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都劝他受贿，他却专门写了奏折与其辩论
【人物简介】
陆贽（音同至），唐代政治家、文学家。出生于754年，卒于805年。字敬舆，吴郡嘉兴(今浙江嘉兴)人。39岁时出任宰相，执政期间，为朝廷出了许多善策。但仅仅两年，就因为与权臣裴延龄有矛盾，被贬重庆，其后10年谪居。唐顺宗即位后，下诏召还陆贽，诏书未到，陆贽已去世。
在唐代的政治家中，司马光最为推崇的人，非陆贽莫属。一部《资治通鉴》，他引用陆贽的奏疏多达39篇，长的数千言，几乎囊括了《陆宣公奏议》的大部分内容。苏东坡也曾称赞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是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令人景仰的一代名相。
乱世里的“救时内相”
陆贽所在的陆氏家族，在江南很有名望，可惜他出生时，家道已经衰落。父亲陆侃曾当过溧阳（今江苏溧阳）县令，英年早逝，陆贽是在母亲含辛茹苦的抚育下成长起来的。
大历六年（771年），年仅18岁的陆贽即高中进士。关于唐代科举，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明经和进士是唐代科举规模最大的两科。明经主要考儒家典籍，靠的是背诵，所以年少学子容易考中，30岁考上都算老的了；进士主要考诗赋策论，靠的是见解，需要积累，所以50岁考中都算年轻。陆贽年纪轻轻成了进士，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中第后，陆贽曾任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尉和渭南县主簿。这种基层工作，很难有突出的政绩，诗人卢纶曾写过一首《驿中望山戏赠渭南陆贽主簿》，描述了他的生活状态：“官微多惧事多同，拙性偏无主驿功。山在门前登不得，鬓毛衰尽路尘中。”然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陆贽不久就让人刮目相看。
大历十四年（779年），唐德宗继位，第二年，他派出特使巡视天下。陆贽大胆地向前来渭南的特使提出了自己的治国理政建议，即用“五术”察看风俗民情，“八计”考察地方官政绩，“三科”选拔才智出众的人才，“四赋”管理财政，“六德”安定疲困的人，“五要”精减官员。他的这些见解不仅深刻、全面，而且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放在今天依然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
唐德宗在当太子时，就已经知道陆贽的名声，这次听到了特使的汇报，心中更加敬佩陆贽，于是把他召入朝廷，任命为翰林学士、监察御史。
此时的唐德宗急需人才，因为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安史之乱”后，大唐王朝陷入了藩镇割据的泥潭中，“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在王朝内盘根错节，势力强大的，能占据十多个州；势力弱小的，也要兼并三四个州。它们各自为政，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如此形势，怎能不生乱？
建中二年（781年），几个节度使勾结在一起，发动了“四镇之乱”，公然与朝廷叫板。突然纷起的战火，让唐德宗有些手忙脚乱，他下诏询问应敌策略。陆贽对唐德宗抽调禁卫军，甚至撤掉西京防秋兵（防止吐蕃秋季入侵抢粮的军队）的做法十分担心，建议说：“立国的权谋，在于明察轻重缓急，根大而枝小，所以能稳固。如果京都地区防守空虚，万一有人偷袭，靠什么来防备呢？”
可惜唐德宗没能听取陆贽的意见，以致战乱愈演愈烈。
被抽调平叛的军队因为待遇问题发动兵变，攻进首都长安。叛军拥立范阳节度使朱滔之兄、泾原军元帅朱泚（音同此）为帝，改朝大秦，年号应天。唐德宗仓皇出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被叛军包围一月有余，几乎失陷。命悬一线之时，唐德宗想起陆贽的话，懊悔不已。从此，他把陆贽召在身边，一切事情都要和他商量。而陆贽更是显现出了惊人的能力，机要事务的汇总、远近军队的调度征发、皇帝下达的命令、臣子奏章的批复，处理得游刃有余。他提起笔来不假思索，挥手而就，每天写数百道诏书，每道诏书都条分理析，一目了然。
唐德宗因此对陆贽更加倚重，虽然朝廷当时有宰相主持朝政，但陆贽常在皇宫中参与谋划决策，因此被称为“内相”。
有一次，唐德宗从奉天出奔梁州（今陕西汉中），道路险恶难行，君臣多有失散。过了一夜，还没见到陆贽到来，唐德宗担心不已，坐在那里愁苦地流下了眼泪。他下诏张贴寻人告示，宣布能够找到陆贽的人，赏赐1000两黄金。后来陆贽终于追上队伍，唐德宗非常高兴，太子以下的人都来祝贺。
建中四年（783年）年底，奉天之围解除以后，为了扫除晦气，唐德宗决定改换年号，将“建中”改为“兴元”，同时大赦天下。中书省起草了赦文，唐德宗看后又派人送给了陆贽，想听听他的意见。陆贽劝他说：“值此纷乱之际，倘若皇上能仿效周成王责己、汉武帝自悔的举动，就能除掉这些藩镇。振奋国势，当近在目前。”说白了，就是想让皇帝把大赦天下的诏书写成一份深刻的检讨书。唐德宗答应了，于是，陆贽亲自操刀，历史上最有名的“罪己诏”之一《奉天改元大赦制》诞生了。
这篇赦书全文2000余字，以唐德宗的口气，坦承自己从小生长在深宫之中，不知道百姓生计之艰难，也不明白兵士征戍之劳苦……“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国家变乱，都是皇帝自己引起的，“罪实在予，永言愧悼”。为此，宣布改元大赦，对所有参与叛乱的人一律赦免，所有过错既往不咎。诏书热烈真挚，深沉感人，颁布后“人心大悦”，前线将士非常感动，有的听到后竟痛哭流涕，“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激发”。领导叛军的四镇节度使中，有3个见到赦令后，都主动除去王号，上表谢罪。反叛势力因此气焰大减，为此后恢复国家的安定，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陆贽的策划和主持下，朝廷逐渐走出危局，摇摇欲坠的唐王朝转危为安，陆贽也因无可替代的作用而被后人称为“救时内相”。
对不起，我不敢接受您的命令
陆贽虽然深得唐德宗的赏识，但在很长时间却不能从“内相”转正，原因是他不会顺情说好话，讨皇帝欢心。甚至很多时候，他会拒绝唐德宗的要求，弄得皇帝很不高兴。
唐德宗在外逃亡时心里相当郁闷，有善于察言观色的术士建议说，“宜有变更，以应时数”，给出的主意就是在皇帝的尊号上多加几个字。早在唐德宗即位不久，就有大臣给他上了“圣神文武皇帝”的尊号，但与他的太爷爷唐玄宗的尊号“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比起来，字数和程度上的差距都还相当明显。术士现在说需要加尊号，唐德宗很高兴，可陆贽却兜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陆贽的态度很明确——不该加。理由有两个，第一，“尊号之兴，本非古制。”尊号这个东西，不是历史上的定制，“皇帝”其实已是最崇高的称号，无以复加。三皇五帝包括古代的那些明君，或者只称“皇”，或者只称“帝”，加尊号这件事，不过是从本朝才兴起的，国运兴也好，衰也好，跟尊号没关系。
第二，“以臣庸蔽，未见其宜。”尊号在和平时期加，尚且让人觉得招摇，现在天下治理成这个样子，怎么还好意思夸耀自己，给自己说好话、加美名？加上尊号，无补于美好的声誉；减掉尊号，也不会损伤美好的品德。相反，减掉尊号，还能显示出谦逊的美德。所以，尊号不仅不应该加，还应该罢黜原有的尊号。
因为陆贽的坚决反对，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
作为唐德宗手下第一笔杆子，经陆贽起草的诏书不计其数，然而他也并非什么诏书都肯动笔，有的事他就回复说：“臣未敢承旨”，对不起，我不敢接受您的命令。
兴元元年（784年）6月，大将李晟收复长安，称帝的朱泚被部将所杀，捷报传来，唐德宗高兴得无以言表。出人意料的是，此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陆贽马上起草一份诏书，让禁卫军将军派人寻找战乱中失散的内人，“送赴行在者”，给他送到行宫去。所谓内人，就是皇宫中的宫女。长安刚刚收复，有多少重要的事情等着去做，唐德宗首先想到的竟然是享受。陆贽哭笑不得，拒绝起草这样的诏书，劝他说：“大难才平定，被各种徭役累得疲病交加的百姓、受重伤和残废了的士兵，都带着病，忍受着死亡的威胁，想听到皇上降恩的诏书。当前要做的事，我认为应该恢复荒废了的事业，怎么能首先去寻找那些宫女呢？”唐德宗自知理亏，不再强求。
在唐德宗逃难的途中，有人给他献瓜果，他十分感动，命令陆贽封他们为官，以嘉奖他们的好心。陆贽反对说：“官爵是国家的名位，不可轻易封给人。”唐德宗解释说：“不过是给个虚名罢了，况且已经与宰相商量决定了，你不要不满意。”陆贽依然不肯动笔，说：“奖赏讲信用，惩罚坚决执行，是成就帝王事业的条件。随意封爵，滥用刑罚，是国家混乱衰弱的开端。现在献一筐瓜、一篮果，就授官位，那些为国家舍生忘死的人就会说：‘我们的生命竟同瓜果一样。’瓜果是草木，把人的生命看得与草木一样，怎能嘉勉人呢？”唐德宗无话可说，只能暗自生闷气。
陆贽辅佐朝政，从不顾惜自身，时常与唐德宗争论事情的对错，恳切地矫正皇帝的过失，有时明知道事有不可，也据理力争。他虽然忠心耿耿，但时常让皇帝难堪，有人劝他说话不要显露锋芒，他回答说：“只要我上不辜负天子，下不辜负平生的学问，别的事情就没有值得顾惜的了。”
上梁不正，还想让下梁不歪
39岁时，陆贽终于官拜宰相。他一直是唐德宗身边的重量级人物，所以被人争相巴结取悦，然而他清正廉洁，如莲花般出淤泥而不染，分外之财，分毫不取。
早年间，陆贽为官之清廉就名声在外。在华州任郑县尉时，有一次回家省亲路过寿州（今安徽淮南、六安一带），他礼节性地拜见当地的刺史张镒（音同易）。张镒声名远播，并没有将这位年轻的后辈看在眼里，可是一番交谈之后，他深为陆贽的学识所吸引。等到陆贽告辞时，两个人已经成为忘年交。张镒知道陆母韦氏在家贫苦度日，就从其薪俸中拿出百万铜钱，说愿以此为陆家太夫人的生活费用。面对如此厚赠，陆贽坚辞不受，张镒再三坚持，陆贽才拱手道：“承您的情了！”然而他只是取了一串新茶，便飘然而去。
贞元三年（787年），陆贽的母亲因病去世，他按照规定回乡守孝。在返乡途中，陆贽将母亲的灵柩停于东都洛阳的嵩山丰乐寺。当时陆贽已是唐德宗跟前的红人，对于地方官员、豪绅富商们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结交机会，于是纷纷带着奠礼登门拜祭。陆贽毫不领情，回绝说“：家母过世，是我的私事，诸位与我非亲非故，仅是宦途之交，你们厚馈的奠礼我是绝对不能收的，请诸位拿回去吧！”这些人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去。
因为平时没什么积蓄，丁忧期间，陆贽的生活常常捉襟见肘，最后靠朋友韦皋的资助才渡过治丧、营葬等几道经济难关。
陆贽的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官场十分另类，因而有不少官员埋怨他行为怪诞，不近人情。唐德宗听见了这样的议论，心中也有了一些想法。
有一次，在一个私密场合，唐德宗亲自开导陆贽说：“你清廉和谨慎得太过分了。各地官员到长安来，给你送一些礼物，那是人之常情。你全都拒之门外，一点都不接受，是很不近人情的。其实，如果送你一根马鞭、一双皮靴之类的小礼物，你就收下好了，也是无伤大雅的。”
以常人的思维，皇帝都开了金口，那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即使你想爱惜自己的羽毛，不肯同流合污，那装作没听到这番话也行。但陆贽就是陆贽，第二天，唐德宗的案头上就多了一道奏折，跟皇帝辩论起来：“官员接受贿赂，哪怕只有一尺布，也算犯罪，必须惩处，更何况是身为百官之长的宰相，岂可开此方便之门？受贿之门一旦打开，欲望一定膨胀，一开始是马鞭和靴子，接下来就是黄金和美玉。眼前有种种诱惑，内心又岂能不乱？”在陆贽眼中，接受马鞭、靴子之类的馈赠，绝对不是“受亦无妨”的小事，因为“伤风害礼，莫甚于私；暴物残人，莫大于赂”，上梁不正，还想让下梁不歪，可能吗？
不知道唐德宗看到这番义正辞严的话，内心会是怎样一种滋味，干笑、苦笑，或是无可奈何的笑。这样不给皇帝面子的人，其下场又会怎样？
没等到委任诏书
唐德宗其实是个十分昏庸的皇帝，历史上两个著名的奸臣卢杞和裴延龄都出自他的身边。陆贽和这样的君王硬碰硬，可想而知没什么好结果。
贞元八年（792年）7月，唐德宗想任命裴延龄为权判度支（相当于财政部长），陆贽写了一道《论宣令除裴延龄度支使状》的奏疏，指出裴延龄是个“妄诞小人”，可唐德宗充耳不闻。
等陆贽当上宰相时，善于阿谀逢迎的裴延龄已成为唐德宗身边最为宠信的人。贞元十年（794年）秋，裴延龄向唐德宗奏称：“臣最近清仓核查，居然在尘堆中找出13万两银子，另外还有绸缎、布匹等大量杂货，价值达100万两有余。这些钱物本来已经遗失了，现在找出来，当然属于富余物资，应悉数拨入宫中内库，专供陛下使用。”国库的垃圾堆里居然能找到这么多银子，你信吗？其实这只不过是裴延龄的障眼法，把钱从国家的库房搬到皇帝的私人小金库里罢了，因为他知道，唐德宗爱财如命。
面对这公然的阿谀欺诈，满朝文武敢怒不敢言，在死一般的沉寂中，陆贽拍案而起。他毅然上了一道《论裴延龄奸蠹书》，历数裴延龄的七大罪状，痛斥其为奸诈小人，同时还把矛头直指唐德宗。他说：“陛下为了保护裴延龄，对他的罪状连问都不问，他把东边的东西挪到西边，就当成自己的政绩。愚弄朝廷，如同儿戏！”
裴延龄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天天在唐德宗面前罗织罪名，说陆贽的不是。对唐德宗来说，陆贽无异于一面让人纤毫毕现的镜子，在这面镜子前，他照见的都是自己的缺点和丑陋，所以在与裴延龄的这场PK中，陆贽显然不占优势。最终，唐德宗罢免了陆贽的宰相职务，把他贬为太子宾客。裴延龄还是不肯善罢甘休，后来又趁关中大旱，污蔑陆贽散布不满情绪，动摇民心。唐德宗勃然大怒，想杀掉陆贽，幸亏其他大臣冒死相救，才被免除一死。
贞元十一年（795年），42岁的陆贽被贬为忠州（今重庆忠县）别驾，在这里，他一待就是10年。为了避免遭受诽谤，他闭门读书，也搁下了手中的笔，不再著书立说。
即便如此，当陆贽看到偏远地区的人民饱受瘴气和恶性疟疾等传染病的困扰时，依然揪心不已。他亲自搜集整理了《古今集验方》50卷，传授给了他们。
永贞元年（805年）正月，唐顺宗李诵登基后，下诏令陆贽回京，打算对他委以重任，可惜陆贽还没有亲眼看到皇上的诏书，就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因为陆贽，唐朝是幸运的，正如《新唐书》所说：“唐德宗不亡国，岂不是幸运吗？”遇到唐德宗，虽然是陆贽的不幸，不过这也正好给了他施展才能的舞台，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记住了他的睿智、正直和铮铮铁骨。从这个角度说，陆贽其实也是幸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