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震天下”“久闻大名”从来都是让人心驰神往的词语，不过，凡事有利必有弊，名人也不例外——因为有名，难免为名所累，“躺着中枪”的频率跟程度，往往跟名气成正比。
明代作家冯梦龙的《古今笑史》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相国袁太冲同两个缙绅在宾馆中闲谈。其中一官宦不无向往地说：“想那司马相如天天拥着文君缠绵，好不快活！”另一个官宦却不以为然，驳斥道：“快活什么？后来被宫刑那是自讨苦吃呢！”袁相国听后摇摇头，幽默地道：“温公吃一吓！”原是那个官宦把“司马迁受宫刑”之事误加到司马相如头上，袁相国故意说，“温公”（即司马光）地下有知，也会吓一大跳——因为他也姓司马。
不要以为这样的事古代才有，我们不妨来尝脔一鼎。
“唐俟”替“唐弢”挨骂
唐弢原名端毅，常用笔名晦庵，6岁进宁波畈里塘村古唐小学求学，10岁去镇海培玉小学读高小。1926年到上海华童公学，因交不起学费，只读到相当于初二就辍学了。16岁时，他被上海邮政局录取，靠自学先是做报刊作者，最后成为一代学者。
在回忆文章《琐忆》中，唐弢讲了这么一件事：1933年至1934年之间，他当时初学写作，不时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投稿。他平日十分喜欢鲁迅的杂文，最爱看鲁迅的《二心集》，于是也尝试着用笔抨击种种弊端和不平。编辑黎烈文给了他很高的评价，经常让其作品见诸报端。但“唐弢”的名字对于文艺界来说是陌生的，由于产量不多，《自由谈》以外又不常见，那些“专靠嗅觉”看文章的人就妄加揣测起来，以为这又是鲁迅的化名。他们把唐弢写的文章全都记在鲁迅的名下，并且指桑骂槐，向鲁迅先生“呜呜不已”。
自己做的事情怎么能让别人去承担责任呢？唐弢觉得十分内疚，很想当面致歉，但又怕鲁迅会加以责备，颇有点惴惴不安。
正当想见而又不敢见的时候，机缘来了。1934年1月，黎烈文在上海的古益轩请客，约副刊的作者们欢聚，唐弢和鲁迅均在被邀之列。宴会上，唐弢和鲁迅第一次见面，互通姓名后，鲁迅突然说：“唐先生写文章，我可是在替你挨骂呢！”唐弢一听，心里不由得着急，说话也变得结结巴巴起来。鲁迅见他如此窘迫，连忙转换话题问：“你真个姓唐吗？”唐弢答：“真个姓唐。”“哦，哦。”鲁迅脸上的表情变得轻松起来，“我可是也姓过一回唐的。我曾经使用过‘唐俟’的笔名。”说完呵呵地笑起来。此时唐弢心头的担忧一扫而光，他发现鲁迅绝非传说的那样“脾气大”。
鲁迅之所以说“替你挨骂”，皆因1933年11月唐弢在《自由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新脸谱》，细味文字，不难发现从遣词造句到标题命意，的确都有那么一股“鲁迅味儿”——事实上，很多人都认为唐弢模仿鲁迅作文，几乎到了可以乱真的地步，此篇就是例证。不久后，《时事新报·青光》上刊发了一篇署名“陈代”的《略论放暗箭》：“前日读了鲁迅先生的《伪自由书》的《前记》与《后记》，略论了告密的，现在读了唐弢先生的《新脸谱》，止不住又要来略论放暗箭……”这位作者的确是将《新脸谱》的作者看作鲁迅了。鲁迅对此也心知肚明，后提及此文时，有这样的表示：“(此文)恐怕只有他自己懂。我只懂得一点：他这回嗅得不对，误以唐弢先生为就是我了。”
追溯起来，鲁迅“唐俟”这一笔名的由来，还和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之兄陈衡恪有关。陈衡恪是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日本弘文学院学习时的同学，民国后与鲁迅同在教育部，任编审处编审员。他曾为鲁迅《域外小说集》书面题签，并为鲁迅篆刻印章多枚。《鲁迅日记》记载，1916年11月30日，“上午陈师曾贻印章一方，文曰‘俟堂’”。许寿裳曾问鲁迅为何要刻“俟堂”的印章，鲁迅回答：“因为陈师曾(衡恪)那时送我一方石章，并问刻作何字，我想了一想，你叫槐堂，我就叫俟堂罢。”许寿裳说：“我听到这里，就明白了这‘俟’字的涵义，那时部里的长官某颇想挤掉鲁迅，他就安静地等着，所谓‘君子居易以俟命’也。”
但周作人对此有不一样的解释，他在1953年出版的《鲁迅的故家》中言：“洪宪发作以前，北京空气恶劣，知识阶级多已预感危险，鲁迅那时自号‘俟堂’，本来也就是古人的‘待死堂’的意思，或者要引经传，说出于‘君子居易以俟命’亦无不可，实在却没有那么曲折，只是说‘我等着，任凭什么都请来吧。’后来在《新青年》上发表东西，小说署名‘鲁迅’——诗与杂感则署‘唐俟’，即是‘俟堂’二字的倒置，又照古文上‘功不唐捐’的用例，可作空虚的意思讲，也就是说空等，这也可以表明他那时候的思想的一面。”周作人认为鲁迅起这一笔名，是为了反对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活动。
经过这次“误会”，唐弢和鲁迅的联系渐渐多了起来。一次，唐弢写信给鲁迅，提出让对方给自己推荐几种适合阅读的书。鲁迅见信后，向日本朋友内山要了书目，并嘱咐他画出几种销售量大的书来。内山在书目中圈出了9种，而鲁迅又在这9种中选了4种，言称其他5种可以缓买或者不买。接到鲁迅的回信，唐弢十分意外，一是因为鲁迅的热心尽心，二是鲁迅顾及到了没有多少收入来源的唐弢的经济情况，一下子买不起那么多书，考虑可谓周到。
鲁迅逝世后，唐弢投入了鲁迅遗作的研究整理之中，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调和着许广平和朱安的关系，经常从自己为数不多的工资中寄钱给她们，使得朱安能够安然度日。
鲁迅之于唐弢，首先应该是老师，是引路人，然后才是朋友，这份特殊的交情，让他们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林徽因”与“林微音”的纠葛
有意思的是，这篇《略论放暗箭》的作者“陈代”，也曾让当时著名的女作家林徽因“躺枪”。
原来这位“陈代”原名林微音，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突出，之所以现在仍被屡屡提起，大多是由于才女林徽因的缘故。而直至今日，在见诸报端、网络的文字中，两人的名字仍常常被人搞混——即使有人知道林微音跟林徽因不是一个人，却想当然地认为林微音也是一个“女作家”——这样的误会和混淆，在当年就给二人带来了烦恼。
林微音，当年在上海是一名银行小职员，也写诗。作家施蛰存曾写过一篇回忆短文《林微音其人》：“1928年，一个酷热的大清早，戴望舒和杜衡登上葛岭顶上的初阳台。在亭子里看见一个青年正在焚烧一堆废纸。不免好奇，上前去搭话。才知道这个青年是上海人，来杭州游西湖，住在昭庆寺。烧掉的是他的许多文稿，因为没有刊物、报纸能用，都是退稿。”施蛰存笔下这个伤心的文学青年，就是后来的海派作家林微音，因为西湖边上的这次偶遇，林微音与戴望舒、杜衡、施蛰存等人成为朋友。1933年，林微音与夏莱蒂、朱维基、芳信等人在上海成立了“绿社”，并在同年11月创办了《诗篇》月刊，大力提倡“为艺术而人生”，这个时期他所创作的作品，也无不体现唯美主义的风格。比如小说集《白蔷薇》《舞》，中篇小说《花厅夫人》及散文集《夜步抄》《阑珊吟》等，其题材及风格与“五四”以来的许多女作家如凌叔华、陈衡哲、冯沅君等十分接近。
林微音还与有文坛“孟尝君”之称的邵洵美关系密切，曾在邵主办的刊物上发表过小说。据邵洵美女儿邵绡红回忆，林微音瘦高，红鼻子，平时喜欢穿长衫。1931年邵洵美出任新月书店经理后忙不过来，就让林来代理一些工作。与此同时，他还试图去翻译一些外国文学作品，但因才华有限，没取得显著的成就，收入也很少。林微音在新月书店工作，难免要和新月派的一些成员接触，这就更加深了人们的误会，以为“林微音”就是新月诗人“林徽因”。
1932年10月5日，郁达夫因其长兄调任江苏省高等法院上海刑庭庭长，在聚丰园设宴，请鲁迅、柳亚子、林微音等作陪。不料在一年后的1933年，年轻的林微音却与鲁迅发生论战，被鲁迅骂为“讨伐军中最低能的一位”。
林微音曾在文中谈及与“林徽因”名字的纠葛。他在《散文七辑》的书中收录了一篇《微音顿首》的文章，表示：“要是那位小姐诚意地求我放弃我的名字，我一定不迟疑地应允她。”当时林徽因还叫“林徽音”，据说名字是其祖父、前清翰林林孝恂所起。“徽音”一词出自《诗经·大雅·思齐》：“思齐大任，父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以林徽因之性格，对这样的“挑衅”自然不会轻易妥协。怎么办？当然先是让发表自己作品的刊物声明。
1931年10月5日，林徽因在徐志摩主编的《诗刊》第3期发表诗作，徐志摩特地在该期《叙言》中说：“附带声明一件事：本刊的作者林徽音，是一位女士，‘声色’与以前的‘绿’的作者林微音，是一位男士（现在广州新月分店主任），他们二位的名字是太容易相混了，常常有人错认，排印亦常有错误，例如上期林徽音即被刊如‘林薇音’，所以特为声明，免得彼此有掠美或冒牌的嫌疑。”但林徽因似乎还嫌徐志摩这份声明的分量不够，后来干脆将原名“林徽音”改作“林徽因”，以摆脱无谓的误会，并且专门做了说明：“我倒不怕别人把我的作品当成了他的作品，我只怕别人把他的作品当成了我的。”
因为贫穷，林微音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为此，他甚至接受了汪伪汉奸政府特务机关的40元津贴，为侵略者办起了一个名为《南风》的杂志，甘愿为汉奸文化效犬马之劳。当时，他的这种做法受到了很多人的谴责。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的战争打赢了，可林微音的政治逃难却刚刚开始。当月23日《新华日报》刊登的《文化汉奸名录(二)》，开列有周作人、管异贤、陈彬龢、钱懋孙、黎世衡、刘海粟、张资平、林微音、李权时、张我军、潘序祖、陶元德、柳丙生、张若谷、章克标、汪富皋。
此后，人生的种种不如意，更是使得林微音染上了鸦片瘾。施蛰存回忆：“1933年，我住在玉佛寺附近，他住在静安寺。总有七八次，他在夜晚到我家里来，一见面就说明来意，要我借给他两三块钱。最初，使我很吃惊，怎么会穷到如此？后来发觉他吸上了鸦片，瞒着他妻子，急于要进‘燕子窠’（上海的地下烟铺，因屋小人多，众烟客对面直躺，如燕子偃息窠中，故名）。”林微音为赚些稿费度日，起初还写些粗劣的小说投稿，后来竟慢慢销声匿迹不知所终了，施蛰存说：“从1937年以后，直到上海解放，我没有见过他。1951年，又遇见过几次，他没有工作，要我为他介绍一个英语教师的职业，又要我为他介绍翻译工作，我都无法帮助他。后来听说他常常到市委去要工作，最后听说他已被拘押在第一看守所，罪名是‘无理取闹’。这以后，我就不知他的下落。”
生活无着的林微音无奈之下给昔日的朋友、当时的文艺界负责人周扬写了一封信，著名作家兼翻译家胡山源在其回忆录《文坛管窥》中曾提及此事：“有一天，他（林微音）欣然告诉我，他的困难已得到暂时的解决了。周扬给了他一封信，他将信给我看。信上说：已接到他的信；能认识以往的错误，总是好的；可向某出版社去预支稿费三百元云云。”1956年12月6日，上海《新民报晚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孺子牛”的初笔》的短文，作者署名“魏殷”，有人考证此人即是林微音，这条小小的史料说明林当时仍未搁笔。
但此后林微音的下落就不为人知了，据说是故于1982年。
（原文有删节）
来源：《同舟共进》2019年第06期 孙玉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