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一辆自行车，在近现代中国急剧转型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要深入理解这一点，需要对百余年前中国人日常所用的个人交通工具有所认识。
脚踏车必将盛行
19世纪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清朝派往国外的外交官和留学生最早见到自行车，他们也是最早骑自行车（或自行车前身）的中国人，当然只是个别人尝试这样做。
19世纪80年代晚期及90年代，几个西方冒险家曾骑车穿越中国，这是在中国本土最早出现的自行车。
1896年，上海《点石斋画报》刊发了一幅石印画，内容是描绘骑着自行车的外国士兵遭到一群狗的攻击。数年后，《申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脚踏车将来必盛行说”的文章。这一切都显示，19世纪90年代晚期，中国人对自行车兴趣日浓。而其大背景，则是中国刚刚在甲午战争（1894～1895）中战败，引发了社会和政治的重大改变，固守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体系，骤然让位于能够接受各种新事物的开放意识。
自行车成为时髦的标配
在20世纪初的中国，如同此前十年，甚至更早时的西方一样，自行车开始被视作进步和摩登的标志。一辆自行车如同现在时尚人士的高端手机，在老照片上留下倩影。在中国最时尚的大都会上海，出现几个率先接受自行车的中国人群体，这不足为奇。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1905年废除后，上海新式学堂里的师生们，是早期骑自行车的另一群体。1907年，在南通师范学堂的运动会上，几个学生骑车在运动场上环行，每人拿着一块提示下一个比赛项目的标语牌。上海的名媛则是上海又一个较早接受自行车的群体，她们将自己同这种摩登的标志联系在一起。
建于1900年的上海富丰面粉厂，是第一家由中国人经营的现代面粉厂，他们将最畅销的产品冠以英文的“Bicycle”（自行车）的品牌，以凸显它的生产技术最为先进。
溥仪逊位以后，国民政府便将这个小朝廷养在了紫禁城。他娶了婉容后，小舅子郭布罗·润麒把自行车骑到紫禁城中，想和自己的姐夫分享。在这之后，自行车就成了溥仪和婉容的重要交通工具，宫里还每月花100块钱聘请教练，专门教溥仪怎么骑自行车。溥仪学会之后，便开始收藏各式各样的自行车，前前后后买了20多辆，全部陈列在绛雪轩中。
而在这20多辆车中，溥仪最喜欢的就是德国进口的“蓝牌”自行车，婉容最喜欢的就是英国进口的“三枪牌”女士自行车。溥仪的自行车不仅看起来非常精致，而且骑起来也非常轻便，在前轮位置还加了摩擦电灯，方便晚上出行。如今，除了一些遗失的自行车，剩下的都被收藏在博物馆中。
自行车与国运
自行车虽属轻工业，但是在当时，制造工艺颇为复杂和讲究。飞轮和链条必须准确且润滑，钢圈必须圆准且坚硬，这当中淬火尤须经验，连车架设计的角度也很是专业和讲究。此外，牙齿盘、把手、花古筒等等，无一不需要长久的工业积累。事实是，中国自行车长时间依赖外国进口，在器械和技术上落后明显。
20世纪30年代，伴随日占区在中国的扩大，商人小岛和三郎先后在沈阳、天津、上海开立昌和制作所。其位于上海东北角唐山路的工厂是这座城市的第一座自行车工厂。无论是价值还是数量，日本自行车当时在中国进口自行车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大量英国自行车才是中国进口自行车的主要来源。在一些被日本人蹂躏的城市中，大多数自行车车行被迫停业。抗日战争胜利，上海昌和制造所被收归后，更名“上海机器厂”，拥有员工180人，年产“扳手”牌自行车3600辆。不过，工业发展进程中技术、资金和原料三大制约因素长期得不到解决，加之时局动荡，物价飞涨，民族自行车工业整体上呈现出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态势。
直到上海解放后，工厂由解放军代表接管，改名“永久”。1950年，国家划拨13万斤小米，折合成天津自行车厂恢复生产的启动资金。1950年4月，20名工人组成研制团队，天津自行车厂筹备恢复生产。天津的昌和制造所，被改造成“飞鸽”，和永久牌南北呼应，连同上海凤凰，组成国产自行车三大品牌。
1956年，在上海唐山路工厂，新中国第一辆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全公制标定型自行车——“永久”28寸PA型男车制成。充满工业气质的“二八大扛”成了一个时代的图腾。
作为轻工业的重要代表，中国自行车产量的增长，是共和国的工业发展的写照。1962年至1986年，凤凰、飞鸽、永久实行凭票供应。“三转一响”，几乎是1970年代中国普通人家对物质生活的最高追求。“三转”就是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一响”是收录机。有了这几样，小伙子娶媳妇的底气都足了。
21世纪，中国开始了一段崭新的单车文化历程，山地车、改装自行车的再度兴起，真正展现了自行车的魅力，“永久”“飞鸽”这些品牌已经有60多年历史，引领了几代国人的单车消费时尚，开始演绎了中国自行车行业最辉煌的篇章。
（原标题：自行车在近代中国）
来源：《新天地》2020年第02期 李晓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