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著名诗人、童话大师安徒生喜欢去异国他乡旅行，他曾于1844年去过德国德累斯顿附近的马克森，当时的陆军少校冯·塞雷邀请安徒生在他的别墅内小住。在离开的前夕，安徒生与冯·塞雷夫人出门散步，看见路上有一棵被人丢弃的小小的落叶松，安徒生弯腰将其拾起来，发现它已受到损伤。“可怜的小树，你千万不能死啊！”说罢他四处寻找岩缝，终于在一处石头缝里找到了泥土，就把小树种上。
安徒生回到哥本哈根后，冯·塞雷夫人精心照料那棵小树，为其培土，并挖去一些岩石，还在它旁边开出了一条小路，树前立了一块牌子：“丹麦诗人树”。在普鲁士与丹麦交战期间，没有任何人去破坏它，大家认为它会自行消亡，没有别的出路，因为在它旁边长着一棵大桦树，伸出的阔大的枝叶会把它罩住，单是这一点就足以阻止它生长，并置它于死地。可是，战争中的一天，忽然下起了暴雨，一声炸雷劈断了桦树，桦树连枝带叶倒在山崖底下，而那棵“丹麦诗人树”却安然无恙，反而消除了自由生长的障碍。七年后，安徒生重游故地，小树已经枝繁叶茂，那里也成为德累斯顿文化人的聚会胜地。
对于一棵不起眼的小树，细心敏感的安徒生没有视而不见，而是做了一番努力将其救活。作为虔诚的基督徒，这是对同为上帝造物的生命本身的关怀与尊重。救活一棵小树的生命并不难，难得的是这一拯救行为背后所潜藏的善良品格，它影响了周遭乃至后来的人，唤起并鼓舞了人们的善行。
安徒生的童话作品《卖火柴的小女孩》，就像那棵“丹麦诗人树”，是他在德国旅行时所作，也是他美丽心灵绽放的结果；不同的是，那棵“丹麦诗人树”一直留在德国土地上（今天或许已经枯萎老去），而写于德国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不仅回到了丹麦，还被翻译成150多种语言，走向了世界。那么，安徒生为什么要创作《卖火柴的小女孩》呢？他写这篇童话的意义何在？
安徒生
安徒生于1805年4月2日出生在费恩岛的奥登赛小镇，彼时的丹麦还是一个“又小又穷的国家”，特别是经历了1807—1814年的拿破仑战争后，既得利益者获取了更多的利益，而穷人却受尽苦难。战争结束后，丹麦社会陷入持久的危机，社会大部分阶层穷困潦倒。安徒生就出生在一个贫穷的鞋匠家里，他的祖父有一手精巧的木活手艺，但终因其丰富的想象力未得到充分释放而发了疯；最疼爱安徒生的祖母也因贫穷经常出去乞讨；父亲虽喜爱读书，却迫于生计不得不靠做鞋修鞋养家糊口；母亲是一名洗衣妇。但是作为家中的独子，安徒生从一出生就颇受宠爱，他在自传《我的童话人生》中写道：“妈妈总跟我说，我比她小时候幸福多了，我就像是被当成贵族家的孩子一样抚养的。她小时候经常被外公外婆赶出去乞讨，她不想也不能这么做，于是就坐在奥登赛一条河的桥下整天整天地哭。这样一幅情景深深地烙印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每次想起便不禁落泪。”正如安徒生所言，母亲有家不敢回、在寒冬忍饥挨饿的画面一直在他脑海里，直至1846年，安徒生应德国奥古斯藤堡公爵之邀，来到坐落在格拉劳施藤的优美的狩猎小舍，公爵家在庆祝银婚，“在豪华的公爵府举办喜宴的氛围中，我的一篇描写贫穷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构思出来了。丹麦民用历书的编辑送给我三幅不同的木刻画，要我给其中的一幅写一篇故事，我选了一幅勾勒一个穷苦小女孩的画：她坐着，一盒盒火柴放在裙子上，手里还拿了一扎。”
其实这个小女孩的形象就是安徒生心中“贫穷”的化身，他曾在英国伦敦见到“记忆中的两极——‘贵族生活’和‘贫穷’，我所见到的‘贫穷’，是拟人化成一个脸色苍白、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小女孩，蜷缩在公路的一个角落里；贫穷的男人领着五个孩子站在街道旁的排水沟里，由于不准当街乞讨，他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捆火柴”。由此看来“，卖火柴的小女孩”形象源于现实中安徒生的母亲和他所见到的穷人。
《卖火柴的小女孩》也是安徒生的宗教信仰在创作中的体现。丹麦人信奉的是基督教，基督教文化中相信来世和天堂的信念几乎决定了丹麦人对待死亡的态度。安徒生全家都是十分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在自传中多次提到上帝和《圣经》，他觉得除了上帝之外谁也无法信赖，每当他对人生感到困惑或遇到困难时就会祈祷上帝给予帮助和指引，“上帝与我同在，上帝不会抛弃我”是安徒生一生坚守的信仰，他十分感恩上帝带给自己的幸运，同时也坚信死后会更加接近上帝。安徒生初到哥本哈根后屡屡碰壁，绝望痛苦中曾想到死，“我想死是我唯一能做的了，我的思想飞向了上帝，带着孩子对父亲般的依赖，我牢牢地抱住上帝⋯⋯”在他看来，死亡是光明而不是黑暗，是靠近通往上帝之路的方式。当他得知柏林的好朋友查密索逝世后，感慨地说道：“当我们得知已经失去世间的至爱亲朋，并不觉得太痛苦，因为他们在上帝那儿又成了我们所爱的人，在天国与我们之间，他们架起了一座桥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834年，安徒生年迈的母亲去世，他的第一反应是感谢上帝，觉得母亲终于可以不用再受罪了，这对她来说其实是最好的，因为安徒生认为自己没有能力让母亲在余生享福。同时，安徒生母亲生前的好友莱索夫人在给他的安慰信里写道：“你母亲到上帝的福地那里去了，福地才是吉祥和安全的地方，她理应在福地安息，那是她的心灵之所⋯⋯”出于这样坚定的宗教信仰，安徒生笔下卖火柴的小女孩之死，不是凄凉悲惨的，而是温暖而幸福的。童话传递出了对上帝之城的一种强烈的向往之情，这对当时的丹麦人民来说至关重要。
《卖火柴的小女孩》还展现了丹麦人特有的乐观心态。家境的贫寒特别是母亲的遭遇使得安徒生对贫苦人民充满了同情与怜悯，但这同情背后又有着丹麦人特有的乐观心态。根据丹麦历史学家克努特·J.V.耶斯佩森在《丹麦史》中的记录，在拿破仑战争后的贫困日子里，丹麦在欧洲双重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中插翅高飞、迅速改造社会的时候被打得遍体鳞伤，很长时间处于危机之中，有时似要将农业改革掀起的现代化浪潮倒退回去。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几十年里步履蹒跚的丹麦社会踉踉跄跄地徘徊在深度绝望和对未来抱乐观信念、充满逆流而上的决心之间。“国土又穷又小”并不是丹麦人杞人忧天的理由，相反却是值得庆祝的原因，因为“当人们抱成一团努力工作时，事情就会办得很好”。这样的乐观心态在安徒生童话中得到了充分的张扬，尽管卖火柴的小女孩最后冻死街头，但火柴之光是热量的来源，是光明与希望的化身，火柴的光亮引导她死前看到那么美丽的东西，“她曾经是多么光荣地跟祖母在一起，走向新年的幸福中去”。因此《卖火柴的小女孩》写成后，发表在1846年的《丹麦大众历书》上，此后被翻印不绝。这个看似很悲惨的故事因其内在的乐观主义，给丹麦人民以强大的力量、美好的希望和热情的鼓舞。
作家梁晓声在《<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写给谁们看的》一文中指出：“《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写给不必为了生存在新年之夜于纷纷大雪之中缩于街角快冻僵了还以抖抖的声音叫卖火柴的小女孩们看的。基本情况差不多是写给生活不怎么穷的人家乃至富人家的权贵人家的小女孩们看的。”因为穷人家是买不起配有刻版画的历书的，真正卖火柴的小女孩们也买不起安徒生的一本童话集。梁晓声又说：“通常，这些人家的小女孩晚上躺在柔软的床上或坐在温暖的火炉旁，听父母或女佣或家庭女教师读《卖火柴的小女孩》给她们听。她们的眼里流下泪来了，意味着人世间将有可能多一位具有同情心的善良的母亲。而母亲们，她们是最善于将她们的同情心和善良人性播洒在她们的孩子们的心灵里的——一代又一代；百年以后，一个国家于是有了文化的基因⋯⋯这是为什么全人类感激安徒生的理由。”
如今，《卖火柴的小女孩》已然从一棵“丹麦诗人树”成长为遍布世界的“丹麦诗人林”。从这篇家喻户晓的童话中，儿童得到美德的熏陶，成人无论贫穷还是富有都得到一种安慰和感化，而这种爱与善、同情与悲悯的人道主义情怀将赋予整个社会乐观的希望与和谐的力量，最终会筑成人间的“上帝之城”。
来源：《世界文化》2016年06期 王晓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