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在中国传统学问中曾居于核心地位，在四部分类法经史子集中，亦是经部居首。然而自民国以来，种种运动、思想冲击，经学在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终于渐趋边缘、走向式微。千年来人们对于六经的认识，实际上早已超出六经本身的承载，思想与权力的暗流涌动，一代又一代的构想，使得六经在历史长河中呈现出了不同的面相。
六经最早是不属于任何学派的，如冯友兰所言，乃是当时人之共同知识。后来孔子删定六经，又以此为教材开始教授学生，儒家代代承继六经之学，而诸子百家又务于新说，六经便与儒家的关系渐渐紧密。而先秦时期最早提及六经功用的是《庄子》一书：“《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而近世出土的一些简帛文献的论述也与此相近，可见当时人大都认为六经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到了汉代，经学大盛，可以说是六经的一个黄金时期。与此同时，汉人对于六经的认识也在先秦的基础上发生了一些改变。
首先便是《易》的地位开始上升，渐渐统摄六经。人们在谈及六经时，开始以《易》为首，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则更加直截了当地说《易》是“六经之原”。这其中不仅掺杂着今古文之争，还有孔子对于《易》的推崇带来的余波。虽然在《论语》一书中很难找到孔子与《易》的明显关系，但出土文献则显示孔子晚年对于《易》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居则在席，行则在囊”，甚至到了“韦编三绝”的地步，而孔子的这一态度或许也曾促使汉人对于《易》的重视超出前人。
此外，六经在汉代也渐渐趋向实用，甚至逐步“意识形态化”。士大夫认为六经可以教化人们，《淮南子》便说：
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辩义者，《春秋》之靡也。
《礼记》中也提到，《诗》可以让人“温柔敦厚”，而《礼》则使人“恭俭庄敬”……可见汉人不仅是要读透六经文本之旨，还要把它作为一种教育的手段，指导人们的自我修养。而六经的地位也在这一时期一步步抬高，成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方略，陆贾在《新语》中说：
于是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宗诸天地，脩篇章，垂诸来世，被诸鸟兽，以匡衰乱。
大致也是从这时起，六经与政治便近乎捆绑在一起，而这一认识也一直伴随着六经此后千年的发展，成为六经功用论“深入骨髓”的一部分。即使是魏晋时期的佛教作品《弘明集》，提到六经时也认为它可以“化天下”。
到了魏晋南北朝，玄学与佛学交迭兴起，儒学的生存空间受到大幅挤压，六经的地位相较于汉代可谓是“一落千丈”，连经学家在为经典作注疏时也不可避免地“玄学化”，嵇康甚至直接抨击六经“开荣利之途”。南北朝皇帝对于六经的重视虽不少，但比之于“南朝四百八十寺”的释教盛况终究是大大不如，而此时六经中实际存在的五部经典的发展也处于不平衡的状态，这不仅是因为五经的难易程度本身便有差异，还受到现实政治的推动。
然而，六经在这一时期也“因祸得福”。魏晋时期是文章辞藻之学的一大“黄金时代”，而许多文学家却主动把文章的来源上溯到六经，以其为文章之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道：
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诵，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
六经成了各路文体的起源，此外还成为一种判断文章优劣、指导文章写作的标准。而这样的一种塑造其实是为六经开辟了另一路的认识。到了唐代，士人们似乎默认了这一说法，如魏颢在《李太白集》的序中便言“伏羲造书契后，文章滥觞者六经”。
有趣的是，文学在为六经功用带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使得六经“外强中干”。唐代科举取士有明经一科，这对于经学的兴盛无疑具有极大的作用，然而科举本身作为一种取士方法也是有弊端的，士子们为了考试往往选择五经中难度较小的，而以五经为干禄手段也损害了人们对于五经的纯粹研究，唐代经学研究的优质专著可谓是寥寥。此外，诗赋之事经历过前代的大盛，到了唐人更是登峰造极，士人们沉浸于此，艰深难读的五经虽然被封为文章之源，实际上已成为“遥远的过去”。
宋代儒学发展侧重义理，亦是文化上的高峰。宋初士大夫承继了汉代已有的六经有裨于政治的看法，希望从中寻得治世之道。但是这样的认识很快便随着程朱理学的崛起而居于次位了。
六经在宋代明确与义理挂钩，一代大儒朱熹便云“六经是三代以上之书，曾经圣人手，全是天理”。六经蕴含义理的认识本身有益于士人对于六经的重视，若历史由此发展，六经在教化、政治、文学功用之外便可以顺理成章地再添上义理一条，然而这一认识却随着四书的兴起而受到冲击，最后发展成了“载道之器”，反而成了第二位的东西。
一方面，四书的升格从唐代便肇始，朱熹为四书作注亦极大地抬升了它的地位。而朱子在谈治学门径时，又明确以四书为先：
六经《语》《孟》，皆圣贤遗书，皆当读。但初学且须知缓急，《大学》《语》《孟》最是圣贤为人切要处。然《语》《孟》却是随事答问，难见要领。唯《大学》是曾子述孔子说古人为学之大方，门人又传述以明其旨，体统都具，玩味此书，知得古人为学所向，读《语》《孟》便易入，后面工夫虽多，而大体已立矣。
而这样便造成了学子们纷纷向四书中用功，六经反倒被轻视了。而二程之语，如“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则使得六经更加边缘化。
另一方面，人们对于六经蕴含天理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程颐说“经所以载道也，颂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已经明显表露出六经只是一种手段的想法。到了元代，一些学者便认为六经只是“载道之器”，沦为一种手段，实则六经的地位已经从施政根本变为了次要地位。吊诡的是，朱熹本人对于六经用力深而尊崇甚，后世对于六经的看法实在是远超其预想之外的。
发展到明代中晚期，“六经糟粕论”开始甚嚣尘上。从明初“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开始，“心”的地位便不断提高，发展到王阳明时便更大胆地说：
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经也，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
此时，六经变成与我心相关，而似乎与天理无涉，到阳明弟子王艮之时，六经只不过是印证我心的工具，再发展至王学末流，则变成了“书皆不必读”，六经连工具的身份也没有了，可以说是完全走下了神坛。
六经在几起几落之后，在清代又迎来了最后一次高峰。明末清初的朝廷覆灭、外族入侵，给士大夫带来了极深的震撼。痛定思痛之后，清初的一批大儒纷纷回向六经本身，而五经研究又渐渐压过四书成为主流。此外，清儒尊奉的开山鼻祖顾炎武亦提出“经学即理学”，由小学而通经，由考据而通义理，使得学者不再向六经之外寻道，抑或仅仅从心求道，无疑对于六经地位的抬升有极大的推动。而清儒严谨的学术风气，也使得人们对于六经的认识不似明代末流一般“出格”。
清代中期以后，经学渐渐与史学产生关系，章学诚便言“六经皆史”。六经载道的思想开始动摇，而六经一旦失去了“道”，如何还能指导实际政治，又如何从中发掘义理?到了清代末期，诸子学、佛学、西学等多重冲击，使得经学彻底沦为史学之从属。废科举后，六经也失去了科举考试的“庇佑”，地位更加不如从前。此后各种运动风起云涌，经学隐入大学之中，成为诸多学科中的一种。至此，六经对于社会及一般人之实际影响已近乎消亡。
历史发展到今天，经学再也没有千年之前左右政治与教育的功用。六经的诸多面相，虽是在时光推移间一步步呈现，但每个面相背后都是一代之文化与思想，而每一张面相的粉墨登场，亦影响了此时之社会。六经在成为经学、走上神坛的同时其实也已丧失自身，被政治、思想、文学“裹挟”而几经沉浮。
凡此种种，在民国时期六经走向象牙塔的同时都归于沉寂，六经在经历过“世间百态”后回向最初，却也渐渐没落，而六经未来究竟走向何方，虽然仍未可知，但从过往之“六经沉浮录”中，或能稍得一二认识。
来源：《博览群书》2016年10期 杨晓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