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皇帝的18年，被低估的明朝高光时刻

明朝中期，朝政紊乱，佞臣当道，大明帝国已渐呈颓势。弘治帝朱佑樘即位后整饬朝纲、力除积秽，其在位18年内，百姓安居、边防稳固、经济繁荣、文风昌盛——弘治，或许是一个被历史所遗忘的时代，却又最符合我们对于治世的所有评判标准。

朱佑樘画像

明朝中期，政局黑暗，弊政渐生。面对日益衰败的王朝，弘治帝朱佑樘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登基后，便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政治改革，在他治理下的大明，出现了18年短暂而辉煌的“治世”，史称“弘治中兴”。

对于弘治帝，明臣朱国桢曾评价道：“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朱佑樘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路大开”，成化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改观；更定律制，兴修水利，惠利民生，数次减免受灾地区的税粮科差，“制下举朝欢悦”；整顿禁卫、巩固边防，为国内发展提供了较为和平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他宽厚仁慈的政治品行，也使弘治时期形成了君子众多、君臣融洽的新生气象，出现了“文治蔚兴”的大好局面，后世津津乐道的“吴中四才子”也在这时大放异彩……

斥奸佞相，任用贤能弘治帝涤荡前朝积秽

弘治帝朱佑樘的童年非常坎坷不幸。生母纪氏怀孕时，宠冠后宫的万贵妃得知消息，命一宫女为其堕胎。宫人不忍下手，谎称纪氏是肚内长了瘤子，万贵妃仍不放心，便下令将其贬居冷宫。纪氏在冷宫中偷偷生下朱祐樘，万贵妃得知后又派门监张敏去溺死新皇子，但张敏却冒着性命危险，帮助纪氏将婴儿秘密藏起来，每日用米粉哺养。直到朱祐樘6岁，其父成化帝朱见深恰值中年，偶然为子嗣忧心时，才第一次见到自已那胎发尚未剪去、拖至地面的瘦弱儿子。第二年，朱祐樘被册立为太子，接着纪氏在宫中暴亡，门监张敏也吞金自杀。可以说，童年时期的朱佑樘看尽了前朝的政治黑暗及宫廷的复杂局势，因此，他继位后就即刻着手改革成化朝的弊政。

即位之初，弘治帝面对的是一大堆“烂摊子”：当时无论皇室、贵戚还是宦官都想尽办法侵占土地，再辟成宜于耕种的庄田，转手出租给佃户，从而导致大量土地被兼并，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百姓背负沉重的徭役赋税，大量农民离家出走，农民起义屡屡爆发；朝廷为了镇压这些声势浩大的起义，财政支出日益增加，国库储蓄逐渐减少；内忧同时，尤有外患，北部鞑靼屡犯边境，去而复来，迄无宁岁。

面对如此局面，朱佑樘登基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整饬朝纲，对阿谀逢迎、朋比为奸的官吏，或杀、或贬、或逐出京师：前朝作威作福的大太监梁芳，在朱佑樘即位后的第六天，便被谪居南京；也是在这一天，曾大权在握的奸佞李孜省被谪罚戍边。至于“纸糊三阁老”之一的万安，朱佑樘当太子时已“稔闻其恶”，即位后又在宫中发现一箧奏疏，内容都是讲房中术的，末尾署名都是“臣安进”。紧接着，朱佑樘便派人拿着这些奏疏到内阁找万安，指责道：“是大臣所为乎？”万安羞愧万分、辩无可辩，弘治帝遂下令罢免其官职。在种种秋风扫落叶般的整饬措施后，弘治帝还诏令朝中不可崇信佛道，“先朝妖佞之臣，放斥殆尽”，一改前朝因崇信佛道而荒废朝政的混乱局面，整个朝廷焕然一新。

与罢斥奸佞相并而行的是任用贤能，《明史纪事本末》称这一时期：“置亮弼之辅，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绝劈倖之门。”此外，朱佑樘还完善了明朝的官吏考察制度：为熟悉官员的情况，他曾命吏部和兵部把两京文武大臣、地方上知府，以及守备以上官员的姓名贴在文华殿上，以便随时查看、了解情况。这一系列“任贤臣、严考察”的行政方针，使弘治年间“众正盈朝，职业修理，号为极盛”，出现了王恕、马文升、刘大夏、李东阳等名臣。

兴修水利，节俭惠民能人志士各显其才

大明中期，最严峻的社会问题是黄河水患。明代漕运自永乐年间疏通后，一直是明朝南粮北运的依靠，黄河水患无疑阻断了南北运输的生命线。对此，朱佑樘下令百官推荐治水人选，吏部尚书王恕等人便推荐了浙江左布政使刘大夏，弘治帝随即命他为右副都御史，前往治理黄河。

刘大夏到任之后，根据实际情况并结合水利专家的建议，在黄陵冈（今河南兰考县一带）疏通淮水支流贾鲁河，又疏通孙家渡（今河南郑州一带）和四府营（今河南开封祥符区）上游，以分水势；再从胙城经东明、长垣到徐州修筑起长堤，共180千米长。经这次治理后，黄河不再沿东北方向流入渤海，而是向东南，经徐州，由洪泽湖北汇入淮河，再经淮河河道入黄海，有效解决了南粮北调的运输问题，缓解了黄河两岸的水患。同时，由于在筑堤过程中，先后动用的民工多达60万人，起到了“以工代赈”的作用，解决了流民、灾民的救济问题。

除了治理漕运和水患，朱佑樘听从群臣谏言，减免赋税，采取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尤其表现在减免灾区的赋税征收上：弘治二年（1489年）二月十日，“免河南被灾秋粮”；同月十二日，户部请免南畿、湖广税粮，朱佑樘全部批准；弘治四年（1491年），“以水灾，停苏州、浙江今年织造”；弘治六年（1493年），“山东饥甚，巡抚王霁先后请发帑金五十余万，米二百余万石，选廉能吏计口给之，凡活饥民二百六十余万”。朱佑樘本人也力求节俭，减少皇宫的开支，仅太监、宫女等人员，比成化时期减少了一大半，宫廷开支最俭约的时候，仅前朝的六成。

瓷器为明弘治白釉青花加绿彩云龙纹盘。因弘治帝“恭俭有制”，这一时期的官窑留存较少，民窑产出较多，瓷器外观素雅简朴，多承前朝样式，故有“成、弘不分”之说

虽然弘治年间自然灾害频发，但在朱佑樘及群臣的努力之下，大明依然呈现繁荣态势。这一时期的税收呈上升趋势，与赋税相辅的是人户的增加，人口数由弘治元年（1488年）的五千万余，增至弘治十七年（1504年）的六千万余，足以说明民生之安定。

内忧得以解决，但外患仍然烦恼着朱佑樘。在他即位之初，时任兵部尚书的余子俊便上“建言七事”，率先提出应重视武备边防事宜，在北边建立三路防御体系；马文升继任兵部尚书后，又将相关制度及措施加以完善。在弘治君臣共同努力下，边备空虚的状态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据明史书《明孝宗实录》记载，弘治时期蒙古人犯边多达199次，但未造成较大损失。这时的大明不仅没有重演正统年间的“土木堡”惨败，反而屡退鞑靼小王子和鞑靼部长火筛的入侵。此外，明军先后三次收复哈密，其中第三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武力收复：弘治十年（1497年），马文升前往平抚，汇同河西诸卫及诸部落数千人，逼退哈密国大将牙兰；同年十一月，朱佑樘起用左都御史王越，总制甘、凉等处边务，经略哈密。自此，西域开始忌惮大明。

爱诗成风，文治蔚兴才子辈出，百花齐放

安定的社会环境，必然会催生出璀璨的文化硕果。弘治进士康海云：“我明文章之盛，莫极于弘治时。”同时代的文学家顾璘也云：“弘治丙辰间，朝廷上下无事，文治蔚兴。”《明史》也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这一时期文风大炽，上至帝王大臣，下至民间士人，都纷纷加入到古文辞创作队伍之中，文学社团众多，操觚染翰、赠答酬唱成为时尚。

弘治帝一生勤俭节制、清心寡欲，竟也不顾谏官多次劝阻，难舍文艺之好，《明史·艺文志》中便记载他写过五卷《诗集》，可惜已失传。除了在诗歌方面的兴趣，弘治皇帝对于绘画、弹琴也很喜爱，他擅长绘画，宫中也有许多画师。有一次，他赐给画师吴伟几匹彩缎，但害怕大臣们知道后没完地议论，便对吴伟说：赶紧拿去，别让那些酸腐的书生们知道。弘治帝的文艺之好带动了朝臣们的诗文倡和风气，馆阁大臣们经常举办不同内容和形式的宴饮酬唱活动，切磋诗艺、以文会友。

弘治时期，政治昌明，才子辈出，诗歌、书法、绘画等文艺领域优秀作品层出不穷。图为唐寅《事茗图》局部

诗文领域，有丘濬、程敏政、李东阳等作家为代表的“台阁体”；也有以唐伯虎、祝允明、文徵明、徐祯卿为代表的“江南四大才子”，“言情重性，灵动自然”的吴中诗文。绘画领域，有于画中寓规谏意的宫廷画师吕纪，也有“吴门四家”中钟爱着笔山水的沈周、唐伯虎、文徵明。此外，时文、戏曲、传奇、小说，各类文艺作品竞相争艳，名家、名作层出不穷……

弘治年间，百姓安居、边防稳固、经济繁荣、文风昌盛，这或许是一个被历史所遗忘的时代，但却是属于明朝的高光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