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对我来说，还没有哪一部书像《红与黑》这样一言难尽，提笔良久仍徘徊踟蹰，仿佛回看沧桑人生，窥视恢弘历史；不要说盖棺论定，就是从一个点、一个角度出发，也难以把握、诉尽，无怪乎《圣经》里说“审判在主”，人既没有权柄，也没有能力来审判。在中国，《红与黑》往往被称为“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但事实上，司汤达在书中并没有过多的评判，他只是在尽力呈现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并思考那个时代的问题及其根由。若说在《战争与和平》《复活》《罪与罚》等书中，作者还试图提出某些解决问题的出路，而司汤达似乎连这个都放弃了。
一
《圣经》他已经背得滚瓜烂熟，想起其中的文字，心里却平静不了……“但是，三位一体的神啊，给教士糟蹋滥用之后，我们怎么还能相信天主这个伟大的称谓？孤独地活着！怎样的苦痛啊。我变得疯狂而无理性了。”于连拍打着自己的额头，想到。
那是一个波诡云谲的时代。《红与黑》起初的标题为《于连》，1830年定名为《红与黑》，并有副标题“1830年纪事”。在1830年前后，法国发生一系列革命性的影响欧洲、影响人类的历史事件。为什么是法国？十九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发现，并不是哪里压迫最重、反抗越强烈，恰恰相反，革命往往是在相对的宽松和缓中爆发。经历启蒙运动的冲击释放，相较而言，法国并非欧洲最封建、黑暗、浓重的地方。启蒙运动的斗争对象和宗教改革一致，都在对着天主教派及其结盟的贵族势力，意在给尚处在黑暗中的人们带来光明与希望。
1789年7月14日巴黎起义，法国大革命爆发。8月26日制宪会议通过《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简称《人权宣言》）。在各种力量的冲突和抗衡中，先是君主立宪派制定了《1791年宪法》，召开立法会议，维护君主立宪制，接着是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的相继“坐庄”，雅各宾派过激和恐怖的政策，又使它走向分裂和内讧。1794年7月雅各宾派中被罗伯斯庇尔镇压的右派势力发动“热月政变”，成立了新的革命政府──督政府。督政府中又一个新的政治明星拿破仑出来“发光”，发动“雾月政变”夺得政权，并和欧洲反法同盟对决。拿破仑几起几落，后在1815年滑铁卢之战惨败。波旁王朝复辟，但好景不长，查理十世在1830年7月革命中被推翻。
《红与黑》中主要写了主人公于连从十八岁做家庭教师，到二十三岁上断头台这段时间的故事。这些年对于连来说是血气方刚，青春动荡；那个时代则是加倍的复杂和激荡，那是王朝复辟时期，保守势力拼命反扑，天主教会东山再起，试图控制思想和政治。各种社会矛盾纠结对抗：外省小城维里埃尔势力错综纠缠，新贵与教会又勾结又斗争，自由党和保王党徒又对抗又博弈。连贝藏松神学院内部的教派之争也很是激烈，首都巴黎更是矛盾重重、动荡不安。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的年轻人怎么看待自己，怎么来寻求人生的发展呢？
何况这个年轻人来自社会的底层，一个木匠的儿子，既无任何地位，也极其贫穷。当时的法国等级明显，天主教教士是第一等级，王权贵族为第二等级，这两类都是社会的特权阶级。随着科技和企业而赚钱发达起来的资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平民组成第三等级，起来闹革命的是第三等级。其中资产新贵凭借其经济实力、政治才能和文化知识处于领导地位，农民和平民处于多少带些着盲目的跟随地位。于连这个天资非凡、理性、坚定的年轻人，一方面理想上神学院，争取做到主教；一方面身处思想启蒙运动的纵深影响中，并不真正敬畏和依靠上帝。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旧制度乃是向今天人们所说的“现代性”过渡的转型阶段，是两种体制的复合体。在这种复合体中，法国人的普遍精神特征是身受旧制度种种弊端之苦，但又看不到医治具体社会病的药方，因此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维：“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而于连在这种普遍的精神特征中，更多想到的是反抗、证明、报复和战斗。一开始他就错了吧，他将报复的对象设定在女人，而这个女人是他毕生最爱的女人。
二
于连二十三岁短暂的人生，似乎成功了，他已跻身于他仇恨又鄙视的权贵阶级，却又是那样的戏剧性，当他朝自己所爱的女人连发两枪，一切都结束了，他选择了死，并拒不忏悔。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十八、九岁的于连，长得文弱清秀，两只又大又黑的眼睛，“在宁静时，眼中射出火一般的光辉，又像是熟思和探寻的样子，但一瞬间，又流露出可怕的仇恨”。他母亲早逝，因整天抱着书本，不愿做力气活，而经常被父亲和两个哥哥猛打。他小时崇拜拿破仑，后来他又想当神甫，因“如今我们眼见四十岁左右的神父能拿到十万法郎的薪俸”。于连仗着惊人的好记性将拉丁文《圣经》全背下来，这事轰动了全城。由此进入市长德·瑞那先生家给他儿子做家庭教师。
夏天，市长一家乘凉时，于连无意间触到了德·瑞那夫人的手，她一下子缩回去了，于连以为夫人看不起他，便决心必须握住这只手……他深夜闯进了她的房里。开始她慌乱而生气，马上跪下来向天主祷告，求主让她不要遇见试探。但当她看到“他两眼充满眼泪”时，她抱住了他……一座小城盛不下两人越来越甜蜜、丰沛的爱情。街谈巷议越来越不利，各种错综的关系都想在这不伦的关系上“做文章”，得知情况的西朗神甫要他到省城贝桑松神学院进修。告别后的第三天夜里，于连又冒险赶回维里埃尔与德·瑞那夫人见面，此时的她因思念而憔悴不堪。但她顾念于连的前程，年轻人应该有大的作为，让于连回神学院，并相当长时间不给他写信。
于连在神学院的各科学习成绩都是第一，彼拉德院长让他当课程的辅导教师，但神学院里也多有伪善、争夺、倾轧，于连深感苦闷忧郁。厚待他的彼拉德院长受到排挤，离开神学院去到巴黎，并介绍于连做莫拉尔侯爵的秘书。侯爵是保皇党人，大革命时逃亡国外，王朝复辟后在朝中取得了显赫的地位。于连每天的工作就是为他抄写稿件和公文，侯爵对于连十分满意，派他去管理自己两个省的田庄，又让他负责自己与贝尚松代理主教福力列之间的诉讼通讯，后又派他到伦敦去搞外交，赠给他一枚十字勋章，这使于连大有成功感。
于连在这种环境中很快学会了巴黎上流社会的“各种艺术”，击剑、决斗、跳舞，社交等。在侯爵的宝贝女儿马蒂尔德小姐眼中，他已脱了外省青年的土气。马蒂尔德年轻、任性、骄傲，读过许多书，尤其被三世纪前一段家史所激动：她的祖先莫拉尔是皇后玛嘉瑞特的情夫，被国王处死后，皇后向刽子手买下了他的头，在深夜里亲自把它埋葬在蒙马特山脚下。马蒂尔德十分崇拜皇后的这种爱的精神，她的名字就是皇后的爱称。她主动要于连在明亮的月光下用梯子爬到她的房间去，当晚她就委身于他了，过后马蒂尔德很快就后悔了，边哭边对于连说：“我恨我委身于第一个来到的人。”于连极端的痛苦和羞辱，摘下挂在墙上的一把古剑要杀她，马蒂尔德反而认为于连爱她已经爱到要杀了她的程度，便又与他好起来。夜里于连再次爬进她的房间，她请求于连做她的“主人”。可是，只要于连表露出亲近，她又转为愤怒，毫不掩饰的侮辱他，并公开宣布不再爱他。
于连把自己的爱情苦恼讲给情场老手俄国柯哈莎夫亲王听，他建议于连假装去追求另一个女性，以达到降伏马蒂尔德的目的。于连说我写不出情书，亲王说“谁叫您造句了？我提箱里有六本情书手稿，可用来写给各种性情的女人，包括对最贤淑的女子”。于连转而追求德·杜布瓦夫人，那个拥有巨资的袜商的女儿，夫人受了感动，给于连回信……马蒂尔德再也忍耐不住了，跪倒在于连的脚下，于连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不久，马蒂尔德怀孕了，她要求父亲成全他们的婚事。侯爵在爱女执拗下一再让步，同意马蒂尔德解除以前和公爵的婚约。并给了他们一份田产，又给于连寄去骠骑兵中尉的委任状，授予于连“贵族”称号。
正前途大好时，莫拉尔侯爵收到德·瑞那夫人的“揭发信”。恼羞成怒的于连立即跳上去维里埃尔的马车，并买了一支手枪赶到教堂，向正在祷告的德·瑞那夫人连发两枪，于连被捕。入狱后，于连冷静下来，对自己深感悔恨和耻辱。德·瑞那夫人受了枪伤并没有死，稍愈后，她买通狱吏，免得于连受虐待，于连知道后痛哭流涕。原来德·瑞那夫人给侯爵的那封信是由听她忏悔的神甫起草并强迫她写的；马蒂尔德也从巴黎赶来，为营救于连四处奔走，于连对此并不感动，公审的时候，于连当众宣称他不祈求赦免，并拒绝上诉，拒绝做临终祷告。
在一个晴和的日子，于连走上了断头台。马蒂尔德按照她敬仰的玛嘉瑞特皇后的方式，将于连的头颅带回埋葬。德·瑞那夫人在于连死后的第三天，抱着她的儿子，也离开了人间。
三
他跪倒在地，热泪满面。在最后关头，他成了虔诚的信徒。教士和他们的伪善，又有何用？他们岂能有损真理，有损于主的光辉？直到现在，于连才开始忏悔自己的所犯的罪行。这次从巴黎赶到维里埃尔，一路上难过的激愤的情绪和半疯狂状态，到此刻才算平息；而忏悔这一机缘，又使他避免陷入绝望。
与《红与黑》相近时期的名著，《简·爱》中简·爱的父亲是个穷牧师，母亲也是上帝的使女，在贫穷、瘟疫中双双离世，留下简·爱饱受欺凌的辛酸的童年。《悲惨世界》中的女工芳汀陷入凄惨的绝境，女儿珂赛特从小受苦；德纳第却拿着马吕斯给的两万块钱到美洲贩卖黑奴，逍遥法外。《巴黎圣母院》中那自知有罪却从未忏悔的神父，一切罪恶、冤案的始作俑者，被卡西莫多扔了下去……上帝在哪里？于连面对不公的现实，他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拯救，认为上帝是个小气的暴君。
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离开看不见的上帝，怎么谈都是错。就如《红与黑》中交织着各种人性─—自尊、野心、嫉妒、同情、骄傲、冲动、宽恕、虚荣、虚伪……离开看不见的爱和公义，只能是矛盾的集合体、纷纭的战斗场、红与黑的化身─—于连内在的精神世界和他身所处的社会现实，相互投影交错。于连至死没有像《圣经》的诗篇七十三首的作者亚萨那样终于明白，而心肠发酸、肺腑被刺，说自己愚昧无知，如同畜类一般。原来不必埋怨恶人猖狂，必有上帝公义的终极审判。“上帝对人今生最大的审判，就是任凭他的心刚硬”。
于连刚硬的心终于因爱而消化！书中写道：“野心已在他心中死去，灰烬中生出了另一种激情；他称之为谋害了德·瑞那夫人的悔恨。”当他听说德·瑞那夫人没有被打死，他喜极而泣！看上去是爱情的力量，里面何尝没有隐含着看不见的上帝的爱和怜悯。理解这点，才能理解为什么在他生命最后的那几个月里，对两个女人的态度天壤之别：马蒂尔德小姐和德·瑞那夫人都为救他费力、奔走，都常来看他、爱他。但于连对马蒂尔德小姐冷淡、敷衍、厌恶；对德·瑞那夫人则是狂热的，占满全部心思和灵魂的爱，对她说，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幸福。
为什么是这样？于连以前不也是爱马蒂尔德的吗？他也爱的。但在那肉眼看不见、甚至难以言明的心灵的海，其实都知道自己和对方在什么层面、多大程度上的爱，这和智力、聪敏无关，即便愚痴、笨拙，仍是对爱有莫名的感知。从这个角度也反证了人是有灵的，人在被造之时就有灵放在了他里面。因为爱是从心而出，心灵像大海，千折百回，有眼睛和许多的经络，会忧郁、沮丧、低落、勃发，会受尽折磨。人，为那看不见的大海而受尽折磨。
对报纸的新闻头版看一遍就过目不忘的于连来说，他恐怕太清楚自己和马蒂尔德之间的游戏：那种猫捉老鼠的游戏，并且是不停地换着角色进行的游戏，在征服和反征服之间的斗智斗勇，在追逐和被追逐之间的用尽计谋，在爱和被爱之间的相互撕咬，于连可能确实厌倦了。在看得见的表面，他得到了马蒂尔德，还让她怀了自己的孩子，得到了权贵的地位和财富。在看不见的内心里，于连知道马蒂尔德不是真的爱他，是在爱着自己的激情和理想，爱着在另一个人身上的自己：他俩有着类似的孤傲、野心、思想、疯狂。反过来，于连也从马蒂尔德身上看到自己的一些影子。
相较之下，德·瑞那夫人的爱却是完全的、纯净的，让人安然和放心的，像孩子在母亲的怀中，圣徒在天主的脚前。尽管于连最初是主动策划的，怀着偏邪的心去引诱德·瑞那夫人，但在德·瑞那夫人的纯洁、慷慨、良善和温存里，他很快真正地爱上了她。他也清晰地感到德·瑞那夫人爱他，像爱上帝一样尊敬他，献给他，顺从他。在这样的爱中，他对她美貌的陶醉，占有的骄傲，农民对贵族不平等的仇恨和报复都消失了。他们的爱在超越所有的局限，年龄、地位的差距，环境、伦理的困扰……不断升华而进到更崇高的境地。对不愿相信基督的于连来说，这份爱或就是上帝怜悯、慈爱的肉身显现和对他今生的安慰了。
四
陪审官先生们：“你们在我身上所看见的，是一个反抗自己卑贱命运的农民。我不向你们祈求任何宽恕，我不抱任何幻想，等待着我的是死亡。而死亡对我是公正的。我居然企图谋害一个最值得尊敬、值得钦佩的女人。德·瑞那夫人曾经像慈母一般地对待我。我的罪行是残暴的，而且是蓄谋的。我是应该被判处死刑的。但是，即使我的罪行不是那么严重，我看到有些人也不会因为我年轻值得怜悯而就此止步，他们仍想通过我来惩罚一个阶级的年轻人，永远地让一个阶级的年轻人灰心丧气。因为他们虽然出身卑贱，受到贫穷的压迫，却有幸受到良好的教育，敢于跻身在骄傲的有钱人所谓的上流社会之中。这就是我的罪过……”
有这样一份美丽的融化的爱情，于连为什么还是选择了死？在看得见的世界，他并非没有活下去的机会。但在看不见的世界，于连知道，死对自己来说，未尝不是最好的归宿。冷静下来的于连恐怕对真实的自己感到害怕：“我已经迷失到何种地步，不义到怎样的程度！”本来他一切的行动，在自己看来都为激于社会种种不义而起，却发现自己反成不义。
书中对此写得不多，但于连一定去思考过。什么是公义？这个词语在应用中至少有三种概念：一、公平正义，即正当的秩序和关系，包含公民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其他生活的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分配公平，以及相应的社会正义、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等。二、社会正义，柏拉图主张一个理想的国家必须柱立在四个基础上：智慧、勇气、节制以及正义。社会正义在不同的社会中也会有着不同的意义与实践，常被人拿来作为所得重新分配的依据。三、按照神的标准公平公正。不仅在人和人关系上公正公平，人神关系也正确，在合宜的位分上。
于连英雄而悲剧的人生追求的是前面两种看得见的义，却忽视了从不正确的人神关系上就埋下的伏笔。所以尽管他聪慧、勇敢，像一个战士一样向社会发出年轻的抗议和冲击，却是以一己之力入现实的恶，反被更大的恶制伏。让人爱而无语，叹而无言。难道不应当反抗，冲破等级的壁垒，寻求人生的发展，实现自我的价值吗？应当的！社会如果不能提供一个正常的发展机制和公义秩序，必然有一代一代的年轻人充当这类炮灰，以血肉之躯去博得熹微的机会。从这个角度，于连至死不认为自己有错，他在法庭上爆发性的慷慨陈词……
更有一种不义在煎熬着他：不管他怎么与德·瑞那夫人相爱，难以更改的事实，德·瑞那夫人是他人之妻。熟背《圣经》的于连不可能不知道摩西十诫和上帝的律法，何况德·瑞那夫人信仰极其虔诚。当她的孩子生病，她都认为是上帝对她的不伦之爱的惩罚，为此深深悔恨，痛苦不堪。在这种爱的关系中，爱有多深，痛苦就有多深。《圣经》上说“罪的工价就是死”，神学院高材生的于连懂得这话，德·瑞那夫人也懂的。死，对他们的爱来说，或是一个光辉的顶点，再也没有偷情、担心、懊恼，以及罪责、刑罚。
无论是崇拜拿破仑，还是想成为主教或显贵；无论是和马蒂尔德“可以攫取”的婚姻，还是和德·瑞那夫人刻骨铭心的爱恋，于连都以自己的肉身献为祭了。然而人类历史上只有一个人的献祭是上帝悦纳的、有功效的，那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了”。因基督作为神的羔羊，是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不论何时，罪人代替不了罪人，在不义的世界，道路还能有别的吗？红的路、黑的路，不止一个于连在不撞南墙不回头，他们全然忘了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籍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来源：《书屋》2018年10期 康晓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