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苏州到美国
贝家是苏州望族，贝聿铭少年时期随父亲到上海读书。
当时盛极一时的帝国饭店在建，他听人说要建26层，心里狐疑：这怎么可能啊。于是，每周都会特意去看看，高楼究竟是怎么一层层往上冒的。
谁成想，后来少年设计了一百多座建筑，最初的启蒙却来自这个简单的念头。
学校里，贝聿铭口语流利，家世和成绩都惹人注目，却连洋人的棒球队都没资格加入。他渴望窥探大洋另一端的生活，成了大光明戏院的常客，精彩纷呈的好莱坞电影是一扇通往世界的窗口。
渐渐地，光影远比电影情节更吸引他。多年后，贝聿铭师从建筑大师马塞尔·布劳耶，老头以善用光线和喝酒闻名。“我没有学他喝酒，我学他的建筑。”贝聿铭在他的调教下，有了“光线魔术师的美誉”。文化的隔膜越发刺激他，想要飞出去一探究竟。
1935年，17岁的贝聿铭赴美留学，违背父亲意志，弃金融，选建筑。当时，国人对建筑名校的认知，仅限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竟前有梁思成、林徽因两位知名校友的背书。贝聿铭考入宾大，不到半个月便申请离校。原因是不习惯宾大过于刻板的绘图，这令他没有发挥灵感的余地。
二、迈入建筑之门
独自在异乡，凭借一腔孤勇，追求挚爱梦想，他再度报考麻省理工大学的工程系。
工程系给他日后的建筑理念打下了根基，入学后，贝聿铭如痴如狂地吸收各类建筑新思潮。被建筑界视为“不入流”的现代主义建筑体系，在他脑海里盘根错节，茁壮发展。
当然书本不足以撼动他，真正影响贝聿铭的是建筑大师柯布西耶在麻省理工的演讲。
时人都不待见这个老头，他狂妄古怪、脏话满篇，贝聿铭却视他作偶像。贴近他的建筑学识，还乐意模仿他的着装。譬如柯布西耶略显夸张的圆框眼镜，贝聿铭跑遍大街，找到了同款。此后几十年里，贝聿铭自信满满地戴着这架眼镜，走上世界建筑大师名坛。
麻省毕业后，又到哈佛深造，师从“现代建筑鼻祖”格罗皮乌斯。学成毕业时，贝聿铭给导师一座上海艺术博物馆模型。格罗皮乌斯简直惊叹：“这是我见过最精致的学生作品”。
贝聿铭身上具有浓厚的中庸之道，这使得他与各类苛刻名流打交道时，都游刃有余。
当时美国建筑界有两条铁律：受尊敬的建筑师不与开发商一起工作；从不聘用中国建筑师。
贝聿铭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打破了两条戒律。他跟房地产巨头齐肯多夫合作，为他建商业住宅群，还帮母校麻省理工设计过科学大楼。叛逆二人组，饱受建筑界诟病，两人却合作得极其愉快。贝聿铭在齐肯多夫公司，接触到了“高端融资、城市规划、政府法规”，这些远超一名建筑师专业水准之外的东西。这些都成为了他一生在政治、权力、外交中游刃有余的重要基础。而贝聿铭出彩的设计也为齐肯多夫带来了丰厚的商业收益。上乘的住宅质量，优质的外形设计，使他在居民间有口皆碑。
12年后，贝聿铭自立门户，这对拍档分道扬镳。两人的确相辅相成，为彼此事业增色不少。齐肯多夫还亲自写了封告别信，30年后贝聿铭重读，“依旧潸然泪下”。
三、在美国建筑界声名大噪
贝聿铭事务所最初以设计民宅为主，接到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项目。对于事务所来说，既是转型的机遇，也是空前的挑战。1967年，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竣工，好评如潮。贝聿铭事务所在美国打响了第一炮。
随后，另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找到了他。
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家族筹建肯尼迪图书馆迫在眉睫。全世界知名建筑师都赶来总统府竞标，贝聿铭身在其中，心不在焉。在场任何一位的履历，都能碾压他，他心里只想着结束后随家人度假。几天后，正度假的贝聿铭收到一封电报，让他打给杰奎琳助手。谁也没想到机会落在了华人建筑师贝聿铭手上。
路易康、密斯这样的建筑界泰斗，也错失机会，建筑界一片哗然。前者脸上有疤、不修边幅，后者高冷，杰奎琳都不满意。唯有贝聿铭让杰奎琳感到，“我觉得可以和贝聿铭一起实现一次飞跃。”
了解到第一夫人杰奎琳很在意仪表及别人对她的尊重，贝聿铭安排下属将事务所收拾得纤尘不染。甚至将接待室的旧墙壁也重新粉饰一遍，大大小小的角落都饰以鲜花。“贝先生，您的事务所每天都有如此美丽的鲜花吗？”“这是专门为您准备的，夫人。”出身贵族，他素来擅长营造美国人所想象的东方人，“高雅、受过完美的教育，举止矜持高贵。”自然讨得上流社会的杰奎琳欢心。
1964年，凭借中标肯尼迪图书馆，贝聿铭声名大噪。
而项目一拖再拖，从选址到最终建成，花了14年。落成之后，杰奎琳不吝赞美，“贝聿铭的唯美世界无人能敌。”
四、建筑路上的两次考验，“由作品解答”
贝聿铭事业大展宏图时，一道阴影重重落下。
1973年，由贝聿铭设计的美国汉考克大厦玻璃外墙脱落，散落满街。工作人员将脱落的玻璃，贴上了胶合板，媒体戏称“胶合板大厦”。贝聿铭和事务所处在舆论中心，直接暂停了在美国的业务。
此后，汉考克大厦做了重修，但玻璃脱落的问题依旧时有发生。
为此还派生出一种职业，有人拿望远镜专门观察每片玻璃的移动，以防意外。现在，人工观察被芯片传感器取代，整栋大楼总共有10344片传感器，连接到中央控制室。一旦有破裂信号，管理人员便能及时更换。
强者总得迎风起舞，低谷中的贝聿铭接到了一纸聘书。
1974年，保罗·梅隆将美国国家美术馆扩建工程交与了他。施工期间，贝聿铭的图纸遭到了工人们的质疑。他要将外墙打造出锋利的切口效果，而工人们从没有做过这样的尝试，不敢贸然举动。他们围着贝聿铭一遍遍阐释，这样切割石头，容易破裂。在麻省理工学过工程的贝聿铭，当然都懂。他许诺，一旦出了问题，都由他承担，这才安抚了工人们。
华人建筑师本就起步艰辛，又处在负面评价的风口，他果敢而且坚持设计的创新，这样的冒险精神仿佛流淌在他的血液里。后来，那些切口被无数人触摸过，变得日渐圆钝，无疑证明了人们喜欢这样新奇的设计。
国家美术馆东馆是解救贝聿铭的一根稻草，而这根稻草也是70年代美国最成功的建筑之一。
任敌千军万马，围我千万重；我自横刀立马，岿然不动。
贝聿铭不做谷底凄凄的弱者。
至此为止，贝聿铭完成了通往“建筑大师”的所有准备。
80年代，贝聿铭迎来了事业的巅峰。1983年，素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奖”颁给了贝聿铭，年近花甲，一时风光无限。
但仅隔数月，60岁的贝聿铭，不改顽皮，在法国被指责得体无完肤。历史古迹委员会上，一屋子法国人对他极尽讽刺。
贝聿铭听不懂法语，随行的女翻译则被气得数度哽咽、浑身发抖，几乎不能完整地将贝聿铭的话翻译出去。起因是贝聿铭受法国总统密特朗之邀，主理卢浮宫的重建计划。
他还提出用玻璃金字塔造型，作为卢浮宫入口。卢浮宫是法国的国宝，法国人不能忍受一个美籍华裔来操刀整个重建计划，更不能忍受金字塔作为国宝的入口。
为此，他们将攻击的矛头对准了贝聿铭。“贝聿铭会毁了巴黎，这比侵略者从卢浮宫掠夺艺术品，更令人愤怒。”争论了两年，贝聿铭作为总建筑师承受了整座巴黎的怒火。
晶莹剔透的入口发扬了贝聿铭一贯的光影魔力，不仅拓展了地下光源，相比天窗，更保证了入场时足够的阴凉。他的作品征服了法国人，这座玻璃金字塔甚至逐渐取代埃菲尔铁塔，成为了巴黎新地标。
法国人开始赞叹“金字塔是卢浮宫里飞来的巨大宝石”，还授予了贝聿铭法国最高荣誉奖章。
面对质疑和批评，口头解释并不是最好的办法。贝聿铭好像从未沮丧过，他认为让旁人了解他的作品，才是最重要的。不被重压影响判断，是非曲直，皆由作品解答。
五、以祖国传统文化为灵感缪斯
1979年的香山饭店，是贝聿铭重返祖国设计的第一件作品。作品用心颇深，整座建筑既有江南园林的精巧，又有北方园林的开阔。
1997年竣工的日本美秀美术馆，再度展现了贝聿铭这种天赋。“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陶渊明《桃花源记》中，这几句文言文，成为了他的灵感缪斯。
1997年建成的美秀美术馆，坐落在群山之巅。入馆需穿过一条长隧道，直到出口，视野才会豁然开朗。这座80%的空间都隐匿于地下的美术馆，真正地实现了和自然融为了一体。就连外形线条，都和山脉的波形交叠在一起。
如果说，人间还有世外桃源，美秀美术馆算一座。
贝家是苏州望族。贝聿铭一直坚持他是苏州人，其实他在苏州居住的时间并不长。甚至他在中国生活的时间，与他漫长的生命历程相比，都显得那么短促——18岁时，贝聿铭从上海启程前往美国留学，从此再也没有回国长期居停。他人生中超过五分之四的时间，并不在中国。
不过，这并没有影响贝聿铭心底里的中国情结与文化认同，他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件作品，是富于中国古典审美情趣的苏州博物馆新馆，这也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叶落归根”。
1917年，贝聿铭出生那一年，他的家族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是他的祖父贝理泰（1866-1958）担任了新开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苏州分行行长，这是苏州第一家私营银行，贝理泰由此成为苏州商业银行业的开创者，也因此成为五百年来在苏州开枝散叶的世家大族“吴中贝家”向银行世家转型的奠基人。
第二，1917年，贝理泰的堂弟、中国近代颜料大王与地产大亨贝润生（1870-1941）用9900块银元从民政总长李钟钰手中买下狮子林，又花费80万银元，前后历时十年加以修缮——尽管日后贝聿铭对他这位叔祖的审美水平不敢恭维。园林修缮多年，名冠苏州城；解放后，捐献给了国家。这便是“苏州四大名园”之一狮子林的前身。
这两件事，仿佛中国名门望族近代转型的隐喻：一方面向西式现代金融工商实业转型，同时积累经济与社会资本；另一方面，从不曾放弃旧式士绅阶层的审美情趣与生活态度。
贝聿铭出生在广州，成长于香港，10岁时，前往上海求学。此后，常回苏州探亲，狮子林成了他常去玩的地方。“那时狮子林里人很少，和现在的模样也大不相同。”童年的记忆，深深地镌刻在灵魂深处，与血液交织。
终其一生，贝聿铭始终从家族的这种文化血脉中汲取营养，中国文化赋予他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以及扎根传统贵族特有的权威感，而美国文化使他能够从历史重荷解放自己，投入更广阔的现代潮流中。在他身上，同时存在着两个世界，他也同时被两个世界所需要。
不同于上海的高楼，粉墙黛瓦、小桥流水的苏州，构筑了贝聿铭心中原始的东方美。
当回国设计苏州博物馆新馆时，他感慨满怀，将它换作“小女儿”。为了“小女儿”，贝老不辞辛劳，事必躬亲。设计之初，他就把馆藏文物资料细细翻阅过了一遍。“希望为每一件展品的陈列量体裁衣，做出真正符合苏州及苏州博物馆的设计。”
这种精益求精，体现在每一处小细节上。比如，一开始，院子里竹子种得齐整，他又让工人们重新种一遍，形成了现在错落有致的效果。为了挑选一颗合适的松树，他不辞辛劳奔波三百多公里。为了寻求石头合适的切割手法，他六次亲赴济南。就连米芾的山水画，也被他搬到了现实中。“借以粉壁为纸，以石为绘也”，将巨石切片，烧制出阴影，再将石片按照颜色由深入浅、高低错落地排开，就还原了一幅千年前的山水画。贝聿铭本人认为自己这个作品从苏州古典园林，特别是当年自家的狮子林中得到很多灵感。他回忆起小时候玩捉迷藏的假山，对久经沧桑的太湖石情有独钟，对园林中曲折幽深的空间营造方式也大为钦佩，感觉其中的景致能勾起人无限的幻想。
贝聿铭在接受采访时说：“人类为自然添色，而自然也促发人类的创意，我的作品强烈体现了这一精神。我的建筑外形是精心挑选的，并与功能需求相呼应。建筑设计本身必须与不同的业主、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政府和不同的经济相呼应，从建筑最初设计开始，经过施工到最后竣工需要许多年的时间。这漫长的过程常使我想起石匠造石。”
90岁的贝老，还能产出这样的匠心之作，其敬业爱国之心，深之，切之。
六、收官之作
91岁那年，贝聿铭还设计了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为此，贝老在中东考察数月，研读穆罕默德理论。先后造访印度、叙利亚、突尼斯、埃及各大清真寺采风。这座举世闻名的伊斯兰博物馆，也当之无愧成为了贝老的封山之作。
2017年，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大奖颁给了贝聿铭。颁奖词说：“他用建筑的语言，巧妙地将中国文化引入了世界。”17岁赴美，在外游历几十载，祖国在他心里从未远去。求学时，贝聿铭和太太卢淑华曾在自家小花园里，种满了来自中国的四季豆。贝聿铭还亲手做了木质唱片架，上面存放的古典音乐，都是打算带回祖国的。离乡的人都知道，那种思念是切肤的，每时每刻浸润在日常里的。就连身边的朋友也察觉到了，“他们想念祖国，有些伤感”。
贝聿铭的母亲给他取名“聿铭”二字，寓意光明。
在贝聿铭逾百年的人生里，的确做到了一生向光明。汉考克大厦外墙脱落的危机、卢浮宫重建法国人的抵制，都不曾让他倒下。有人形容贝聿铭像竹子，再大的风雨，他也只是弯个腰而已。再起身时，脸上依旧挂着标志性的微笑，温和谦逊。坚韧如竹，沉默如竹。
鲜少感性的时刻是在2006年，“小女儿”苏州博物馆新馆揭幕，垂老的贝聿铭动情袒露：“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是最后的挑战。苏州的同乡们，我也是苏州人。我离开中国73年了，可是我的根在中国苏州。”如今大师长眠，这一生无愧于心，无愧于业。
诚如他所说：“我的作品遍布世界，一生都乐在其中。”
来源：《阅读》2020年第Z8期 李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