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祠，位于四川省西南眉山市中心城区纱縠[hú]行南街，分别距成都、乐山80公里，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明代洪武年改宅为祠，祭祀三苏，明末毁于兵燹[xiǎn]，清康熙四年（1665）在原址模拟重建。现为占地104亩的古典园林
皇祐四年（1052）年底，朔风凛冽，在宫里的内东门小殿，宋仁宗正在与宰相庞籍讨论一项重要的人事任命。
宋仁宗从容说道：“后唐将领孟知祥据蜀称帝与王小波、李顺起兵造反同在甲午年，马上又是甲午年了，有传言蜀中将要有大的变故，现在必须选派重臣以镇抚西南，我感觉最能胜任的是程戡[kān]。”
庞籍并不反对这一人选，只是按照习惯，担忧程戡不接受这项任命。
仁宗随即说道：“等程戡回来就进入二府成为宰执，并且可以提前告诉他。”（还当置之二府，可预告之）
随后宰相对程戡进行人事谈话，只是对于未来进入宰执系统没有说明。
在后来的任前谈话中，仁宗再次强调这次出任益州回来必定升迁，并勉励其尽心王事，免朝廷西顾之忧。程戡自然例行表态：“承蒙陛下委任，臣岂敢邀宠而后行。”
这是宋王朝中枢为四川选择守令的决策过程，这样的决策确实比较罕见和特殊。通过这次决策可以发现两点：一、仁宗在决策中并不从容，直接把甲午年容易出事这类经不起推敲的传言作为决策的依据，为了鼓励官员上任更是以帝王的身份明确承诺人事提拔；二、益州知州是很有权力的职位，却显得并不是那么吸引人，可见为益州选择守令要比其他地方特殊。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反常现象呢？还得从宋朝中央与四川地方的关系谈起。
择守来颁兹土政，治人颇与他邦殊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古往今来最大也是最难的国家课题。对于宋朝，同样如此，宋太祖黄袍加身建立赵宋王朝，在政权稳固后开始统一天下的战争。乾德二年（964），宋军分为北路与东路向成都进军，在北路军攻破剑门关后，蜀军投降，后蜀灭亡。这是唐亡一个甲子以来，中央军第二次平定四川割据政权，这一次从出兵到接受降表仅仅用了66天，说是战争史上的奇迹也不为过。
超乎寻常的顺利，让汴京的决策者与进入四川的军人们都变得肆无忌惮。首先是将蜀中府库中的财富运入汴京，蜀中长时间和平积累的大量财富被输送京师，这自然引起蜀中精英阶层的失落与怨恨；再则是主帅王全斌不着急班师，手下大小兵将更是纵酒狂欢，军纪大坏，这严重影响蜀中百姓日常生活，引发民众的普遍不满；最关键的是要让蜀兵赴京，本以为投降就可以结束战争回家，不曾想却得背井离乡，这一政策让降兵降将群体深有危机感。
宋朝在平蜀后的错误政策，短时间即失去民心，并将其推入民众的对面。
第二年三月蜀军兵变，随之而来的是整个蜀中地区的变乱，川中宋军顾东不顾西。之后随着大量中央军的进入，才用暴力平定这一变乱。乱虽平定，但中央与四川的隔阂却大大加深。对于朝廷而言，川人不可信，要严格管控；对于川人而言，“盼中央，中央来了活遭殃”，中央彻底失去了川中的民心。
平定川中之后，宋王朝并未改善其治理，对川中经济垄断愈演愈烈。四川的重要物产，如茶、马、盐，都由政府定价收购，而且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比至岁终，收益不可胜算，岂止三分而已”。全国茶叶都可以自由买卖，只有四川“禁榷[què]”，实行官营。对于有名的“蜀锦”，同样是实行官营。大量的财富进入官方，治蜀官员腰包满满，民众却更加贫困，本地精英也缺乏上升的机会。
矛盾就如此一步步加深。终于引发大变，太宗淳化五年（994），王小波、李顺的起义军攻入成都，全蜀震动。“均贫富”的口号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义军进一步壮大，逼得宋太宗下罪己诏：“朕委任非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管榷之吏，惟用刻削为功，挠我蒸民，起为狂寇……”皇帝承认自己用人不当，这自然会获得一些支持，但战端既开，惟力是视，宋朝各路官军源源不断地开入川中，经过六年多的作战，川中才实现安定。
关于这次变乱原因，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写得非常明确：本朝王小波、李顺、王均辈啸聚西蜀，盖朝廷初平孟氏，蜀之帑[tǎng]藏尽归京师。其后言利者争述功利，置博易务，禁私市，商贾不行，蜀民不足。故小波得以激怒其人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此次变乱后，宋朝中央与四川地方的不信任感进一步加深。朝廷继续对蜀地采取高压管治政策，“虽小罪犹并妻子迁出蜀，流离颠顿”。鉴于变乱对朝廷命官屠戮的恐惧，很多官员不愿意去四川任职。如果无法拒绝，也是一个人去，绝不会拖家带口进入四川。传闻张咏被任命为益州知州之后，即单骑赴任。在任上，下属因忌惮张咏严苛而未敢养婢女，张咏察觉到太不近人情后，才买一婢女负责整理头发、带冠冕。四年后，张咏回到京师，将婢女嫁出去，依然是处女。后来宋仁宗拟任命权知开封府吕公弼出知益州，但被其坚拒，仁宗只好收回成命，重新以知滑州张方平知益州。张方平起初也不愿意，在仁宗安慰下才同意赴任。
显然，官员视赴蜀为畏途。可见宋朝中央与四川地方的巨大隔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地方的谣言会进入决策者眼中，为什么皇帝觉得去蜀地当官承诺提拔并不意外。
这就是宋代中央对四川的“择守来颁兹土政，治人颇与他邦殊”。
政治分歧与对蜀不信任相当大地增加了宋朝的治理成本，甩掉历史包袱是需要时间来转变治理方式。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宋朝一直推崇“以文制武”，到了宋真宗时代，更是将其推向一个高峰，其亲自撰写《劝学篇》，传布天下。诗曰：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宋真宗坐像》轴，宋，绢本设色，纵175.5厘米，横116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宋朝一直推崇“以文制武”，到了宋真宗时代，更是将其推向一个高峰，其亲自撰写《劝学诗》，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来劝勉学子读书上进
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一首诗歌，从一开始就不是面向特定群体，而是要通过诗歌的形式，让每一个臣民都听得懂，进而不自觉地去传颂。通过直白与实用的言语，告诉天下人读书可以获得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车马，不管你有什么“平生志”，都可以通过读书来实现，最终在臣民心中树立“读书向学”的共识。进而大量的人才为了科考接受圣人古训，既为国家选拔了人才，又实现了社会共识，降低国家治理成本。
如果评选千年来最佳宣传案例，这应该算一例。
宣传是一方面，实打实给待遇是对应的另一方面。相对于唐代的科举后还得再选拔才可以做官，宋代优越很多，只要考上科举，就有官做，或授京朝官，或为州郡副长官，或置馆阁清望之地，并且很容易获得提拔。而且做官有很高的待遇，不仅俸禄丰厚，而且可以额外恩赏，既做到了自己富足，也做到了子弟、后代富裕，确确实实当官发财，惠及子孙，这比起明清更是天壤之别。可以说官员是宋代的贵族，做到了官学富合一。
朝廷如此大的宣传与实际福利兑现，读书做官的风气很快即风靡全国。四川自然受到风气影响，加上承平日久，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出仕，进入更广阔的天地作为。蜀人“安其乡里皆不愿出任”的风气开始渐渐转变。
眉山的苏家就在这一时期开始了转型之路。
在这之前，苏家是当地的大族。眉山苏氏，原籍赵郡。按照苏洵编修的族谱，苏家在唐初已经安居眉山。相传唐初苏味道任职眉州，一子留在这里，眉山苏氏开始繁衍生息之路。和大多数家族一样，除了追溯始祖之外，中间会有大量的空白，苏家真正有传的也就从苏洵的前几代人开始。祖父苏杲[gǎo]以孝友闻名，“颇善治生，遂使家道殷富”，并且乐善好施。在宋军破蜀后，达官贵人需要进入京师，纷纷抛售田宅，苏杲却不贱价收买占便宜。父亲苏序体格魁伟，气量宽宏，为人平和朴实，在李顺起义中，苏序在城中担任守卫工作，维持乡里秩序。在设置县学问题上，苏序不争着去执事县学；在救济地方上，乐善好施，家藏粟米三四千石，在荒年开仓赈济灾民。按照当时标准，苏氏是十足的乡贤。但和蜀中其他人一样，“虽知向学，而不乐仕宦”。苏辙后来即写道：“苏氏自唐始家于眉，阅五季皆不出仕。盖非独苏氏也，凡眉之士大夫，修身于家，为政于乡，皆莫肯仕者。”
修身于家、为政于乡的传统在文治开启的时代渐渐发生转变，苏家也开始读书致仕之路。苏洵曾有总结：“圣人出而四海平一，然其子孙犹不忍去其父祖之故以出仕于天下，是以虽有美才而莫显于世。及其教化洋溢，风俗变改，然后深山穷谷之中，向日之子孙，乃始振迅，相与从宦于朝。”仁宗天圣二年（1024），苏洵的哥哥、24岁的苏涣考取进士。成进士后，旋即授官，父亲苏序父以子贵，也被诰封。
关于诰封还留下了一段佳话，当时亲家公程家也有子弟出仕受封，苏家如此大的喜事，自然令其非常兴奋，问苏序道：“你为什么不预先做点准备。”苏序回答道：“儿子写信过来，说做官的东西都由他寄过来。”一问一答中可以感受到苏序对儿子当官的开心与自豪。后来，苏序在城外饮酒的时候，封诰送来，并有公服、笏板、交椅、水罐子和衣版等器物。苏序蹲在地上，取出诰文，读了一遍后将其装入布袋之中，村童挑担，自己骑驴一同入城。城中人看到这一场景，莫不大笑。
科考成功带来肉眼可见的实惠与荣誉，对于眉山及四川向学者有标志性的意义。后来曾巩在苏涣墓志铭中写道：“以进士起家，蜀人荣之，意始大变，皆喜其学。及其后，眉之学者至千余人，盖自苏氏始。”可见“为政于乡”到“读书求仕”风气的转变。
苏洵比哥哥苏涣小9岁，少年时的苏洵和先辈仗义疏财、乐善好施的风格一样，结交一些斗鸡走狗的城中少年，整日在外游荡，婚后的他依然我行我素。到了25岁的时候，深感自己游荡不学的错误，开始闭门读书，并结交士君子。这是苏洵个人的转型，也是川中学风转变的反映。在乡试失败后，苏洵发奋读书6年，终于学有所成，也是这段时间，生下了苏轼。
▲眉山苏老泉苏洵书法，《御赐澄清堂·宋贤六十五种帖》。此帖由清代书画家刘恕摹刻，辑录宋人法书：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秦观、米芾、黄庭坚、李建中、姜夔等
相对于兄长苏涣身上所体现的时代转型。苏洵的身上更多体现的是过渡时代的特点：
他是苏序的小儿子，娶了当地巨富程家的女儿，有一帮城中少年作为好友，有任侠风，很容易成为乡里有威望的人，进而为政于乡，但他却选择了搬离家族，独立成家；
他发奋读书，本可以醉心科场，持之以恒，像兄长一样成为科甲进士，却选择了四处游学，遍访天下胜景；
他热爱眉山乡土，生于斯长于斯，但在夫人程氏去世后，有诗“岷山之阳土如腴，江水清滑多鲤鱼。古人居之富者众，我独厌倦思移居”，选择远离乡土，进入京师文人圈；
他写各类文章，向诸多名士和官员自荐，想通过他们首肯获得官职，却在官职到来的时候推三阻四；
他更像一位策士，自我定位是“才调更无伦”，期许的是“夜半虚前席”的器重、“用之则为帝王师”的骤然腾飞，但在科举考试、按部就班的时代自然无法实现。
在转型时期，苏洵的身上有很多撕裂的成分，容易成为乡绅而离土离乡，志在天下却又未有科场名次，没有成为“土豪”，却也未成“士大夫”，只是一位立志宏大试图闻达于上的“游士”。回不去的故乡与融不进的仕途同时在他身上出现。
幸运的是，他的孩子继承了他学问的底色，也实现了科考的胜利。他的交游也给儿子谋取出身起了很大的作用。
▲苏洵像，《古圣贤像传略》（共十六卷），清代顾沅辑录、孔莲卿绘，清道光十年刊本。苏洵任侠与壮游，到了25岁时才开始闭门读书，并结交士君子。这是苏洵个人的转型，也是川中学风转变的反映
少年辛苦真食蓼
与父亲的25志于学不一样的是，苏轼在7岁的时候就开始读书。和多数神童在少年时期就显露出端倪一样，在天庆观北极院的苏轼，在同学百人中已然是佼佼者，道士李伯祥即评价：“这位郎君，是个贵人。”
在父亲出游后，负责打点家里全部事务的母亲程氏也承担起苏轼的教育。程氏特别重视历史教育，经常挑选古往今来人事成败的关键问题来考儿子。在教儿子读《后汉书·范滂传》时，苏轼受益良多。
范滂是东汉官员，为官直言进谏，做事但问该不该为，并不顾忌刺史太守以及权门豪家。在党锢之祸中，范滂被列入党人名单之中，县令不忍抓一位正人君子，在传舍里抱着诏书痛哭，范滂听说此事，便亲往县府投案。他的母亲赶来与滂诀别，滂道：“望母亲割不可忍之恩，不要悲伤。”范母说：“儿今日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儿既得令名，复求寿考，何可得兼！”范滂再拜受教。回头对他的儿子，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而下场如此。”
读完《范滂传》的苏轼，陡然问母亲道：“儿若要做范滂，您允许吗？”“你能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母吗！”母亲凛然答曰。母亲即苏轼的启蒙教师，塑造了苏轼一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纵千万人吾往矣的行事风格。
庆历七年（1047）苏序逝世，苏洵回乡守孝。同时，也开始接手教育儿子的任务。苏洵的教育非常严格，四十年后苏轼回忆到当时在来风轩的读书情形，作《夜梦诗》一首：“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粗及桓庄初。怛然悸悟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当时父亲教育他们兄弟读书非常严厉，每天都有课业，一点也不可以马虎。而孩子天性贪玩，到了父亲限定读完春秋的时间，却只粗略读到一半，内心非常忐忑，心里焦急得像吞了钩子的鱼一样。
当然，苏轼当时读书也很刻苦，曾言：“我昔家居断还往，着书不暇窥园葵。”为了学习断掉一切的交际应酬，看书到了连院子里的花草都没空去看一下的程度。苏轼读书，除了必须学习的儒家经典外，特别喜欢阅读贾谊、陆贽的文章，这类文章不尚虚言，偏重实用，这一习惯对他后来的发展有莫大的帮助。在读《庄子》的时候，读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四十年后，在海南的苏轼看到读书的孙子，回忆道：“却去四十年，玉颜如汝今。闭户未尝出，出为邻里钦。家世事酌古，百史手自斟。当年二老人，喜我作此音。”四十年前，我闭门读书很少出门，当出去的时候总是成为“别人家的孩子”，获得邻里一片钦许。对于家事、世事非常熟悉，诸家史籍信手拈来。家里的父母特别喜欢我诵诗的声音。
经过刻苦学习，十几岁的苏轼已经做到对史实信手拈来。有一次，老苏出题《夏侯太初论》，命苏轼作文。夏侯是姓，太初是字，即曹魏重臣夏侯玄，相传其处事镇静，有次靠着柱子读书，衣服着火，但他神色无变，继续看书。苏轼在文中评论到：“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chài]。”通过强调一个人有思想准备与无思想准备时反应的不同来体现夏侯玄临危不惧的精神，体现出苏轼随机生发、翻空出奇的才情。老苏对此句非常称赞。
在此期间，苏轼也向进士的伯父苏涣请教，伯父讲了自己读书的经验：“少年读书的时候做到不让老师烦忧；年龄稍大一点，学习做文章，每天的课业每天完成。非独我如此，凡是我的朋友也都如此。”伯父的话让苏轼更加努力刻苦。
苏轼少年时代，学习上历尽各种艰辛，那种辛苦的滋味，就像是在吃蓼草一样，又苦又辣。付出终有回报。在师从眉山学者刘巨学习中，苏轼再次在百位同学中耀眼而出。有一次，刘巨写了一首咏鹭鸶的诗，后两句是“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苏轼读后将其改作“雪片落蒹葭”。刘巨读后说道“我没有资格做他的老师了。”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当学生超过老师的时候，学生就可以出师了。
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时
起初，苏洵对自己孩子获取进士并不太坚定。当他向益州知州张方平表达想让两个儿子在益州参加乡试的计划。张方平指出：“参加乡试是大材小用；朝廷设六科，是选拔天下才俊。你的孩子很优秀，六科进士可能也体现不出他们的水平。”于是，苏洵决定赴京。
按苏氏自己说法，在初唐相国苏味道任职眉山之后，苏家一支即在眉山定居。几百年里，逐渐本土化，任侠、乐善好施、热爱乡土成了家族的特色。到了苏洵及其子弟一代，苏家终于告别乡土进入京师，光耀门楣，成为当世的“眉长苏”。这背后的历史是宋帝国治理方式的转变，也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转变。
仁宗至和三年（1056），苏家父子离开眉山，越秦岭、过关中，进入京师。在八月份的考试中，苏轼与弟弟苏辙双双考中，苏轼名列第二。在嘉祐二年（1057）正月，苏轼兄弟继续参加欧阳修主持的礼部考试。
此时文坛盛行内容空虚、矫揉造作、奇诡艰涩的文风，欧阳修对此深恶痛绝，并立志改革。宋代科举最重进士科，中进士后前途非常显赫。自然科考就是最好的指挥棒，通过科考选取变化来作为变革文风的风向标再合适不过了。而苏轼兄弟自幼作文，即师法先秦两汉的古文和韩愈、柳宗元，注重实际内容与真实感情，不刻意讲究对仗，文风质朴，文笔自然流畅。自然在这次考试中得心应手。
此次考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在考场上三易其稿，阐述了以仁治国、审刑慎罚的思想。指出君王要深爱百姓、深切地替百姓担忧，要用君子长者的态度来对待天下人。要做到赏罚分明，赏是为推广恩泽，有人做了一件好事，奖赏他之余，又用歌曲赞美他，为他有一个好开始而高兴，并勉励他坚持到底，如此则有正向激励；有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不要为罚而罚，处罚他之余，要哀怜同情他，希望他抛弃错误而开始新生。并指出“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在执行上宁赏过勿罚过。当可赏可不赏的时候，赏的意义并不大；可罚可不罚的时候，罚就超出义法。
对于赏什么、罚什么也有深度思考。仅靠爵位、俸禄（官帽子和钱袋子）进行奖赏无法激励更大范围的人；用严刑峻法，对不受刑的人作用并不大。天下的善行是赏不完的，不能都用爵位俸禄来奖赏；天下的罪恶是罚不完的，不能都用严刑峻法来制裁。当赏罚有疑问时，就以仁爱之心对待。用君子长者的宽厚仁慈对待天下人，使天下人都相继回到君子长者的忠厚仁爱之道上来。
苏轼的观念很有循吏风范，非常认同“立法贵严，责人贵宽”，重视激励与立法，对于模糊地带予以宽容。此时的苏轼还没有官场观察和行政经验，更多是务虚层面的东西，但价值取向已经很值得关注。
文章的朴实风格，深受考官的喜欢，梅尧臣在拿到文章后，立即呈送主考官欧阳修，最后获得第二名。在之后的《春秋》对义中，苏轼获得第一。在三月份的廷试中，苏轼成为榜眼，进士及第。宋代特别重视进士科，考进士登上第者，不数年就赫然显贵。苏轼俨然是政坛关注的一颗新星。
▲明嘉靖十二年（1533）《三苏文集》眉州刻本。此书收《嘉祐集》十六卷、《东坡文集》八卷、《栾城文集》二十卷
嘉祐五年(1060)，服丧结束的苏轼再次回到京师，他没有接受吏部任命的县主簿一职，准备参加制科考试。制科又名制举，是皇帝专门下诏举行的考试，与试者需要将文章投递于当朝大臣与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在获得其推荐后参加考试，非常隆重。对于制科获得名次者自然被认为是大国之器。
为此，苏轼检送多篇文章予以进呈。作为自荐的文章，除了对举主进行赞美外，更多是自身政见与理想的表达。
相对于考进士，此时的苏轼对行政利弊已经有诸多的观察与认识，能有更清晰的判断。在《应制举上两制书》中明确指出帝国治理的弊端：
一是，制度规章太细导致人失去了发挥的空间和动力。在天下未定的时候，没有约束，人们可以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行其私）。但在今天，凡事都要照规章而行，各层官僚都以按部就班遵守规章为称职，至于事情的成败治乱表现出一副与己无关的态度，一切只是按程序办事而已。官员做不到能上能下，不能因事择人，进而导致效率低下，弊端丛生。
二是名实不副。在士大夫政治中，士大夫的角色缺乏分化，代圣人言而统筹一切，既是道德榜样，也是治理全才，但这在现实中是很少存在的。人各有所长，只有“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而不是“以为非偏则莫肯聚”。在这种以圣人自许的氛围中，士大夫不耻于仅擅长某一方向，自许太高，措意太广，结果“导致贤人君子布于天下，而事不立。听其言，则侈大而可乐。责其效，则汗漫而无当”。在《上富丞相书》也指出用人中求全不求实这一问题。
▲三苏祠抱月亭，亭名取苏轼《前赤壁赋》中“哀吾身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之意。清光绪元年（1875）四川督学使张之洞来眉山倡导修建，原为双层攒尖式草亭，20世纪80年代改为瓦顶
制度规章太多与士大夫务虚求全两大时代弊病，落到实处就是治人与治法的关系问题。在治人治法的关系上面，历来是难题，如明朝吏部尚书张瀚坚信“有治人无治法”，但在新官不理旧账上面却表示出了困难。苏轼显然超越一般性论辩，首先明确治人治法都是在治时（大形势）之下。“时者，国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治国首先要把握时代的趋势与时代的利弊，用法太密则强调治人，人情太过则强调治法，目标是解决时代问题，实现天下大治。其次是治人与治法都是手段，两者俱不可偏废。“人胜法，则法为虚器。法胜人，则人为备位。人与法并行而不相胜，则天下安。”既不盲目相信治人，也不全依靠治法，而要在理解时代利弊的基础上因时因地协调治人治法。在治事上，为官不能只靠能言善辩，那种只会看方案和文章的官员，虽然显得格局大，看行动其实则大而无当。
在认识上，苏轼不激进与不保守，提倡“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这和他一生的行政理念密切相关。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2021年第03期 张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