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嘲笑和轻视
塞万提斯命途多舛、一生寥落。长篇小说《堂吉诃德》（1605年）便是他在狱中构思，并在上有妓院、下有赌场的廉租房中创作的。而且问世后虽引起轰动却并未给作者带来好运。时人在嘲笑堂吉诃德的同时，也轻视塞万提斯的才华。
那时，庞大的封建帝国和新兴的市民社会（早期资本主义）在16世纪的西班牙充满矛盾地并存着。作为时代的反映，西班牙文坛思潮奔涌，其中最主要的两个极端是阳春白雪的巴洛克诗潮和下里巴人的流浪汉小说。
这一切都决定了塞万提斯的矛盾与复杂。他以歌颂女王的十四行诗步入文坛，虽万般努力却终不能跻身于宫廷诗人的行列，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借小说聊以自慰。当时，小说作为一个新兴的体裁尚未得到上流社会的承认，处在巴洛克鼎盛时期的诗歌界和戏剧界大都视小说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劣等艺术。《堂吉诃德》 恰是一部“不伦不类”、“无典可循”的“反骑士小说”。
小说开宗明义，要把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扫除干净，这更引发了文坛同行对他的轻视。因为，特兰托教务会议之后，骑士小说成了“地下文学”、“过街老鼠”，有人便想当然地认为塞万提斯是在投机取巧。文坛泰斗洛佩·德·维加曾鄙夷地说：“没有比塞万提斯更糟的诗人，没有比《堂吉诃德》更傻的小说。”
然而，小说本来就是市民文化的产物，生活是它的血肉，自由是它的风骨。他借题发挥，放笔写去，海阔天空，一无拘束，自然而然地达到讽刺现实社会的目的。
譬如，堂吉诃德从命名、受封、比武到向贵夫人献殷勤，都是“不折不扣”地按照古代骑士的有关仪式进行的，戏拟得惟妙惟肖。受封仪式原本是非常庄严的，受封骑士必得经过忏悔、斋戒、沐浴、守盔护甲等十分严格的宗教仪式，但是小说中的受封仪式却是在马棚里进行的，授封的也不是神职人员，而是一个江湖骗子、客店老板。他手里捧的不是《圣经》，而是供给骡夫草料的记账簿。为堂吉诃德挂剑的更非公主，而是妓女。堂吉诃德还把风车当巨人，把羊群当敌人。在闹出一连串笑话的同时，他又是那么虔信真理和正义，并与天生敦厚又不乏狡黠的桑丘构成了一对极其丰富多维、类似于我国相声逗捧的完美组合。
理想和现实的矛盾
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堂吉诃德》 在17世纪西班牙读者眼中只不过是“三流作家”的搞笑闹剧。
最先发现《堂吉诃德》并使它“花香墙外”的是法国作家斯卡龙和圣埃弗勒蒙。
18世纪，随着小说地位的提升和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堂吉诃德》在英国成为经典。亨利·菲尔丁和萨缪尔·约翰逊认为堂吉诃德不仅可笑，而且可敬。他们的观点使滑稽和崇高这一对矛盾的美学概念在堂吉诃德身上获得统一。
19世纪，诗人拜伦进一步揭示了这部作品的价值，认为作品体现了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即让过去回到现实，或者让未来提前实现。这也是塞万提斯的原话。而塞万提斯的伟大就在于他充满同情地揭示了堂吉诃德的悲剧命运。
德国诗人海涅几乎和拜伦同时看到了这一点。在1837年的德文版《〈堂吉诃德〉序言》里，海涅认为塞万提斯开创了现代小说并把《堂吉诃德》提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他除了肯定堂吉诃德的崇高与滑稽，还说“当高贵骑士的高尚品格仅仅赢得了以怨报德的棍棒时，我只知流出痛苦的眼泪”。
海涅甚至认为“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成了三头统治，在叙事、戏剧、抒情这三类创作中分别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外，歌德、司各特、雨果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等都曾高度赞扬《堂吉诃德》。
20世纪，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诸如“虚构与真实”、“叙事方法”与“元小说”等问题的讨论中，《堂吉诃德》不断获得新生，以至于在2002年由瑞典学院等有关机构举办的、54个国家和地区百余位作家和文化名人参加的“人类伟大作品”的评选活动中，以压倒多数的选票名列第一。
旧思想难行新时代
最早将《堂吉诃德》介绍到中国来的是周氏兄弟，即鲁迅和周作人，他们于20世纪初在日本接触到了这部作品。周作人在一本叫做 《欧洲文学史》（1918年）的教材里几乎一步走完了3个世纪的解读，说塞万提斯“以此书为刺，揭示人以旧思想之难行于新时代也，惟其成果之大，乃出意外，凡一时之讽刺，至今或失色泽，而人生永久之问题，并寄于此，故其书亦永久如新，不以时地变其价值。书中所记，以平庸实在之背景，演勇壮虚幻之行事。不啻示空想与实际生活之抵触，亦即人间向上精进之心，与现实俗世之冲突也。堂吉诃德后时而失败，其行事可笑。然古之英雄，现时而失败者，其精神固皆堂吉诃德也，此可深长思者也”。
鲁迅的阿Q被认为颇有堂吉诃德的影子，尽管前者不具备后者的崇高。鲁迅曾于1928年约请郁达夫将屠格涅夫的《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从德文转译过来，发表在他们合编的《奔流》创刊号上。鲁迅还在“编校后记”中把堂吉诃德精神概括为“专凭理想勇往直前去做事”，而哈姆雷特则“一生冥想，怀疑，以致什么事也不能做”。
而创造社、太阳社这时正攻击鲁迅为中国的堂吉诃德先生。上世纪30年代，鲁迅还和瞿秋白一道（前者从德文，后者从俄文）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鲁迅在“后记”中说，“吉诃德的立志去打太平，是不能说他错误的；不自量力，也并非错误，错误是他的打法，因为糊涂的思想，引出了错误的打法……而且是 ‘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的”。鲁迅还说，“后来又有人和这些专凭理想的堂吉诃德式相对，称看定现实而勇往直前去做事的为‘马克思式’”。1978年，杨绛先生首次从原文译出《堂吉诃德》，而且她所依据的马林校勘本是国际公认的权威版本。
20世纪80年代以降，由于中国社会逐步进入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时代，物质主义的膨胀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精神的错位、理想的失落。于是堂吉诃德又一次成为人文学者关注的对象。二十余个译本在神州大地上相继问世，从而使《堂吉诃德》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画饼”。
提供了不竭的源泉
人人皆有英雄梦，《堂吉诃德》 的主人公阿隆索·吉哈诺（堂吉诃德原名）沉溺于骑士小说，结果把自己打扮成扶贫助弱的骑士，横枪跃马杀将出去，上演了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但是，那何尝不是塞万提斯的英雄梦？或者他的梦中之梦？归根结底，阿隆索·吉哈诺是个塞万提斯式的“好人”、“善人”，一辈子时运不济，却充满幻想。
西方文学史中充满了广义的变形。荷马史诗中至高无上的宙斯经常摇身一变，以掩人耳目。譬如他化作金牛骗取了欧罗巴，而这正是被塞万提斯誉为“天才”的西班牙诗人贡戈拉在其代表作《孤独》中开篇的内容。古罗马时期又有奥维德的《变形记》。中世纪的宗教文学更是神奇充斥，以至于后来的哥特式小说借此奇幻、玄幻和魔幻了一番。
《堂吉诃德》是否如作品所言的那样，是从阿拉伯语翻译的？这当然是戏言，但塞万提斯显然含蓄地表达了他对阿拉伯人的敬意。事实上，自公元8世纪入侵伊比利亚半岛至1492年最后的堡垒格拉纳达陷落（是年哥伦布替西班牙发现了新大陆），阿拉伯人不仅因“百年翻译运动”为西方接续了希腊罗马文明的香火，而且带来了包括我国“四大发明”在内的东方文明成果；其文学更是一扫中世纪欧洲的沉闷，在诗歌、小说方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范本。
如今，我们在这里祭奠塞万提斯，也是为了纪念所有为人类创造美好形象的作家、艺术家们，是他们用“无用之用”为人类精神长河提供了不竭的源泉。
来源：《解放日报》2016-04-16 陈众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