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黄乔生说：“现存鲁迅照片不足百张。这些照片，除鲁迅本人保存着以外，有的是从报刊上翻拍下来的，有的则是鲁迅逝世后向国内外人士征集来的。其中有一些，鲁迅本人生前可能并未看到。在这些照片中，鲁迅个人单独照约30张，其余为与他人合影。”‘认真回想起来，我对鲁迅的认识正是开始于照片，在读到黄乔生的文章之前，我确实也不清楚现存的鲁迅照片数量。但是，缘于去年参与的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我渐渐接触到了馆藏鲁迅的原始照片，这些珍贵的照片颇有深意，大部分是他参加社会、文化活动的真实写照。与此同时，我日常主要负责文物摄影工作，由此对鲁迅的照片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想法。在这些富有历史价值的照片中，有那么几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断发照”
在诸多鲁迅的单人照片中，有一张对他的形象奠定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现存最早的一张鲁迅照片，拍摄于1903年，也就是后人称为的“断发照”，它很真实地塑造了鲁迅留日期间的整体形象。从照片上看起来，鲁迅身穿学生制服，眉目清秀，意气风发，类似于我们现在去照相馆拍的标准照，想来鲁迅当年也是特意去日本的照相馆拍摄的吧。从鲁迅1927年回到上海定居之后所拍摄的照片来看，他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比较偏爱日本的照相馆和摄影师。他后期的照相，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在日本人经营的春阳照相馆所拍摄，日记上又记作“阳春照相馆”。其实鲁迅自己也很看重这张照片，他本人及后来很多人，总将这张照片与一首诗相提并论。诗的最后一句“我以我血荐轩辕”，也成了鲁迅精神的标志性描述之一。在鲁迅的一生中，他曾多次将这张“断发照”连同题诗赠送给友人。
让我们来看一看此时的鲁迅所处的时代背景。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人民生活异常痛苦的年代。自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闭关自守的局面被冲破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日益显露，不断进行疯狂的侵略。富有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则不甘忍受凌辱和压迫，英勇抗击八国联军，反对帝国主义侵略。1901年，斗争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时的革命党人以日本东京为活动中心，大力宣传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政治主张和革命思想，爱国的留日学生纷纷响应，出版报纸、杂志、书籍，进行革命宣传，号召人民决不做“清政府刀头之饿鬼”，要充当“革命之骁将”。而鲁迅正是在1902年怀着满腔爱国热忱来到日本。他一到日本，就积极投入到反清爱国的革命活动中。1903年，他在《浙江潮》上发表了《斯巴达之魂》歌颂斯巴达人以生命和鲜血抗击侵略者，借以抨击清朝统治者的丧权辱国，唤醒中国人民起来斗争，并毅然剪掉象征封建传统和民族压迫的辫子，并在照片背面题写了一首诗送与好友许寿裳，以表达自己为国捐躯、矢志不移的决心。在20多年后写就的《藤野先生》一文中，鲁迅就讽刺了东京那些成群结队到上野公园赏樱花的清国留学生“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然而从这张“断发照”中看鲁迅的面部表情，虽是为纪念剪辫而未戴帽子，却并未露出喜悦的表情，反而有些神情紧张，我想，大体是因为照相时略显拘谨的缘故吧。
逝世前的绝唱
1936年鲁迅与青年木刻家围坐交谈
这张传神的照片，是1936年鲁迅在上海参加全国第二届木刻流动展览会上，由著名摄影家沙飞所拍摄。上海鲁迅纪念馆还特意将此照片用蜡像的形式真实还原，陈列于展厅之中。照片中的鲁迅真实而自然，据说很多怀念鲁迅先生的人，都长时间观看。
沙飞于1912年出生，原名司徒传，祖籍广东开平。他在摄影界被誉为“中国革命摄影第一人”。20世纪30年代，沙飞在晋察冀根据地参加八路军，被聂荣臻将军任命为专职摄影记者。从此，沙飞的足迹遍及太行山区、滹[hū]沱河畔，他用相机真实记录了中国革命史，成为了中国摄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沙飞曾独自一人跑去上海美专读油画，经常看到鲁迅和木刻青年在一起聊天。展览举办于1936年10月2日，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九楼，10月8日那天鲁迅抱病到会场参观，并与木刻青年谈木刻创作问题，参加的有陈烟桥、黄新波、曹白、林夫、吴渤等。由于沙飞从小就热爱读鲁迅的书籍，便把鲁迅当作是他心目中最崇拜的偶像，曾幻想有一天能像鲁迅那样当个文学家，向社会“呐喊”，唤醒愚昧的劳苦大众。于是，激动的沙飞怀着对鲁迅的尊敬和崇拜，举起镜头，对准了“偶像”的一举手一投足。谁也不曾想到，这竟然是鲁迅生前的最后留影。数日后，鲁迅在访友归途中受了风寒，大病突发，于19日病逝于上海山阴路上的大陆新村，也就是现在的鲁迅故居。可以说，这张照片在当时的上海引发了不小的轰动，生动地记录了中国革命旗手鲁迅对青年木刻家的关怀和友谊。虽然距离逝世仅有11天，瘦弱的鲁迅却看上去精神状态良好，成为他一生中最精彩的照片。
那版画与鲁迅先生又有什么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呢？新兴版画史作为我国现代美术史上的光辉篇章，正是由鲁迅先生在上海揭开的。1934年，鲁迅在《木刻纪程》的小引里写道：“中国木刻图画，从唐到明，曾经有过很体面的历史。但现在的新的木刻，却和这历史不相干。新的木刻，是受了欧洲的创作木刻的影响的。创作木刻的介绍，始于‘朝花社’，那出版的《艺苑朝华》五本虽然选择印造，并不精工，且为艺术名家所不齿，却颇引起了青年学徒的注意。到1931年夏，在上海遂有了中国最初的木刻讲习会。”这就是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诞生的历史。
从照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鲁迅先生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还是中国新兴版画的倡导者。他在培养新青年上鞠躬尽瘁，呕心沥血，一生都寄希望于青年。在长期的斗争中，他认识到中国青年的特点及其革命性，热情赞扬青年“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鲁迅先生一生“立人”的思想也由此展现。
全家福
海婴出生100天时的全家福
说到鲁迅和家人的合影，最多的便是他在上海时三口之家的全家福。上文提到，鲁迅1927年到上海后，因居住在北四川路附近，因此在春阳照相馆共留下了8帧珍贵照片。其中的第一帧，就是这张在儿子海婴出生100天时所拍摄的照片。1930年1月4日，“海婴生一百日，午后同广平掣之往阳春馆照相”。从这张照片中，我感受到了甜蜜温馨的家庭氛围，许广平手中怀抱着小海婴，鲁迅微微低头，目视海婴，眼神温柔，十分亲切，慈父之心溢于言表。
事实上，之后每逢海婴生日那天，鲁迅都会携家人前往照相馆拍照，作为对重要日子的郑重纪念。从照片中我们不难看出鲁迅对儿子的疼爱。的确，鲁迅先生爱子也是为众人所知的，也因此当时有很多人在文章中抨击鲁迅，但鲁迅却不以为然，写了一篇《答客诮》给挡了回去，“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wū tú]”，直译过来就是“无情未必就是真的英雄好汉，爱惜自己的孩子怎么就不是大丈夫了呢！你们是否知道哪怕是在山林里的老虎，离家时还要回头看一下自己家中的小老虎呢！”在这里‘兴风狂啸者”和“於菟”都是指老虎的意思。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鲁迅儿子周海婴名字的由来了，在大部分中国人眼里，对于给孩子起名还是十分看重的，诸如命里缺水名字里要带水，命里缺火就要补火，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那鲁迅先生为什么要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周海婴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周海婴出生在上海，是一个“出生在上海的婴儿”，故取名为“海婴”。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名字嘛，只是一个代号，若孩子将来不喜欢，还能再改嘛！”这便是周海婴名字的由来。他对海婴的教育完全按照他于1919年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想来实行，尽量创造机会让海婴自由地成长，希望海婴成为一个“敢说、敢笑、敢骂、敢打”的人。
透过照片，这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也许并不被历史学家所重视，但却是鲁迅最为真实的一面，也是他最可敬可爱的一面。他对家人的关爱，对孩子的疼惜，这些细节都让人为之动容。褪下忧国忧民的重担，原来鲁迅也是一个普通平凡的人。
毛衣照
1933年5月1日摄于上海春阳馆
在鲁迅为数不多的标准照中，生活照可以说少之又少，而这张“毛衣照”则更是少数中的少数。
在绝大多数人中，鲁迅是高高在上的文坛巨匠，是严肃有余而和蔼不足的教育大家，是“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民族英雄，而大多数人都忽略了真实的一点，在褪去这些闪耀的名头之后，鲁迅也只是一个平凡普通的人。这张“毛衣照”恰恰提醒了大众，揭示了鲁迅先生作为普通人的一面。
照片中，先生左手叉腰，右手夹烟，自然下坠，面带微笑，引用与晚年的鲁迅有些接触的巴金先生说过的话：“瘦小的身材，浓黑的胡须和眉毛……可是比我在照片上看到的面貌更和善，更慈祥。”我想，这便是生活中的鲁迅吧。
其实鲁迅自己也将他的一生概括为“太平凡”。在《鲁迅自传》的自序中，鲁迅简要叙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短短八百余字，可以用以下这些词来概括：家道中落、父染重病、离家求学、留学日本、立志学医、弃医从文，其娓娓叙来，不见当初经历时的喜怒哀乐，所述的就是那个时代平常百姓都会遇到的那些事儿。
鲁迅在自序中这样写道：“我是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给我作传的，因为一生太平凡，倘使这样的也可以做的，那么中国一下子可以有四万万部传记，真将挤破图书馆。我有许多小小的想头和言语，时时随风而逝，固然似乎可惜，但其实，亦不过小事情而已。”从这样的角度去解读，鲁迅先生在生活中也着实平凡可爱。
遗照
在上海鲁迅故居一楼客厅内，悬挂着一张鲁迅遗照。在他逝世后，这张照片被多家报纸刊登讣告时使用。虽然为世人所熟知，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张照片拍摄的最初动机并不是拿来做遗像用的。美国知名作家兼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编译的《活的中国》一书中，需要一张鲁迅的照片作为插页，向鲁迅求援。1933年5月26日，鲁迅在姚克的陪同下到南京路上的雪怀照相馆拍摄了这张照片。照片印出后，鲁迅非常满意，他自己也评价这张照片是他一生中拍的最为满意的照片。的确，这张人像艺术照中的鲁迅神情端定，透出慈祥，让人觉得含蓄而温情。
《活的中国》是一部中国短篇小说翻译著作，由埃德加·斯诺先生亲自编写，书中收入了15位作家的24篇文章，光是鲁迅一人便有7篇文章被载入书中。其实当年斯诺原本只是想写一本鲁迅先生的小说集，但1933年11月5日，鲁迅在信中提议道“现代新出的作家中，也很有可以注意的作品，倘若有工夫，我以为选择一本，每人一篇，介绍出去，倒也很有意义的”，于是斯诺便接受了鲁迅的建议，才有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活的中国》。
通过对照片拍摄的历史背景的了解，我从中获取了很多重要信息。首先，鲁迅当时在中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的地位——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创者、奠基人，同时又是一座高峰。一方面，鲁迅的文学价值是由他的创作动因决定的。他不仅仅是为了文学而创作，他的文学创作是为了改造国民的劣根性，是为了重塑和振兴民族精神，他将文学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根本途径，他是真正的为人生而进行艺术创作。另一方面，鲁迅决不只是一个作家，从根本上更是一个思想家，这就决定了他作品的思想深度与众不同。其次，鲁迅与世界的关系——像任何一个伟大作家一样，鲁迅不仅仅属于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而是属于全世界、全人类。他站在中外古今文化交汇的十字路口，主张拿来主义，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再有，我也了解到埃德加·斯诺的相关信息，斯诺热爱中国。他努力学习中文，去北平之前，他就接受鲁迅的建议，编选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想通过小说来向西方揭示中国的现实。
自摄影技术发明以来，许多珍贵的历史瞬间都被保留下来。作为人类文明史上一项重要的发明，从世界上第一台照相机的发明，到摄影技术的第二次革新一干板摄影普及的曙光，到胶卷的发明，到现在的数码摄影的普及，都记录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其中蕴含的丰富信息，成为后人研究学习历史的重要依据。可以说，摄影技术的出现正是为记录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手段。对于富有鲜活历史价值的照片，我们可以从中剖析每张照片背后的故事，通过照片拍摄的时间、地点、对象等分析出很多重要的历史信息。
而鲁迅的照片不但记录了他个人的风貌，透露出他的个性，也记录了他的人生轨迹和人际交往。我们可以透过这一张张看似微不足道的照片，来窥探和分析他的真实性情和心理状态，由此走近一个更加真实、全面和深刻的鲁迅。
（原标题：透过照片读鲁迅）
来源：《上海鲁迅研究》2016年第01期 朱圣斌
图片来源：《北京纪事》2020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