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史上，流行画实景山水，尤其到明清时期，此风更盛。明代王绂的《北京八景图》卷（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王履的《华山图》册（十一开）（上海博物馆藏）、文徵明（1470—1559）的《潇湘八景图》册（八开）（山东省青岛市博物馆藏）、文从简的《满湘八景》册（八开）（中国美术馆藏）、文伯仁（1502—1575）的《金陵十八景图》册（上海博物馆藏）、宋懋晋的《西湖胜迹图》册（十开）（天津博物馆藏）、郭存仁的《金陵八景图》册（八开）（南京博物院藏）、董其昌（1555—1636）的《燕吴八景图》册（八开）（上海博物馆藏）和清代弘仁（1610—1663）的《黄山图》册（六十开）（故宫博物院藏）、原济（1642—1707）的《黄山图》册（二十一开）（故宫博物院藏）、汪后来（1674—1752）的《罗浮山水》册（二十开）（广州艺术博物院藏）、董邦达（1696—1769）的《西湖十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王宸（1720—1797）的《潇湘八景图》册（八开）（辽宁省博物馆藏）、谭岵的《吴都一览图》卷（广东省博物馆藏）、方薰（1736—1799）《蜀道归装图》册（二开）（上海博物馆藏）等都是其典型代表。这些以一地的真实景致为描绘对象的山水画，或真实再现了山川原貌，或融入画家情感，乃写生与写意的结合。但无论何种情况，具有史诗性质的这些山水画不仅可了解其时山水画的艺术生态，而且对于洞悉其时山水实景及其山川的变迁、沿革均不无佐证意义，以画证史的治学路径在实景山水画中尤为凸显。
在传世众多的实景山水画中，有一套《蜀中胜迹图》册因不在博物馆收藏序列中，从未得到公开展览或出版，故一直游离于学术界和收藏界的视野之外。该山水册不仅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更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对于了解晚清时期蜀中名胜及山水画风均具有重要意义。
《蜀中胜迹图》的基本情况
《蜀中胜迹图》是晚清时期以四川地区风景为主题创作的一组山水画册，凡十二开，题跋两开，描绘的是蜀中地区（含今日的重庆）的十二处著名风景，分别为锦江春色、浣花草堂、剑阁云横、天然桥、临邛沽酒、邛崃九折坂、嘉州凌云、子云亭、古渝州、瞿塘滟滪、石宝塞和严道铜山。其中，“锦江春色”和“天然桥”的对开分别有张穆（1805—1849）和何绍基（1799—1873）题跋，其余十开对开为空白，在册页末尾则单独有两开题跋。现将全册考释如次：
第一开《锦江春色》，描绘的是在碧波荡漾的锦江边上，桃花盛开，杨柳依依。近处为依江而建的雕栏、回廊及楼阁，并有小桥流水，远处为云烟缭绕的丘陵、房舍及矗立的宝塔。作者题识曰：“锦江春色，昔人有难画西川百里图之句，谓野色平衍，极目无限万里，诚难着笔，若薛涛井一区，则负郭临江，参差掩映，点缀春色，似亦易为。”钤白文方印“臣辛田印”和朱文方印“秋农”，画心左下角钤朱文长方鉴藏印“凌川郭氏”。对开有张穆题：“嘉陵山水，古人形之歌咏者，皆言其严险，然以绵丽之笔写之，乃令吾游神，其中有忘险图易之。慨此当是画者之狡狯耳。药畦先生殆欲以其佳想移人耳目，故墨林出示此册属题数语以资捧腹，醉后狂言，知无当也，平生张穆。”钤白朱文连珠印“张”“穆”。张穆为地理学者和书法家，初名瀛暹，字石舟、石洲，山西平定人，与何绍基、俞燮、王箓友、何秋涛等交善，著有《蒙古游牧记》《北魏地形志》及《顾炎武年谱》《阎若璩年谱》等。在其字号中，并无“平生”，此处的张穆是否另有其人呢？但经考察其书法，此题跋与张穆（石舟）的传世作品《行书诗轴》《行书题颍上禊帖后》《行书虞集戏作试问堂前石五首之一》（均藏山西博物院）相比较，风格一致，出自同一人之手，故此张穆即为地理学者张穆，据此则可知其别号“平生”。（图1、图2)
图1[清]蔡辛田蜀中胜迹图册之《锦江春色》与张穆对题18cm×22.6cm×2纸本设色、纸本
图2[清]张穆行书诗轴130.5cm×50cm纸本山西博物院藏
图3[清]蔡辛田蜀中胜迹图册之《浣花草堂》18cm×22.6cm纸本设色
第三开为《剑阁云横》，描绘的是在崇山峻岭中，云烟缭绕，有蜿蜒的栈道、崎岖的山路、横跨山涧的索桥及白云深处人家。陡峭的山峰与飞泻的流泉烘托出山势的险峻。作者题识曰：“树里河声，云边山色。因临笔墨所能到，而剑峰林立，鸟道盘曲，青青如画，过来人睹此，定笑我痴绝也。”钤朱文方印“辛田”和白文方印“朝西”。画心左下角钤朱文长方鉴藏印“凌川郭氏”。（图4)
图4[清]蔡辛田蜀中胜迹图册之《剑阁云横》18cm×22.6cm纸本设色
第四开为《天然桥》，描绘的是在深山中自然形成的狭窄山脊，两侧为深不可测的悬崖。山脊上绿树成荫，前后两端有门楼，远处为绵延的山峰。山脊成为连接两山之间的天然通道，故被命名为“天然桥”。作者题识曰：“天然桥，剑门道中，天成奇迹。夹道翠柏，为前明守土者甘棠也。老干浓阴，绵亘百余里，行人尝暑憩息于此，眼看山色，耳听泉声，正不知消受几许清福，名曰天然，确副其实。”钤朱文长方印“辛田”，左下角钤白文方印“寓目写心”，画心右下侧有朱文长方鉴藏印“仲良鉴藏”。对开为何绍基题跋：“蜀中山水，梦想未得到。展观是册，奇秀骆驿，目不给赏，石涛云搜尽奇山打画稿，心师造化，宜然。子贞何绍基。”无印。何绍基为清代有名的书法家和诗人，字子贞，号东洲，别号东洲居士，晚号猿叟（一作蝯叟），湖南道州（今道县）人，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广东乡试考官、提督、四川学政，著有《东洲草堂诗钞》《惜道味斋经说》和《说文段注驳正》等。（图5)
图5[清]蔡辛田蜀中胜迹图册之《天然桥》与何绍基对题18cm×22.6cm×2纸本设色、纸本
第五开为《临邛沽酒》，描绘的是在山村杨柳岸边，一人在茅庐中当垆卖酒，一红衣者拄杖携书童而至。对岸山影绰绰，湖山平远；近处平畴绿野，水波不兴。作者题识曰：“临邛沽酒，川省风气，红粉当垆，所在多有独写临邛道者，于文君不能无遗憾焉。药畦。”钤朱文方印“辛田”，画心左下侧有朱文长方印鉴藏印“仲良鉴藏”。（图6)
图6[清]蔡辛田蜀中胜迹图册之《临邛沽酒》18cm×22.6cm纸本设色
第六开为《邛崃九折坂》，描绘的是山峦起伏的深山中，蜿蜒曲折的山径沿山盘旋，山上林木葱郁，烟云弥漫。作者题识曰：“邛崃九折坂，今为大相岭，后汉武侯南征驻军于此，故名。”钤朱白文连珠印“臣”“辛田”。画心左下角钤朱文长方鉴藏印“凌川郭氏”。（图7)
图7[清]蔡辛田蜀中胜迹图册之《邛崃九折坂》18cm×22.6cm纸本设色
第七开为《嘉州凌云》，描绘的是两江交汇处，水流湍急，峭壁屹立。对岸崎岖的山路上，偶见庙宇楼阁；水中一叶小舟沿着峭壁，在激流中行进，数艘小船停泊在江渚边。江渚亦可见鳞次栉比的房舍与沿江而建的石阶、凉亭。作者题识曰：“嘉州凌云，即东坡载酒凌云日日游处，九峰有东坡楼，望峨眉三峰，历历在目。城西为陆放翁守土时手植荔枝，建荔枝楼，今楼已圯，树亦羽化矣，犹画之者，以志古迹云尔。”钤朱白文连珠印“臣”“辛田”。（图8)
图8[清]蔡辛田蜀中胜迹图册之《嘉州凌云》18cm×22.6cm纸本设色
第八开为《子云亭》，描绘的是江边柳岸，一亭临江而建，亭侧花树蓊郁，房舍掩映于树荫中。远处为辽阔的江景，帆影点点，远山连绵。作者题识曰：“子云亭，眉州城南十里许，凭临江浒，征帆往来，望而生字之想，壬寅秋仲作于城口厅属参军官舍，药畦辛田。”钤朱白文连珠印“臣”“辛田”。画心右下角钤朱文长方鉴藏印“凌川郭氏”。（图9)
图9[清]蔡辛田蜀中胜迹图册之《子云亭》18cm×22.6cm纸本设色
第九开为《古渝州》，描绘的是三江汇合处，房舍依山而建，连绵不绝，江边帆船林立，江中数舸争流。山麓处可见村舍，远处则可见层峦起伏之山影。作者题识曰：“古渝州，今之重庆府也。城郭天成，商贾福凑，为川东重镇。仿董北苑笔法写李嫡仙思君不见下渝州之句，欲避俗格，不识能免于万一否？”钤朱文方印“辛田”和白文方印“朝西”。画心右下侧有朱文长方鉴藏印“仲良鉴藏”。（图10)
图10[清]蔡辛田蜀中胜迹图册之《古渝州》18cm×22.6cm纸本设色
第十开为《瞿塘滟滪》，描绘的是两岸夹江，帆船争流，江中还可见水流冲击下的柱石，石上草木葱郁，石边浪花飞溅。右岸尚可见屹立之旗杆及隐约显现的山城。作者题识曰：“瞿塘滟滪，此石矗立峡口，露石则多山，不能毕现。添画白帝城，则石为所隐，此作仅现瀼西一塔，赤甲山偏，峙南岸城关部置颇费经营，未识有南赏音否？”钤白文方印“臣辛田印”和朱文方印“秋农”。画心右下侧有朱文长方鉴藏印“仲良鉴藏”。（图11)
图11[清]蔡辛田蜀中胜迹图册之《瞿塘滟滪》18cm×22.6cm纸本设色
第十一开为《石宝塞》，描绘的是江边屹立的一块巨型柱石，前侧为一多层的宝塔，石顶为平坝，建有凉亭、牌楼及房舍，沿江的柱石边为密集的民居，一座天然的石寨临江而成。远处为一望无际的旷野与山影，江上依稀可见帆影。作者题识曰：“石宝塞，在忠州境内，巍然江干口，有如来、阎罗等殿。土人筑半边楼以代梯级，陶云汀尚书观察川东时题‘直方大’三字，颇肖其形。”钤朱白文连珠印“臣”“辛田”。画心右下角钤朱文长方鉴藏印“凌川郭氏”。（图12)
图12[清]蔡辛田蜀中胜迹图册之《石宝塞》18cm×22.6cm纸本设色
图13[清]蔡辛田蜀中胜迹图册之《严道铜山》18cm×22.6cm纸本设色
魏乡源题跋曰：“览遍全川笔势横，蜀山蜀水一挥成。雄如剑阁云常锁，绘出夔门浪有声。老年丹青新画本，故乡风景旧诗情。披图画是闲吟处，此日犹疑道上行。癸卯首夏，余适作客魏榆官舍，获晤药畦六兄，出嘉陵山水画册属题，其间足迹所验，竟成陈迹，未免睹景思乡，归兴勃勃。旋于月杪束装就道，留题俚语以识遇合聚散之缘。若夫画笔苍老，丘壑雄奇，直师造化，未易妄讶。录江泽西弟魏乡源。”无印。
崔荆南题跋曰：“三年往返蜀西道，水陆舟车怅远征（余甲辰二月北上，乙巳春闱报罢归成都，丙午夏复买舟由楚赴都，三载征途，备尝辛苦）。今日京华偶萍寄，不堪重向画中行。蜗庐旧寓锦官城，聚散无端感易生。历尽蜀山蜀水路，割人骨肉是科名。家山分绿到诗魂，归梦迷离绕剑门。飞过五千七百里，雪鸿何处认泪痕。醉拥重裘冷不支，展图聊当纪游诗。痴情更乞丹青手，画到合家欢聚时。丙午九月晦日京都客寓展读药畦六兄先生画，属题即正，云湘弟崔荆南。”钤朱文印“耘芗”和白文印“崔氏荆南”“宁孟忠行”。崔荆南，字晴江，一字云湘，四川华阳人（今成都），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历官翰林院庶吉士。（图14)
图14[清]蔡辛田蜀中胜迹图册之题跋纸本
龙启瑞题跋曰：“宇内之山川称奇丽者，以蜀中为最。余于蜀之人士及他士之客于蜀者，盖屡询焉。然或知，或不知，知之者未必能言言焉。又未必能详也。岁癸卯七月既望，同年张君昞堂以画一册来示余曰：此吾乡蔡子药西之所作也。蔡子少负俊才，随其尊人宦蜀三十余年，溯锦江，上巫峡，凡夫滟滪、瞿塘之陡峻，剑阁栈道之崎崟，七盘、九折之幽邃夐绝，盖莫不游而览焉。君善绘事，行箧中尝以绢素自随，遇其境之可惊可怡，辄图之。积之久，遂得廿有四幅。今装池成册，以为卧游之具。因吾子之知画也，乞以一言识之。余受而阅之，乃以张君之言为信。夫人闻有高贤逸士，远在数千，必流连瞻想，爱不能置名山水之移人，亦犹是也。然则余虽未至蜀，至蜀者又不能画为余言。读君之画，亦可以少慰也已。君画笔苍润奇古，得山水之性情，而又不失其形貌，固所谓卓然可传者。今方以事客于燕台，他时出蓟门而归览太行之雄厚与五台之奇峻，欣然命笔，知必有继斯图之后者，傥寄示张君，其当更以示余也。桂林龙启瑞识。”钤白文印“龙启瑞印”“所思在远道”和朱文印“翰臣弟子”。龙启瑞（1814—1858），字翰臣，广西桂林人。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状元，历官翰林院修撰、湖北学政、侍讲学士、江西学政、江西布政史等。富藏古籍碑刻，其藏书处为经德堂，著有《经德堂藏书录》《经德堂诗文集》《古韵通说》和《尔雅经注集证》等。
童福承题跋曰：“余性嗜山水，家住千岩万壑间，镇日观之不足。每聆人谈名区胜迹，辄神往焉。频年滞迹软红，斯愿久左。昨岁游皖，度大枫岭，身入云乡，飘然有登仙之乐。夏初出居庸关，重巘叠翠，心目为之旷然。兹复于墨林兄处得睹蔡君药畦画册，全川风景俨在目前，不可谓非眼福矣。丙午十月，起山甫童福承志。”钤白朱文相间印“启珊翰墨”。童福承，原名炳荣，字起山，一字启珊，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寄籍大兴，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翰林院编修。
冯志沂题跋曰：“仆于画理素所未娴，且平生游踪未尝至蜀。丙午冬，过墨林兄得睹是册，知为药畦六兄同年纪游之作，且得快读。卷中题咏，如矮人观场，但见旗帜，聆钲鼓，亦耳目之厚幸也。年愚弟冯志沂识。”钤朱文方印“臣沂”和白文方印“鲁川”。冯志沂（1811—1867)，字述仲，一字鲁川，山西代州人，清道光丙申（1836）进士，历官庐州府知府、安徽按察使等，曾师从梅曾亮（1786—1856），与张穆、乔松年、许乃普（1787—1866）等均有交游，著有《微尚斋诗》五卷和《微尚斋文》一卷，富藏文献图书，在其卒后，“行簇惟图书数千卷”。（图15)
图15[清]蔡辛田蜀中胜迹图册之题跋18cm×22.6cm×2纸本
在张穆、童福承和冯志沂的题跋中，都无一例外地提到“墨林”。“墨林”为杨尚文，字仲华，山西灵石人，因仰慕明代大收藏家项元汴（1525—1590）而自号“墨林”（项元汴号墨林居士）。早岁曾居京师，广交天下名士，“家藏书籍、字画，几与项氏等”。在张穆致冯志沂的信札中，便有多处提及“墨林”，其一曰：“墨林兄许赐《文献通考》，万祈检出。《唐书》不能收拾，将原本付下可也。所订《古文苑》及借校之《小学钩沉》《小徐韵谱》《国策释地》，统望示还。刘文清单条一轴，银二两，价廉可留。”其二曰：“子言为我装订《古文苑》一部，墨林借我《小徐韵谱》二册、《小学钩沉》二册，均祈为带出，缘有急需处也。《准噶尔方略》，如墨林已检出，亦祈便中示观。以上事一件不可忘，至恳至恳。琐事费神，并祈示知，小价说不明白也。”其三曰：“书收到了，必要示复一二语，何也？来得正好，有墨林一信，望交其家，速为寄去。”张穆亦曾为杨尚文校刻《连筠簃丛书》。可见张穆、冯志沂和杨尚文之间一起探讨的多是借书、校书、刻书及书画买卖之事。在张穆致冯志沂的信札中，亦可见何绍基（子贞）的影子，其一曰：“书收到，明日未申间，当过访。今日戴鹿床为我画小栖云亭第二图来，极佳，胜前作也（和扁字均诗亦尚可）。再汉石例封面，不能乞子贞书，望老弟以景君碑笔书之，来日带回，即付梓也。”其二曰：“留字一一读悉，明日印生处同吃大赉，更谈一切。今晨穆亦至言翁处，约与子贞暖生日，尚未订期也。”何绍基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二月廿八日所记日记中亦写道：“杨墨林处，见八大画《猫柳》，甚佳。文衡山《二妃图》、倪文正书手卷，俱精。携两峰《鸷峰寺》卷、李复堂《牡丹》幅归。”在张穆、冯志沂和何绍基之间，则多为书画应酬、赏画或过生日之类。他们这种生活，亦正是最为典型的传统文人的日常。
很显然，以《蜀中胜迹图》为中心，可以看出杨尚文与诸家的交游，亦可见出《蜀中胜迹图》作为互动的重要媒介，成为彼时文人生活的缩影。诸家题跋者，均互有密切联系。何绍基和冯志沂均为道光十六年（1836）丙申恩科进士，何绍基为赐进士出身第二甲八名，而冯志沂为第二甲六十名，互为同年。张穆和何绍基是好友，两人既是诗人、学者，又是卓有建树的书法家，在诸家中，影响最大，故专门有对题。其他诸家，除魏乡源生平事迹不详外，均荣登金榜，为进士出身。诸家题跋，并不见于相关文献记载。由此可见，《蜀中胜迹图》不仅具有艺术价值，其文献价值亦不可小觑。
关于《蜀中胜迹图》的作者
在龙启瑞的题跋中，有一句“岁癸卯七月既望，同年张君昞堂以画一册来示余曰：此吾乡蔡子药西之所作也”。“张君昞堂”即张炜，字昞堂，一字赤侯，号讱斋，山西朔州人，因与龙启瑞同为道光辛丑科（1841）进士，故称为“同启瑞同为道光辛丑科（1841）进士，故称为“同年”。张炜历官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御史、河南道御史、京畿道御史、太常寺少卿、奉天府府丞兼提督学政等，著述诗文甚多，但可惜刊行者鲜，现在所见仅有《增补三字经》。因张炜自称“此吾乡蔡子药西之所作也”，故可知画册作者亦为山西朔州人。
根据画家的款识、印鉴，并综合张穆、魏乡源、崔荆南、龙启瑞、童福承和冯志沂等人的题跋可知，《蜀中胜迹图》的作者当为蔡辛田，字药畦，一字药西、秋农、朝西，山西朔州人，曾随其父亲宦蜀，在蜀三十余年，后客居都门。由作者所题“壬寅秋仲作于城口厅属参军官舍”及诸家题跋可推知，此“壬寅”当为道光壬寅，故可知此画册的绘制年代应为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
值得一提的是，在龙启瑞题跋时，该画册为二十四幅，而现在仅存十二幅，可知此画册乃失群之物。蔡氏当另有十二幅蜀中山水，抑或另有题跋。在2007年3月18日，由中国嘉德拍卖公司举办的“2007年嘉德四季第九期拍卖会”中，出现一套蔡辛田的《蜀游图》册。该画册凡八开，作者在其中一开题识曰：“乙巳夏日，余适客居都门，熏谷三兄大人属画嘉陵山水，爰就余三十年蜀游足迹所经之地意写二十四帧，以供清玩，药畦弟蔡辛田。”钤有“辛田”“蜀游三十年看不厌嘉陵江水”“药畦氏”“寓目写心”和“约西”诸印。由题识可知，该画册作于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是应“熏谷三兄大人”之邀所作，而且也是二十四幅，则该八幅《蜀游图》册亦为失群之物。那该八幅《蜀游图》册会不会就是《蜀中胜迹图》册中失群的十二幅中的八幅呢？首先，从创作年代看，《蜀中胜迹图》册作于1842年，而《蜀游图》册作于1845年，且由作者题识可知《蜀游图》册应为同时完成，并非跨年完成，则可知两册的时间相异；其次，从尺幅看，《蜀游图》册纵25厘米，横26厘米，而《蜀中胜迹图》册纵18厘米，横22.6厘米，两本册页有一定的差距；再次，从质地看，《蜀游图》册为绢本，而《蜀中胜迹图》册为纸本；最后，从内容看，已刊出的《蜀游图》册四幅分别为“火井漕”“邛崃九折坂”“七盘岭”和“泸沽”，其中“邛崃九折坂”与《蜀中胜迹图》册第六开是一致的，同一套画册里出现相同内容的可能性是极小的。综上所述，两套画册虽然题材相近，其他如时间、尺幅、质地均不相同，且内容有重合，因此可确证《蜀游图》册八幅并非《蜀中胜迹图》册失群之物。由此可知，蔡辛田至少前后画过两套各二十四幅的蜀游山水册，可见虽然身为山西人，而有过“三十年蜀游”经历的蔡辛田对蜀中山水是情有独钟的。
关于蔡辛田的画艺，魏乡源在题跋中称其“画笔苍老，丘壑雄奇，直师造化”，龙启瑞则称其“画笔苍润奇古，得山水之性情，而又不失其形貌，固所谓卓然可传者”，在有关蔡辛田文献记录阙如的情况下，两家题跋无疑有助于我们了解其画艺。
此外，在冯志沂的题跋中，称蔡辛田为“药畦六兄同年”，且自称“年愚弟”。查《清朝进士题名录》，在冯志沂于道光十六年（1836）丙申恩科所中进士榜中，并无蔡辛田之名，看来此处的“同年”并非指两人同一年考中，应当是同岁之意。据此，则蔡辛田亦生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于是便推出《蜀中胜迹图》作于蔡辛田32岁时，《蜀游图》册则作于35岁时。蔡辛田在《蜀游图》册中所说“三十年蜀游”，因其年少时便随父亲宦蜀，在时间上也是吻合的。
需要提及的是，蔡辛田在《蜀中胜迹图》册中的《锦江春色》《嘉州凌云》《子云亭》《瞿塘滟滪》和《石宝塞》中均钤有“臣”字印，这在并无功名的蔡辛田画中出现是较为奇特的。据有关学者的研究表明，清代“臣字款”绘画一般有宗室画、大臣画、民间画和宫廷画四种类型。按照蔡辛田艺术履历看，他应当属于“民间画”类型，而在“民间画”中，一般是“在皇帝巡视各地时，向皇帝进献的画上，也都在自己的姓名前冠以‘臣’字”。所以，蔡辛田在画中刻意钤上“臣”字，或有将写实《蜀中胜迹图》进献朝廷之意。只是因缘巧合，时机未成熟，故此画册一直未能如其所愿。
《蜀中胜迹图》的递藏与传播
从题跋内容看，除龙启瑞与蔡辛田并不相识、不能确定何绍基是否与蔡氏相识外，其余诸家题跋者均与蔡辛田相识。魏乡源是在该画册完成之后的次年（1843）夏天，由蔡氏亲自拿出该画册“属题”。在这一年的七月，该画册由张炜延请桂林籍的龙启瑞题跋。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四川籍的崔荆南在京城获观该画册，由蔡氏“属题”。是年十月，该画册在山西籍的杨尚文手中，由杨氏邀请浙江籍的童福承题跋。是年冬天，山西籍的冯志沂在杨氏处获观是册并留题。在题跋的诸家中，张穆、何绍基、龙启瑞、冯志沂等均有诗文集行世，但匪夷所思的是，遍查诸家诗文，均未能找到蔡辛田的踪迹。由此不难看出，蔡氏虽然与诸家多有交集，但目前所知仅限于该画册的题跋。他自己既无诗文集行世，更没有和诸家有诗文投赠和唱酬的记录，或可从另一侧面知悉蔡辛田乃以职业画家身份活跃于四川、京城等地。他在诸多文人圈中，也是以画人身份出现。
有趣的是，除作者为山西人外，该画册最早的收藏者张炜、杨尚文也为山西人，且题跋者中，张穆、冯志沂亦为山西人，可见该画册的收藏与传播几乎都是以山西乡贤为重要推手。因蔡辛田在画史上并无记载，且艺术活动长期在四川一带，故知其人者寥寥，因而其艺术赞助人及推广者便多是以乡友为主流。这种传播方式在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清代画坛最为明显，尤其是对僻居一隅而声名不彰的画家如蔡辛田们更是如此。这是《蜀中胜迹图》册传播方式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
《蜀中胜迹图》与实景山水画创作
以蜀中山水为主题的山水画，最早可追溯到唐人的《明皇幸蜀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和五代时期关仝的《蜀山栈道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此后，在明清时期，蜀中山水画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就现存的作品考察，计有明代徐贲的《蜀山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蓝瑛的《蜀山行旅图》轴（上海博物馆藏）、张翀的《明皇幸蜀图》扇面（南通博物苑藏）、吴士冠的《蜀道图》轴（天津博物馆藏）、薛渔的《蜀山行旅图》轴（浙江省图书馆藏）、陈焕的《蜀道图》卷（浙江省临海市博物馆藏）、张宏的《补蜀道难图》卷（故宫博物院藏）和无款《蜀江归棹图》轴（上海博物馆藏），清代则有朱文震的《蜀江图》扇面（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黄向坚的《蜀道图》轴（上海文物商店藏）、袁江的《蜀栈行旅》轴（南京博物院藏）、袁耀的《蜀栈远云图》轴（北京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藏）、《蜀栈连云图》轴（天津美术学院藏）、朱本的《蜀栈秋深图》轴（天津博物馆藏）、方薰《蜀道归装图》册（二开）、《蜀江山水二段》卷（均藏上海博物馆藏）、曹有光的《蜀道图》扇面（苏州博物馆藏）、叶雨的《蜀山行旅图》轴（广东省博物馆藏）、赫奕的《蜀江巫峡图》轴（广东省博物馆藏）、廷雍的《蜀山行旅图》卷（辽宁省博物馆藏）、吴庆云的《蜀山行旅图》轴（沈阳故宫博物院藏）、叶六隆的《蜀峰栈道图》轴（辽宁省旅顺博物馆藏）、黄鼎的《蜀中八景图》册（八开）（故宫博物院藏）、《蜀山积雪图》轴（四川博物院藏）和钦揖的《蜀山行旅图》轴（故宫博物院藏）。在这些以蜀中山水为主题的绘画中，大多突出的是蜀道的险峻与山川的秀美，而且不少作品并非来自写实，或源自对前人作品的传移模写，或源自意向中的山水佳致，对具体的蜀中胜迹则鲜有所及。（图16)
图16[唐]李昭道（传）明皇幸蜀图55.9cm×81cm绢本设色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蜀中胜迹图》册中的十二处蜀中胜迹，在前人之作中最为多见的莫过于以“剑阁”为主题的山水画，现存的画作有明代仇英（1498—1552）的《剑阁图》轴（上海博物馆藏）和戴晋的《剑阁图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清代黄向坚（1609—1673）的《剑川图》轴（吉林省博物院藏）、罗聘（1733—1799）的《剑阁图》轴（故宫博物院藏）、王巘的《剑阁图》轴（沈阳故宫博物院藏）和陈衡的《剑阁飞琼图》轴（天津博物馆藏）。剑阁是巴蜀之地往北出口的要塞，自古有“剑阁天下险”之称。在仇英和戴晋的《剑阁图》中，都可见到依山而建的栈道、高耸入云的山峰，险峻的山势尽现笔下。蔡辛田的《剑阁云横》则以俯视的角度画出剑阁连绵的山峰与烟云供养之气。在现在的剑阁，仍然可以经常见到云烟环绕的景象，故亲自到过此地的蔡辛田便将其烟霞之气表现出来，这是与仇英、戴晋等依托想象或摹写的《剑阁图》有所不同的，亦可看出通过游历的写实山水与传统的摹写与心中山水相结合的截然不同。或许这也是关注蔡辛田《蜀中胜迹图》的意义所在。（图17、图18)
图17[明]戴晋剑阁图轴111cm×54.5cm纸本墨笔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19[清]黄鼎蜀中八景图册之《剑阁雄关》27.5cm×36.6cm纸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
图20[清]黄鼎蜀中八景图册之《七曲仙踪》27.5cm×36.6cm纸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
图21[清]刘锡玲蜀中八景图轴之《剑门蜀道》247cm×58cm纸本设色四川博物院藏
图22[清]刘锡玲蜀中八景图轴之《邛海》247cm×58cm纸本设色四川博物院藏
有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实景山水画时指出：“晚清的实景山水，在承继传统写实手法方面呈现衰微之势，然在接受西法影响方面却有所长进，成为绘画从古代向近现代跨越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样的大潮流下，蔡辛田的《蜀中胜迹图》逆袭而行，依然继承了传统的山水画写实手法，且写生与写意相结合，成为溪山行旅式的另类山水画。这种具有游记形式的写实山水画，不仅真实再现了画家眼中的实景，更寄寓了画家对寓目实景的挚爱之情。
明代学者郑真在《咏薛涛笺》诗中有“巴山蜀水花如海”句，清代诗人兼鉴藏家宋荦在为诗人王士祯（1634—1711）所写的《寄阮亭侍郎》中也说：“蜀中山水，自是奇绝。”清人陈名俭的《嘉定城南放歌》中有“蜀中山水天下无”句，晚清“海上画派”代表画家吴昌硕（1844—1927）在《剑门空羚诗思图》诗中也说：“蜀中山水天下奇，空羚之峡尤险巘。”连原载河南的《巩县志》也这样记录：“蜀中山水，奇险雄杰，甲天下，形状不可名言。”郑真、宋荦、陈名俭和吴昌硕都不是四川人，他们都是以“客者”的身份远观蜀中山水，因而其视野和四川本地人的角度更为特别。无一例外，他们都以诗文的形式向外界传递了蜀中山水的“奇绝”“奇险”与“天下无”。同样客居巴蜀的蔡辛田，其《蜀中胜迹图》也和这些诗文一样，以独特的视角向外界传递了蜀中山水的独有魅力。美国的中国美术史学者高居翰（1926—2014）将这些实景山水画称为“具象山水”，称“画中描绘了知名的寺庙、桥梁和宝塔等等，这些不但有助观画者对于景致的识别，同时，也借由这些当地文人绅士所常朝拜并游览的古迹，得以唤起人们对历史、文学和宗教的联想，绘画因此超越了仅仅再现景物的层次而充满了意义”。毋庸赘言，蔡辛田的《蜀中胜迹图》便是借助游记式画笔使传统的山水画超越了这种“再现景物的层次”。与此同时，在以蔡辛田、杨尚文等创作者与收藏者为中心的交游圈，围绕《蜀中胜迹图》而展开的题跋、品评等鉴赏活动，又是传统文人生活的一种特有模式。这种生活模式乃文人间诗画酬应的交游方式的缩影。正因如此，《蜀中胜迹图》的意义似乎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来源：《中国书画》2021年第09期 朱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