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在一家图书馆作讲座，当讲到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时，我问台下的听众：“中国有哪些盛世？”听众回答踊跃，有说“康乾盛世”的，有说“文景盛世”的，有说“开元盛世”的。我接着问：“你们知道‘大定盛世’吗？”台下旋即哑然。
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人而言，“大定盛世”是陌生的。“大定盛世”之所以被我们遗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主导这个盛世、以“大定”为年号的金世宗完颜雍在治国理政的思想上，不仅终止了海陵王完颜亮统治时期的“汉化”政策，而且改弦更张，大力推行女真族的文字、服饰与思想观念。日本汉学家三上次男教授称这场改革为“女真文化复兴运动”，也正是因为这场改革，完颜雍的功绩被传统的汉族史学家们所诟病。但客观地看，这场改革不但必要，而且有着重要的历史功绩。
我们知道，女真族起源于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起兵时，他所领导的女真部落尚处于奴隶社会早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相当落后，但他们生活在高寒地带，因为环境所迫，不但兵强马壮，而且冶炼技术高超。在仅凭武力说话的“强权即真理”时代，婉约优雅的两宋王朝显然不是金国的对手。
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两宋王朝俯首称臣易，真要管好黄河以北的一大片土地，只靠兵强马壮是绝对不行的。海陵王完颜亮执政时期，借鉴中原政权历史上的“文景盛世”“开元盛世”等经验，实行“汉化”政策，他自己也是一位很出色的汉语诗人。
但是时代不同了，语境也不相同。这种借鉴虽然给金国带来了短期的繁荣，但因为女真族在封建化进程中遇到了新问题，而“汉化”政策治标不治本，所以产生了更大的问题。鉴于此，金世宗完颜雍不得不另辟蹊径，终止了海陵王照搬照抄的“汉化”模式，改为复兴女真文化。
所谓“女真文化复兴运动”，就是因地制宜，根据自身民族的特性，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地调整国策。完颜雍一方面遏制女真族继续“汉化”的趋势，另一方面注重女真族文化的特性，有针对性地推广发扬女真族的思想文化，为保存女真文化及其后满族文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大定盛世”虽以“女真文化复兴运动”为纲，但完颜雍处事公道，并不袒护女真贵族，相反，对女真贵族“慎守令之选，严廉察之责”。大定十五年（1175年），女真贵族移剌毛得之子因为家庭矛盾杀妻，依法当判处死刑，移剌毛得通过自己的亲戚、完颜雍的姑姑梁国公主请求完颜雍免移剌毛得之子一死。不料，完颜雍却说：“公主妇人，不识典法，罪尚可恕。毛得请托至此，岂可贷宥？”这段话的意思是，公主不懂事也就罢了，移剌毛得是国家重臣，居然还托人说情，怎么能因此宽宥赦免犯人呢？
《金史》记载，“大定盛世”时期，“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刑部岁断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号称‘小尧舜’，此其效验也。”可见，完颜雍统治时期，整个北方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不但物阜民丰，而且犯罪率极低。这样的局面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后世史学家称之为“宇内小康”，我认为此说是与历史事实相符的。
来源：《中国民族报》2017-03-17 韩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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