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激励多少代志士仁人为中华民族之强盛而“投笔从戎”，一提到堪与《史记》齐名的鸿篇巨著《汉书》，我们就会怀着崇敬的心情想到班彪、班固、班昭，就会想到历史上的名门望族——班氏家族。由于工作变动之故，我有幸拜读了我县档案馆馆藏清代宋世荦主修的扶风县志（清嘉庆志），在第三册十一卷人物篇里收录着以班彪、班固、班昭等人为代表的班氏家族。班氏家族在汉朝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不仅贵为西汉外戚，东汉时班彪、班固、班昭更是两代接力、耗尽一生写就千古第一部断代史《汉书》，班超则投笔从戎，立功西域，实现了东西方文明的第一次对话。
班氏家族历史悠久，向来以诗书传家，但真正具有浓厚文化色彩的还是从西汉汉成帝时期的班婕妤开始的。根据《汉书·所妃传》载，她才貌双绝，德才兼备。初入宫时凭花容月貌和秀外慧中赢得汉成帝的宠爱。在圣恩正隆时，她并没有恃宠而骄，而是立志要用自己的才学辅佐汉成帝成就春秋大业。班婕妤曾因拒绝与汉成帝同乘辇车出游而被世人称颂为德行不逊于楚庄王夫人——樊姬。班婕妤以其明丽的身影和出色的文才，使班氏家族首次以才学和风度而闪发光耀。
才能在寂静中造就，品格在波涛汹涌中形成。班婕妤的才学和高远的志向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班彪。在班婕妤的感召下，聪敏练达的班彪早年就立志成为家族的骄傲。《扶风县志》载：班彪，字叔皮。他的祖父班况是西汉成帝时的越骑校尉，其父班稚，为哀帝朝广平太守。班彪勤勉律己，聪慧练达。家学渊博的他博览群书，他的才能很快就崭露头角。他没有满足于自己的学者声望，而是游学各地增长自己的阅历和格局。他专心于史学，尤其痴迷于前朝司马迁“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他发现，由于司马迁著的《史记》只记到西汉武帝太初年间，之后的历史空缺而没有记载，后来，虽有杨雄、刘歆等做“缀集”工作，但是大多粗野庸俗，不能够继承《史记》正典。于是班彪“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为《史记》“作《后传》六十五篇”，《史记后传》成为《汉书》的前奏。
家里浓厚的学术氛围和父亲苦心专研的言传身教使班固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扶风县志》载：班固，班彪长子，字孟坚，自幼聪慧好学。他九岁即能咏诵诗赋，在父亲和学者们畅谈历史时，他往往能提出独到的见解，赢得学者们的交口称赞。公元54年，笔耕不辍的父亲去世后，班固精心整理父亲留下的《史记后传》遗稿和相关资料，发现里面有许多疏漏，需要整理方能成书，于是决心继承父亲的未竟事业。在父亲已成《史记后传》的基础上，利用家藏的丰富图书，一改司马迁在史记中纪传体的体例，开始了一部断代史著作《汉书》的撰写生涯。正当班固潜心撰写《汉书》的时候，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班固“私修国史”，汉明帝下诏扶风郡收捕，班固被关进京兆监狱，书稿也被官府查抄。其弟班超远在西域，听到消息后担心哥哥无法自明，策马穿华阴、过潼关，赶回京师，上书汉明帝，为兄伸冤，并说明班固编写汉书是为了让后人了解历史，恳请陛下检查书稿，若有不敬之词，愿受处罚。此时，扶风郡太守也将班固所撰书稿呈给皇帝批阅。明帝听了班超的辩解，又看了书稿，十分赞赏班固的才学，立即开释并召进京都洛阳皇家校书部，拜其为兰台令史。
班固被拜为兰台令史后，受命与陈宗、尹敏、孟异3人，共同编撰东汉光武帝的事迹《世祖本纪》。由于班固在编撰《世祖本纪》过程中的出色努力，又被晋升为“郎”官（校书郎），负责整理校雠皇家图书，其后又修撰了《东观汉纪》。班固在撰写光武一朝君臣事迹期间，显露出卓越的才华，得到汉明帝的赏识。汉明帝鉴于班固具有独力修撰汉史的宏愿，也希望通过班固进一步宣扬“汉德”，特下诏，让他继续完成所著史书——《汉书》。遗憾的是在他快要完成《汉书》时，却因窦宪一案的牵连，死在狱中。“班固西汉书，典雅详整，无愧马迁，后世有作，莫能及矣，固其良史之才乎。”班固用自己的生命写就一部历史的传奇。
在学术之家成长的班昭虽然是一个弱女子，但耳濡目染之处都是诗书的浩瀚海洋；虽然没有在外游历的机会，但是沉浸在书海中的班昭足以把自己打造得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扶风县志》载：班昭，字惠姬，班彪之女，班固之妹。在历史和文学的领域不断深耕的班昭才德兼备，得到汉和帝的信任，班昭奉旨入东观藏书阁续写《汉书》。除将父兄所著部分分类整理、修订外，又补写“八表”和“天文志”。这样，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在班家三四十年的努力下，终于由班昭整理完成了。彼时，哥哥班超已抗击匈奴三十年，垂垂老矣的民族英雄漂泊在异国他乡。为了让兄长回归祖国，班昭恳切地上书朝廷。她大义凛然、情深意切的慷慨陈词打动了汉和帝，兄长得以归汉安度晚年。
“一邑之典章文物，皆系于志。”史志流传绵延千载，是一个地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轨迹的真实记录，修志不仅具有“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的存史价值，更可起到以志为鉴、启迪后人的作用。
来源：《陕西档案》2020年第01期 郭龙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