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
十三岁时，张爱玲画了一幅漫画，投到上海的英文报纸《大美晚报》上，收到生平第一笔稿费，也就五块钱吧，她母亲让她留着作纪念，或者去买本书。 张爱玲不听，二话不说，直接跑到商场买了一支小号丹琪唇膏。 她说：钱是用来花的。
张爱玲爱钱，并主张“钱尽其用”。 鲁迅是把钱放在鞋子里面，寓意在于，以前受了钱的压迫，现在他要压迫钱；张爱玲没有那么极端，她努力挣钱，也爱花钱，但对于太受金钱控制的人，她却有点看不起。 二十出头时，张爱玲发表名震文坛的代表作《金锁记》，女主人公曹七巧为了钱嫁人，又为了钱使人生扭曲，最终用黄金的枷角劈杀了几条性命，自自然然地遭到批判。
钱，说文雅点叫经济问题，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时而隐没在背景里，时而又被推到前台，她所着力讽刺的男男女女，无不被钱把控着。
有情，钱可以不计较；情断，钱要一点点清算
张爱玲看不起那些为了金钱和利益恋爱的人，她本人谈起情来，也往往“不问值不值得”，可有趣的是，在钱与情的关系上，张爱玲往往遵循齐头并进的原则。有情，钱可以不计较；情断，钱要一点点清算。张爱玲的骨子里是一个理财家，她的客气与克制中，都包含着利益的算计，体现在人际关系上，她同样把控精准。从小到大，张爱玲经历了生活环境的巨变，这使得她在独立这件事上格外在意用心。
鲁迅写《伤逝》，对娜拉的未来表示担忧，认为娜拉出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张爱玲作为“五四”之后出生、成长起来的一代，又生活在上海，对这方面看得格外透，一些人为了钱而结婚，一些人为了钱让子女结婚等，都理所当然地被张爱玲批判。 如《花凋》的主人公川嫦的悲剧，多少有她父母算计金钱的缘故，她母亲有私房钱，却不轻易拿出，最终川嫦的姻缘破灭，川嫦也带着对青春的无限留恋死去；《留情》 里的敦凤为了经济上的保障嫁了个老头；《琉璃瓦》里的父母存心想在女儿婚姻大事上做文章，捞点好处，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
年轻时的张爱玲
张爱玲当时生活在资本主义至上的上海，资本，说白了就是钱，它已经成为当时人与人关系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而张爱玲则本能地不以为然，但自我依旧享受着钱带来的乐趣。 她明白钱不是唯一，但她又亲近钱，认同钱，因为钱可以给她带来物质生活的满足，让她感到安全。 她自己也一再解释：“我们这一代人对于物质生活， 生命本身，能够多一些明了和爱悦，也是应当的。 ” “我们这个时代本来不是罗曼蒂克的……所以我们都非常明显地有着世俗的进取心，对于金钱，比一般文人要爽直得多。 ”
张爱玲说：“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都是严格的考验。 ”能够不计较琐碎的金钱索取，这样的爱，不能不说是博大。 这话是针对她和母亲的关系说的，尽管张爱玲也曾讲，“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小苦虽然经验到一些，和人家真吃过苦的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这多少有些说俏皮话的意思。
金钱问题曾切切实实地给过张爱玲不少苦恼。 她离开父亲的家，和母亲一起住，为了避免向母亲要钱，她宁愿每天走路上学。 “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 为她的脾气磨难着， 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 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毁了我的爱。” 她写道。 她要存学费， 她母亲黄逸梵又让她在打扮和补习费用上二选一。 要上学和要嫁人，是两条路，她只能负担得起一种。
生在大富之家的末尾， 张爱玲虽然不知挨饿受冻是啥滋味，但在钱上，她似乎没有真正充裕过，财务自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只是一种梦想，更何况在乱世。 打小起，金钱就无形中给了张爱玲一种教育，钱代表的，是一个理性的坚决的世界，它与爱相对。 爱是感性的，金钱所代表的理性， 常常不自觉地侵袭到爱的世界。 张爱玲是羞怯而不敢爱的， 每当她付出的爱得不到相应的回馈，她便像一只蜗牛，伸出触角，一碰，瞬间缩了回去，她也像一株含羞草，是那么敏感、 脆弱。 面对情伤， 张爱玲习惯用金钱来“清算”，她努力想做到的是：感情上一刀两断，金钱上两不相干。 她以为这样就能够 “不亏不欠”。和情同姐妹的朋友在金钱上要交割清楚。
张爱玲（右）与朋友炎樱
张爱玲与炎樱是同学，一度情同姐妹，但在金钱上，两人一向交割得清楚。 有一回，是在上海，两人喝咖啡出来，天气很冷，张爱玲和炎樱的家分别在东西两边，炎樱非让张爱玲送她回家。 张爱玲抱怨：回头路要长一倍了，走路不切实际，那就坐三轮车吧。 车费炎樱出一半。 上了车，张爱玲就计算着：炎樱借给她两百块，坐三轮车是一百七十块。 仔仔细细，一分错不得。 她向来习惯AA制， 自己不吃亏， 别人也不占便宜，她在人际关系上追求的是“清爽”二字。
抗战胜利前夕，张爱玲曾经动过和炎樱一起开服装设计公司的念头，《杂志》1945 年4 月第十五卷第一期曾刊发过一个小广告：“张爱玲将与其文友炎樱创办一时装设计社，专为人设计服装。 ”张爱玲还特地写了一篇软广告性质的《炎樱衣谱》。后来到香港，到日本，再到美国，她与炎樱渐行渐远，友谊的空气愈发稀薄，容不下两人同呼吸、共命运，其中人生际遇的高低不同或许是一种原因，另外一种可能是因为时移事往，她的生活炎樱帮不上忙，反倒多了许多浅薄的炫耀，友谊已经不对等，纵然前缘深切，也没有必要再续下去。
后来张爱玲去世，有人打电话给炎樱，说有个坏消息要告诉她，炎樱马上猜到了，兀自在电话那头哭起来，只是过不了几个月，再有人打过去，炎樱似乎已经忘记了悲伤，说自己要结婚了，又自夸般说自己“好厉害”。 有福可以同享，有难无法同当，不是友情经不起考验，而实在是人生只能自己担当和体验。
她离开大陆时和姑姑约定停止一切通信，避免日后不必要的麻烦
张爱玲与姑姑张茂渊涉及金钱时也是理性而直接。 其实，她在金钱上的理性，多少也受到姑姑的影响。 那时候她们俩合住，有一回张爱玲急着去阳台收衣服，膝盖磕到玻璃门上，流了血，直溅到脚面上。 她涂了红药水，更渲染得恐怖，她给姑姑看，姑姑弯下腰，匆匆一瞥，知道不致命，就转而关心起玻璃来。 张爱玲慌忙去配了一块。 《红楼梦》里宝玉拿扇子给晴雯撕，因为他有“人比东西重要”的想法。在理性的世界里，都市生活中，东西常常是比人重要。 渐渐地，原本情感丰沛的张爱玲也学会了克制，就算跟家里人，她也要说“谢谢你” “不客气”等，她不能“欠”别人太多。 尽管有时候她本能地反感姑姑的 “无情”， 比如她弟弟来求助，姑姑说：“一个人靠别人帮总不行。 ”毕竟是亲弟弟，张爱玲在心里为弟弟抱不平：他就是混饭吃的人，刚开始没人帮，又怎么行? 可转念一想，张爱玲又理解了姑姑，来求助的人太多，这些年要不是姑姑往外推着点，早就都靠上来了。
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
张茂渊常说张爱玲有一身“俗”骨，张爱玲也乐得承认自己是“俗人”，其实，她自己知道，自己不只是俗，实在是需要自我保护，只不过烽火年月，姑侄俩毕竟是亲人，打断骨头连着筋，怎么能如此“坚壁清野”？
20 世纪40 年代后期，张爱玲受大环境和声名的影响，工作减少，生活窘迫，她和姑姑被迫搬出条件优越的赫德路公寓，辗转流离，最后在南京路国际饭店后街的卡尔登公寓三○一号住了下来。 人生突然从顶峰跌下，姑姑当然帮助过她。 就算没有金钱上的帮助，感情上也给过她慰藉，这些帮助怎么能算得清呢？
1952 年，张爱玲离开大陆，临行前姑侄俩决定停止一切通信，避免日后不必要的麻烦。 如此做法，也是潜情内转，理性包着感性。
母亲去世前想让她到英国见一面，她太穷，拒绝了
在和母亲黄逸梵的相处中，张爱玲饱受伤痛，母亲的理性伤害了她，比如小时候她羞于要钱，比如母亲一场麻将就输掉了她十分看重的八百块钱奖学金，所以张爱玲始终记着，自己是“欠”母亲的，必须“还”，还什么？还钱。
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
张爱玲对姑姑说，自己是要还母亲钱的。 姑姑想了想，也说“是”。 那年黄逸梵回国，她年纪大了，情感生活不顺心，在心理上更加依赖女儿，可张爱玲还是“清刚决绝”，把准备好的二两黄金拿给黄逸梵，黄不要，张坚持给，黄哭了，嗫嚅着：“就算我不过是个待你好过的人，你也不必对我这样。 ‘虎毒不食儿’嗳! ”年老的黄逸梵害怕这种“钱清情断”。 所谓人情，不过就是你欠着我一点，我欠着你一点，今天还，明天借，永远牵扯不清，感情也就延续下去了。 但张爱玲要的是斩断，这是她小小的报复心理在作祟。 感情的事，怎能说断就断? 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 张爱玲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终究有些过于理想化，最后她只好躲起来。 后来张爱玲在美国再婚，夫妻俩穷困潦倒的时候，她母亲发信来，说身体不行了，想让张爱玲去英国再见一面。 而张爱玲太穷，买不起机票，拒绝了。 她写了回信，随信附上一百美元支票———她还是用钱来处理问题。
没过多久，黄逸梵去世，身后留下一箱子古董给张爱玲做遗产，这笔遗产助张爱玲度过了艰难的时光。 可怜天下父母心。 很长一段时间里，张爱玲都不敢打开那个箱子，她忧伤不已。 她用理性断情，用金钱给情画一道分界线，哪知道情感的潮水一朝反扑，云垂水立，席卷堤坝，挡都挡不住。
下决心和胡兰成一刀两断，在金钱上她锱铢必较
在和胡兰成的相处中张爱玲也是一样———努力做到“有欠有还”。 张爱玲说：“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来的钱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 可是用丈夫的钱，如果爱他的话，那却是一种快乐。 ”
胡兰成偶尔给张爱玲钱用，张爱玲也乐呵呵地跑去补充点“奢侈品”，比如去定做一件自己设计的裘皮大衣。
反过来，如果不爱他怎么办? 钱自然是不能继续用。 在张爱玲的价值观里，也许不但不能用，而且还要“还”。 坊间一直流传着一个关于张爱玲千里寻夫，并在经济上鼎力相助胡兰成出逃的桥段，这固然“动人”，但其中是有原委的。 张、胡结婚后，胡兰成曾拿了一笔不小的款子放在张处。 抗战胜利后，胡兰成逃离上海，张爱玲一路接济偿还，当时张爱玲因为受到胡兰成的影响， 暂停写作，断了收入来源，但她仍旧坚持寄付。 除了那两根原本准备还给母亲的金条外，张爱玲把胡兰成的情人范秀美在沪的打胎费，以及最后随绝交信附上的靠编剧赚来的三十万， 统统寄去，只不过，这对张爱玲来说，不是给，而是还。 因为她下定决心一刀两断，在金钱上就格外不能马虎，锱铢必较。 这一点胡兰成自己也承认，在金钱上，张爱玲与他基本扯平，谈不上谁欠谁的，认真说起来，张爱玲付出可能还更多一些。
胡兰成
面对赖雅的深情，她全心偿还，生养死葬，尽着妻子的责任
后来张爱玲出走到香港， 生活一度窘迫，为了求生，她被迫做着翻译。 1955 年，她启程去美国，银钱上依旧吃紧，在纽约住救世军女子宿舍，因为没有固定收入，坐吃山空，她只能求助于文艺营。 没想到的是，她去了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竟意外地开启了一段新的情感。
张爱玲对赖雅，不能不说是“大方”，两人在文艺营短暂相遇后作别，临行前，张爱玲不顾自身的拮据，居然还送了一些现金和道别礼物给赖雅。 张爱玲怀孕后有些慌张，她去萨拉托卡泉镇找赖雅商量对策。 抵达后第二天，她便给了赖雅一张支票，有三百美元，一是作为她来小镇叨扰的开支，二也算作对赖雅的支援。 她总是怕给人添麻烦，经济支援，在她看来，就是“还”。
和张爱玲结婚后，赖雅的人生几乎没有再崛起过。 但对于赖雅的深情，张爱玲依旧全心偿还，包括在金钱上。
婚后两人没有固定收入，但张爱玲却承担了一大部分养家的重担，她为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写剧本，每本八百至一千美元；还为美国新闻处做翻译。 相比落魄的美国丈夫，张爱玲的理财能力算是好很多(赖雅曾富过，可惜没理财，破落后始终无法东山再起)，但只可惜此时的她也没有多少财可理。
最困难的一段时光是她飞到香港写剧本，赖雅在美国，先是中风，后来虽然好一点，张爱玲还是心急如焚。 为了赚钱早点回去，她从早晨10 点写到夜里凌晨1 点，眼疾爆发，双腿肿胀，穷得连一双大点的鞋子都买不起，只能等到过年的时候大减价才去淘货。 那时候她和赖雅在旧金山的生活费每个月要两百美元，她只能连续接剧本，指望赚到八百美元，然后回旧金山。 她要存机票钱和未来的生活费，而如今，她连基本的日常用品都拿不出现钞购买。 一件冬装，一件夏装，一件家常长袍，一副眼镜，这是她需要的，加在一起七十美元，对她来说也变得十分困难。
1962 年的农历新年，张爱玲写的第三部剧本通过了，但上一部剧本《红楼梦》的钱因为种种原因，迟迟没有支付给她。 张爱玲一个人憋在香港的小屋子里，情绪几近爆发。 她失眠，眼睛出血，外面是茫茫夜色，她孤身一人，望着万家灯火，想必彻底体会了“贫病交加”四个字的含义。
为钱低头，因钱受苦，一个写作者有时候不得不低下头颅，做一些未必想做的事，但张爱玲没有，她坚持着。
张爱玲与丈夫赖雅
张爱玲离开美国奔赴远东之前，赖雅忧心忡忡。 没错，她是去赚钱的，为了他们自己的小家庭，但赖雅的担忧也是可以理解的：谁能保证她不会一去不回呢? 糟糕的经济状况，看不到前景的未来，像张爱玲这样一个亚洲太太，很可能就此滞留港城，抛下他一个孤老头，从此成天涯路人。但这样的故事不属于张爱玲，1963 年，她回去了。他们在华盛顿重逢，中间除了去迈阿密大学短暂住校(也是为了谋生)离开外，她几乎没有离开过赖雅，生养死葬，尽着妻子的责任。 只要有情，总要还，张爱玲对此坚持到底。
自由撰稿是她一生的主要收入来源
张爱玲甚至对邝文美和宋淇夫妇， 在金钱上也总想“补偿”。 他们给她提供不少工作机会，帮她打理写作事务，为她电影版权，而且还是她一生的挚友。 在写遗嘱时张爱玲就考虑到，如果自己有剩下的钱，只想用在两个方面：一是用在她的作品上，例如请高手译她的英文作品，把没有出版的出版；二是想买点东西留给宋氏夫妇做纪念。
投桃报李，礼尚往来，张爱玲在处理人情上，是十足的淑女，虽近乎迂，却是一种难得的古风。 她总是在计算着得到与付出，不是怕付出得多，而是怕付出得太少，觉得抱歉。 无法兼济天下，她只求独善其身。
台北《联合报》副刊刊载《哀乐中年》剧本时，署名张爱玲，编辑写信说要寄稿费给她，张爱玲连忙写信婉拒：“这部四十年前的影片(指《哀乐中年》)我记不清楚了。 它始终是我参与成分最少的一部片子， 我虽然参与写作过程，不过只是顾问，拿了些剧本费，不具名……”是什么就是什么，而且过去的人与事，她也不想再多牵连。
赖雅去世后，张爱玲去伯克莱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工作了几年，因为人际关系处理得不好，最后被辞退，她也就此搬家，不再找工作。 而对于研究中心的主持人陈世骧，张爱玲总感觉有些亏欠，是他给予她工作，到头来不欢而散，还没来得及解释，陈教授就发病去世。 张爱玲去参加葬礼，躲在人群后，神情落寞，她没想到，有些事情根本来不及偿还。
1968 年，台湾皇冠出版社推出了 《张爱玲短篇小说集 》《流言 》《秧歌 》，她像是一件 “出土文物”，重新闯入华语文学界。 随着张爱玲文学在港台的崛起，她的稿费收入趋于稳定，为了“实际的打算”，一些旧作，以前她觉得写得不好的，比如《连环套》《殷宝滟送花楼会》，她仍旧决定发表。
到1972 年，她终于不需要再为生活奔波，为生计去申请奖金和工作职位的日子已成明日黄花，她终于在经济上有了些许自由(但也只是小幅度的，香港大学找她写丁玲的文学研究，她也答应了)，她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居住的城市，过自己想要的“干脆利落”的生活。
二十多岁时，张爱玲从香港返回上海，靠卖文为生，是吃稿费的。 上海沦陷，文艺园地荒芜，她抓住机会，一举成名，经济上也十分利好，在那段时间，她的稿费折合银圆大概有四百五十块。 这是什么概念？ 那时沪上的一石大米(一百六十市斤)不过八块大洋，张爱玲的月收入可以买九千斤! 吸金能力十分可观。 抗战胜利后，她受到胡兰成连累，发不上稿子，好在有写剧本的机会。 上海解放后，张爱玲还是做自由撰稿人，但发表却成了问题，《亦报》连载她的《十八春》，后来出单行本，首印量不过两千五，结果还滞销，十分尴尬。 据推算，张爱玲从1949 年到1952 年，月稿费不过一百个“折储单位”。 折储单位是虚拟货币，为了应付通货膨胀才推出的，一个折储单位等于一升中等粳米，或一斤普通煤球，或一尺龙头细布，或一斤国产生油。 张爱玲的经济状况大大下跌，她开始想出路，终于出走。
中年的张爱玲经济上窘迫，她干过许多工作，但稿费收入始终是她财源的大宗。 到了晚年，她再次成为完全的自由撰稿人，写电影剧本、做翻译等，稿费收入维持着她的生活消费。 晚年张爱玲在财务上的支出大抵在三个方面：租房子、吃饭、看病。 她对生活的要求不高，随着年龄增长，更是减了又减，房子住小的，吃上面只求简单营养， 不像早年那样任性追求花头。 一个人的生活不太需要厨房，她只保留一个加热板。 1976 年，皇冠出版社推出《张爱玲全集》，她的名气重回巅峰，经济上大为扭转，有了“闲钱”，她也动过要“理财”的念头。 “现在超级市场都整排陈列着Forbos (《福布斯》) 等杂志，可见人人都想至少保值，我如果钱多点也要看。 ”她说。
晚年她存款不少，却悉数抛却饮食男女的乐趣，只是活着和写作
张爱玲晚年的收入主要来自港台，拿的都是最高稿费。 她的小说、新作，一个字五元台币；旧作重新刊发，包括散文、剧本等，一个字三元台币。 1993 年她在台湾《联合报》副刊刊载了三篇旧作《被窝》《关于〈倾城之恋〉的几句老实话》《罗兰观感》，总共三千字，拿了两百多美元，可谓丰收。
她时常将财务事宜托给宋淇夫妇打理。 临近1997 年时，她以为宋氏夫妇要离港，所以特地写信过去交代银行户头问题：“九七前你们离开香港，我也要结束香港的银行户头，改在新加坡开户头，无法再请你们代理……既然明年夏天要搬家，不如就搬到新加坡，早点把钱移去，也免得临时的混乱中又给你们添一桩麻烦事。 ”1994 年，台湾《中国时报》颁给张爱玲一个特别成就奖，隔年5 月，张爱玲写信提到此，“昨天去邮局，收到‘中时’(指《中国时报》)奖金，匆匆装入预先写好的信内，挂号寄出，忘了支票背书。 只好请等下次有便的时候再去挂号寄还……”
中年张爱玲
晚年张爱玲
张爱玲对于货币的保值问题有国际视野，她说，“我想买日元是长期的打算，毫无时间性质”，又说，“买日元我不过是看报上，Cliton(克林顿)不擅外交，民意测验上他倒是外交一项独拿高分……有个专栏作家说日本政商界都是中级人员互相咨询做决定，首长只是荣誉职性质，所以换了谁都没多大关系……(美国)九六年后如果不轻易用兵，省点钱，美元也许长期跌而不倒。 似还是日元好些”。 对于国际形势有着基本的判断，进而做出个人财务上的调整，年老的张爱玲在金钱上依旧不糊涂。
改革开放之后，张爱玲的书有部分在大陆出版，版权问题她托姑丈李开第代理。 到1992 年，她的版税收入有两万多元人民币，只是她姑丈不知如何兑换美金给她。
晚年的张爱玲并不富裕，但也不至于悲苦，只是身体状况一天坏似一天。 她心里还想着写作，钱上的事，也是能应付就行——深居简出，没有孩子，跟亲戚也基本不联络，朋友就那几个，都是君子之交，她不需要给谁留遗产，不需要对谁负责。
张爱玲死后到底留下多少遗产，没有定论。 她留下的东西可以清算，不多，至于钱，确切说是存款，谁也拿不出确切数字。 据说，她的遗产执行人林式同在张死后，从六个银行(包括花旗银行、美国银行等)户头里，取出两万八千一百零七点七一美元， 寄给了张爱玲的生前好友宋淇夫妇，并同时列出了办理张后事的消费清单，包括律师费、清洁费、电话费、搬运费、水电费、煤气费等，不一而足，总计一万一千六百八十七点三美元。 宋氏夫妇又把这笔钱退还给林。 两万八千多美元的存款，按照当时的汇率折成港币有二十多万。 张爱玲在香港也开了多个户头，由宋氏夫妇代为打理，户头里有的是买的外币，有的是定期存款，后续不可查。
据宋淇之子宋以朗称， 他见过他母亲邝文美1996 年12 月18 日写的一张字条， 上书张爱玲的英文名：E.Chang，计算“绿簿子”(银行外币存款)，总计剩余二十三万多美金，折成港币足有二百四十余万。 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已经不可考，假如属实，张爱玲的理财能力真是不可小觑。 有这些存款打底，我们或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张爱玲晚年的生存景况———张爱玲死前“家徒四壁”，在床边的纸盒子上写作，就坐在地上，墙上连一张日历都无。 她不是穷到没钱购置，相反，她的存款不算少，但她依旧坚持简单的生活方式，曾经的人生中那些乐趣所在，饮食男女，悉数抛开，人生剥离掉一些“浮皮”，裸露出本质，独剩下活着和写作。
她唯一的敌人，只有时间。
来源：《名人传记》(上半月)2016年03期 伊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