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的每样创新，都会影响天空的样子”。
当北京城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密集与相似，我很难过，我想起了30年前的那个北京，很怀念它。此时，我再次翻看伊塔洛·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一书。
《看不见的城市》是一本关于马可·波罗给忽必烈大帝讲述55个城市的小说，或者说是关于概念城市的寓言式随笔，是卡尔维诺“在越来越难以把城市当做城市来生活的时刻，献给城市的最后一首爱情诗”。书中描绘了形形色色的城市：记忆的城市、欲望的城市、连绵的城市、轻盈的城市、符号的城市、贸易的城市、死亡的城市和隐蔽的城市等。最终大汗发现所有马可·波罗描绘的城市其实就是一个城市——威尼斯的一个个侧面或片段。
9月19日，突然让我意识到是卡尔维诺逝世30周年（2015年）祭日。他的作品融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于一身，善于利用讽刺和离奇古怪的幽默处理严肃的主题。
远草渐绿，近土弥香。羁旅的游子在雨后的空气中嗅闻合欢树叶的味道。这是马可·波罗1275年到达时的元大都北京？我迟疑了。
看看今天，740年后的北京，这座古老的国际大都市今天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被空前地“后现代化”和“全球化”，城市进行不断的规划、拆建、改造和变迁，人来人去，不经意间却把故土这份遗产给消解掉了。“全球化”的北京还体现在文化复杂的性格上面，电子媒体的介入，以及大量自愿的全球性人口的流动。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谈道：“想象、被想象和幻象——这些术语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正在把我们引向一个批评的新阶段：把想象作为社会实践。”同样的北京向晚，集市的人声鼎沸是陌生的，空中太多的是霾气，胡同里再也听不到潺潺浅流声——整个北京城是缺水的。
在《看不见的城市》里能读到什么？读到启程与流连；读到了马不停蹄和驻足观望；读到静默、缅怀、消消停停的叙述；读到因疲惫而弯曲的腰；却读不到物质城市的容貌。相对于物质化，我们在城市更迫切需要精神养分。
卡尔维诺是用心的，他让我读到了每个北漂——在当代北京这个逝水的客乡里的乡愁，读到了生命中的悲欢，以及读到了时间的流逝。
最精妙复杂的大脑结构
198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几乎毫无争议地等待颁发给卡尔维诺时，他突发脑溢血，在动完手术后，他望着那些塑料导管和静脉注射器，幽默地说：“我觉得自己像一盏吊灯。”9月19日，卡尔维诺逝世，与诺奖失之交臂。
卡尔维诺生于古巴圣地亚哥的一个小镇，父亲是个园艺师，母亲是撒丁岛人，植物学家，2岁时全家迁回意大利圣莱莫。卡尔维诺自幼就与大自然结下不解之缘，他不仅从父母亲那里学到很多自然科学知识，熟知名目繁多的奇花异草以及树林里各种动物的习性，还经常随父亲去打猎垂钓。1942年，卡尔维诺在都灵大学上农学系。二战期间，卡尔维诺与弟弟参加抵抗运动，其父母亲曾因此被德国人羁押作人质。
1947年，是卡尔维诺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光辉的起点，这一年他完成论康拉德的毕业论文，并发表处女作《通向蜘蛛巢的小径》，这部讲述战争、性、英雄主义和历史的作品显示出别具一格的寓言特征；《阿根廷蚂蚁》（1952）和《烟云》（1958）带着卡夫卡式的奇怪和威胁性，探讨人类的困境和大自然的报复；《宇宙奇趣》（1965）用讲故事的形式谈论抽象的时间和空间概念。
对卡尔维诺小说风格的变化，美国文学评论家戈尔·维达认为：“早期的卡尔维诺趋向于海明威式的现实主义风格，迁居巴黎后他形成了自己的叙述方式。从《我们的祖先》开始，你可以明显看出他如何受罗兰·巴特、博尔赫斯以及如今已经过时的新小说的影响。”
卡尔维诺去世前有过一次漫长的脑外科手术，他的医生难以抑制不近人情的欣喜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精妙复杂的大脑结构。
《看不见的城市》中的元大都
《看不见的城市》有着马可·波罗与忽必烈交谈的细节：因为语言不通，只好以手势、体态乃至神情来表达自己的愿望。他们很艰难地成为彼此的听众。这种生涩的场面出现在中世纪的国际大都会元大都则很自然，“凡是世界各地最稀奇、最有价值的东西也都会集中在这个城里”，来自天南海北，说着各种方言的商贾、雇佣军人、旅行者、外交使节、传教士、匠人与工程师云集在这里。
就此，元大都跻身于巴比伦城、开罗、耶路撒冷、雅典、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等一系列著名城邦的行列，成为人类文明史的一座名城。
1283年（元二十年），忽必烈下令在菜市口（今交道口）刑场处决南宋宰相文天祥，怕大都市民造反、举火燃城，特意将城垣上覆盖的草席全部撤下来，以免引火。正因如此，那场被严加预防的火灾未能及时发生。
1368年，明北伐军将元顺帝驱逐出祖传的都城，元朝就灭亡了，元大都自然也无法抗拒被废黜的命运。而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重建的，9月12日更名为北平，为明、清两朝作为首都所沿用。
元大都成为了一座消失的城市，它经历了时间与空间双重意义上的消失。
全球化观念的探究
《看不见的城市》中呈现的马可·波罗与忽必烈历史性相遇，是关于全球化起源方面非同寻常的事件。《马可·波罗游记》是“西方人的东方主义”的第一部经典之作，为后来的“地理大发现”时期的殖民地游记写作提供了一个范本。哥伦布在航海时就随身携带着《马可·波罗游记》，并在上面做了详细批注。
忽必烈对马可·波罗说：“我认为，在地图上辨认城市比亲历其中更为容易。”卡尔维诺摈弃了传统地图仅是疆域的抽象表达的思想，而把它们看作可以产生出疆域和版图的想象中的土地，“直到每一块土地上都诞生出属于它自己的城市，新的城市会不断地形成”。这也是卡尔维诺在绘制自古都北京到后现代化城市洛杉矶的思想轨迹。
作家博尔赫斯说过：“隐藏一片树叶的最好的地点是树林。”卡尔维诺果真是深得博尔赫斯精髓的人，他将原有城市的特质颠覆了，重构起虚构而与本源关联的城市框架——物体城市就隐藏在一个个虚构城市的细节中，通过调换、移动、倒置和追忆把它建立起来。
文化学者艾恩·钱伯斯在《移居，文化，身份》中写道：“城市，那座现代化的大都市，是许多人选中的用来描述他们在现代世界的体验的喻体……无论是作为一个真实的存在，还是作为一个想象的王国，城市的形象显然为人们的浏览、解读和参悟，提供了一张绘好的地图。”梦、想象加上电子媒体，组成了个人体验的多元性、异质性、不连续性、流动性和构不成立的相悖性的“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基本范式。
“当马可·波罗描述他旅途走访过的城市时，忽必烈未必全都相信。”回到《看不见的城市》上，令人惊奇的是，当马可·波罗为大汗讲述旅途中的一座座城市面貌，大汗却从未对自己拥有的广阔疆域表达过欣喜满足，他在讲述结束时的判断竟然是：我们最后的目的地只能是地狱城。马可·波罗则回答：地狱如果存在，那就是我们天天生活其中的地方。虽然虚无，却必须存在，这是当代和后现代哲学反复阐述的主题。
如果全球化竟然是这样的结果，那未免令人悲伤。
来源：《华夏时报》2015-09-24 周江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