文献中有关小麦的记述就常见了。但小麦究竟是何时、如何传到中国来的，甲骨文和先秦文献都没有记载。看来，仅依靠历史文献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小麦传入中国的问题只能依靠考古学解决。
目前，在中国出土早期小麦遗存的考古遗址已经多达三十余处，其中年代最早的距今4500—4000年。从统计学的角度讲，三十余处考古遗址的出土实物资料，数量已经不少了，可以就此下结论：小麦传入中国的时间最早在距今4500—4000年间，大约相当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
解决了小麦传入中国的时间问题，下面要回答传播路线问题。
小麦是西来的，传播路线当然应该是由西向东，这似乎不成问题。但是，如果将考古出土小麦遗存按年代的早晚进行排列，就会发现一个十分令人迷惑的现象，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小麦遗存，即距今4500—4000年的龙山时代小麦，全部都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且还是以东部的海岱地区发现的最多；距今3900—3600年的夏王朝时期的小麦遗存，是以中部的中原地区发现的最集中；而西部的西北地区出土小麦遗存数量虽多，但年代大多在距今3500年以后。根据这个排列，早期小麦在中国北方地区的分布，不仅看不出由西向东的传播方向，而且似乎是由东向西渐进的。
这太不可思议了！难道小麦不是沿着丝绸之路由西向东传入中国的吗？
事实上，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丝绸之路并不是唯一的通道，还有其他路线，例如，穿过云贵高原和东南亚抵达印度河流域的“南丝绸之路”，沿着南亚、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蒙古高原、南西伯利亚、中亚和西亚的“欧亚草原通道”。小麦传入中国的路线最有可能是欧亚草原通道。
欧亚草原通道虽然是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线，但不能排除其他线路的存在，其中有一条就是河西走廊绿洲通道，即丝绸之路：由西亚通过中亚，跨越新疆北部，穿过河西走廊，进入陇东地区和关中平原。秦在西周时期是偏居在陇东地区的一个小国，所以，秦国人熟知的小麦与韩国人了解的小麦可能来自不同的传播路线。
韩国的小麦必须经过北方文化区的传递，而秦国的小麦有可能是人群迁徙直接带入的。这种“人物同步”的文化交流所传播的就不仅仅是物品和技术，同时也包括文化习俗，所以，长期居住在陇东地区的秦国人可能对小麦的了解更深更透彻。这也终于解答了前述的谜题，韩国人忽悠秦国人修建郑国渠，却不料帮助熟悉小麦的秦国成就了统一天下的大事。中国历史的进程，就因为小麦这个外来客而改变了。
来源：《国学》2011年04期 赵志军；贝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