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是中国铜镜史上最后一个大发展时期，随着经济和手工业的繁荣发展，铜镜日益商品化和世俗化。铜镜已不仅仅是生活必需品，还兼具着馈赠、观赏、祈福、婚嫁等用途。一方面，铜镜造型和纹饰流行仿古，沿袭了宋元时期的遗风余韵，另一方面也逐渐摆脱前朝繁缛、威严的纹饰，日益世俗化，出现了吉语、科举题材等具有明清时代特点的吉祥纹饰和图案。
明清时期，铜镜材料使用黄铜，即铜锌合金。镜体大而厚重，形制规整，以圆形镜为主，也有带柄镜、正方形镜、菱花形镜、异形镜等。镜纽除了圆形纽、桥型纽外，也流行银锭形纽。纹饰主要有龙、凤、鱼等动物形象；花卉、草叶、果实等植物纹样；仙人故事图案等。铭文内容丰富，多为祝愿、祈福的吉祥辞句，以及铸镜工匠的工坊、名号、铸镜年代等。
清中后期，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到来，玻璃镜逐渐普及并成为主流，铜镜走向了无可逆转的衰落，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明洪武二十二年铭云龙纹镜（图1)
安徽省文物总店藏。直径10.7厘米。圆形，连峰纽，素平缘，主纹饰为一条浮雕的竖身五爪盘龙，龙首压于纽下，昂而后仰，身躯盘绕镜纽回旋，龙首前如意状云雾缭绕，周围有海浪翻滚。龙纹造型与宋代双龙镜、元代海水龙纹镜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巨龙腾飞翻江倒海之势力不可摧。
左侧饰长方形篆书铭文印：“洪武二十二年正月造”，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即公元1389年，该纪年款镜在明代较为流行，铜镜为黄铜质地，与宋元时期的龙纹相比，龙纹刻划更为具体，形态“蜿蜒飘逸，矫健流畅为美学风范”。
安徽省文物总店藏。通长24.3、直径14.4厘米。圆形，长条形直柄与铜镜相连，便于执握，牡丹纹为主题纹饰，四周以枝叶环绕一圈，牡丹左侧有楷书铭文4字“天下一美”。牡丹花卉题材延续宋镜传统，取材于自然，浮雕花瓣立体感强，生动写实，并吸收借鉴了绘画、织绣的技法。
明神仙人物铜镜（图3)
安徽省文物总店藏。直径9厘米。圆形，银锭形纽，宽凹缘。纽左右各饰一仙人、寿星图案，寿星手持拐杖，额头硕大呈冬瓜状，这类寿星纹，在同时期瓷器上也可见到，具有明代中期特征，上下为祥云和花卉图案。
明人物多宝纹镜（图4)
安徽省文物总店藏。直径10.5厘米。圆形，银锭形纽，纹饰自上而下多层排列，但层次并不严格，纽上方装饰仙阁，左右各有一飞鹤，下饰花卉和宝钱，左右两边各立两人，手持宝物。下方有香炉、宝瓶、宝钱、方胜、犀牛角、画卷等八宝纹。窄缘上卷。主纹饰有鎏金，金已部分脱落。
明镜是道士修炼通神的重要法器，亦是人间与神界沟通的媒介，葛洪曾在《抱朴子》一书中提及用镜辟邪和分形见神的方法。道教元素的神仙题材铜镜在自秦汉起至明清长盛不衰，如东王公、西王母、八仙、羽人等，主题思想都是表达对神仙世界的向往，体现着人们对长生不老的追求和飞升成仙的渴望。至明清时期，道教题材摆脱了过去繁缛的纹饰和严谨的布局，在形制和纹饰上进行了简化，如上述寿星图案和八宝纹饰。此类人物多宝纹镜，装饰技法与宋代人物故事镜类似，只是人物相对独立开来，间以多宝图案。
明玉兔捣药纹三足台镜（图5)
安徽博物院藏。直径11.8、高18.3厘米。圆形镜面带支架，镜下铸云纹双足，镜背另一足饰龙纹，镜背右侧饰一桂树，树下一只玉兔做直立捣药状。玉兔捣药这一题材可以追溯到唐代。
明五子登科铭文镜（图6)
安徽省文物总店藏。直径21.2厘米。圆形，圆纽，纽外有对称的4个凸起方框，框内楷书“五子登科”4字，4字间有菱形万字纹、花卉纹、祥云纹等吉祥图案装饰，外饰弦纹一周，素窄缘。
五子登科典故出自后周窦禹钧教子有方。《宋史·窦仪传》记载：宋代窦禹钧（又名窦燕山）的5个儿子仪、俨、侃、偁、僖相继及第，故称“五子登科”。《三字经》中以“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的句子，歌颂此事。
五子登科作为典故出现在铜镜上，在明代才开始出现，盛行于明清，这与科举制度空前繁盛息息相关。洪武三年，朱元璋下诏“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清代仍然是“有清学校，向沿明制”。五子登科题材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在明清时期的瓷瓶、铜钱上也可见到，寄托了人们对子孙后辈的期望和祝福，也作为仕途鞭策，希望子孙后代能像窦家五子联袂获取功名，光耀门楣。
明厚德荣归铭文镜（图7）
安徽省文物总店藏。直径7.8厘米。圆纽，纽外有对称的4个凸起方框，框内楷书阳文“厚德荣归”4字，字体规整，外饰弦纹一周，素窄卷缘。寓意恩德厚泽，荣归故里。
清长命富贵铭文镜（图8)
蚌埠市博物馆藏。直径12厘米。圆纽，圆形纽座，内区饰一圈瑞兽纹，纽外上下右左顺序书阳文“长命富贵”4字，其中，“富”字头上缺一点，将“宀”写成“冖”，寓意富贵不到头。字间有4个童子持宝和花卉图案点缀，外饰弦纹一周，素卷缘。
明清时期吉语镜流行，多围绕科举和福寿题材，言简意赅，文字按上下右左对称位置环纽分布，字体大而规整，以楷书和篆书为主。常见有“寿山福海”“百岁团圆”“福寿双全”“状元及第”“喜生贵子”等，都是一些喜闻乐见的民间吉语题材。
与汉代“长宜子孙”镜相比，这类吉语纹饰已经摆脱了繁缛、规矩的特点，简单朴实，文辞直白，是人们希望功名利禄、多子多福在铜镜纹饰艺术中的集中体现，也是铜镜纹饰日益市井化，贴近普通百姓生活的表现。
清既虚其中铭文四方镜（图9)
安徽省文物总店藏。边长9.4厘米。宽素缘，铭文为“既虚其中，亦方其外，一尘不染，万物皆备”。句末有印章两枚，圆形印文为“苕溪”，苕溪，在浙江省北部，属太湖水系。
另一长方形印文为“薛惠公造”。薛惠公，乾隆时湖州制镜名家。湖州镜始铸于北宋，清乾隆时，湖州镜作为贡品为朝廷进贡。明清时期，铜镜市场化程度更高，出现了大量字号和商标名，当时有石家、方家、薛家、陆家等，通常在镜背刻有作坊、匠师姓名字号。
明清时期的湖州镜，薛家一支独大。薛惠公所铸的诗文方镜、百子镜、吉语境，名闻朝野，时称薛家镜。光绪《乌程县志》卷二十九记载“薛，名晋候，字惠公，向时称薛惠公老店。”
诗文方镜是文人赏玩的案头摆设镜。这句铭文字面的意思是，中空，外方，一尘不染，则能容万物，既形容物，也形容人，可以理解为，做人要内心谦虚，也要有原则规范，干净正直，万事万物之理就会在我身上具备。
“万物皆备”出自《孟子·尽心上》：“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属于尽心知性知命学说，指的是世界中的一切现象之事与物，都是从内心生发出去的，天地万物的道理都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是对我外放的感觉的一种回应。
唐太宗曾言：“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古人借镜以喻自省，说明铜镜不仅是日常生活中正衣冠的日常器物，还有着志节品格、托物言志的文化意义。在这面铜镜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对自己立身处世的哲理思辨。
清湖州薛惠公造铭双喜纹执镜（图10)
安徽博物院藏。直径16.3厘米。圆形，长条柄，柄上有一孔供穿系使用。正中饰一“囍”字，字外一圈弦纹，镜柄处有一方形印章，楷书铭文为“湖州薛惠公造”6字。外区饰5只蝙蝠，蝠福同音，五蝠寓意五福。《尚书·洪范》曰：“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这类婚嫁用镜可以追溯到汉代“日光镜”，唐宋时期婚嫁用镜多用花鸟纹饰，如唐代双鸾双兽镜，宋代双凤镜。明清时期婚嫁用镜特征明显，五蝠、喜字元素，在同时期婚嫁所用瓷器和玉器上也经常出现，同样是铜镜纹饰日益世俗化的体现。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活动繁荣，手工业也从官府经营向私家作坊形式的转变。明初政府对传统工匠制度进行改革，实行轮班匠和住坐匠的徭役制度，减弱了工匠的人身依附关系，16世纪初，明朝政府又实行了代役租制，工匠可以缴纳一定货币赋税代替徭役，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发挥了工匠本身的主动性和创造力。至清代乾隆时期，北京就有铜铺几百家，苏州铜作数千家。
明清铜镜在继承前朝铸镜传统的同时，从奢华精致向实用质朴的转变，时代变革是铜镜纹饰题材变化的主要原因。大量生产的吉语镜，就是大众化低成本生产带来的必然结果，在实用性与商品流通性结合之下，审美趣味更贴近普通百姓现实生活，融入市井文化内容。小小铜镜，作为文化载体，集纳世间万象于方寸之间，表达了平民百姓希望子孙蕃昌、金榜题名、长生不老等美好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