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中国人到欧美国家旅游，见宾馆里没有准备热水瓶，不免大惊小怪，甚至有点没着没落。他们如果不打算喝咖啡或者喝酒，就只能在水龙头下接生水解渴，不是个滋味。好在现在情况有所改变，一是商店里有矿泉水出售，二是欧美有些宾馆为了适应东亚游客的习惯，开始在客房里配置电热壶。
中国人习惯于喝开水，没开水似乎就没法活，即使是在穷乡僻壤，哪怕再穷的中国人，哪怕穷得家里没有茶叶，也决不会用生水待客。烧开一壶水必定是他们起码的礼貌。这个情况曾经被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记在心上。他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一书中说：中国人喝开水有四千多年的历史，这个传统为西方所缺乏。
喝开水有利于饮水消毒。开水喝多了，虽然可能失去欧洲人口舌于水的敏感，不能像传说中的土耳其人那样细辨泉水、井水、河水、湖水的差别，但生病概率一定大大降低。于是可以理解，古代的欧洲文明的宏伟大厦常常溃于小小病菌的侵噬。黑死病、伤寒、猩红热等等，一次次闹得欧洲很多地方十室九空，以至“掘墓人累得抬不起胳膊”，“满街是狗啃过的尸体”——史家们这些记载至今让人惊心动魄。
中国人热爱开水，这一传统很可能与茶有关。中国是茶的原生地。
全世界关于“茶”的发音，包括老英语中的chaa以及新英语中的tea，分别源于中国的北方语和闽南语。《诗经/邶风》中已有“荼（茶）”的记载，汉代典籍中多见“烹茶”，可见饮茶必烹，必烧开水，此习俗的形成至少不会晚于汉代。喝开水传统又很可能与锅有关。‘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里说“中国化铁为水的浇铸技术比欧洲早发明十个世纪”。《史记》中有“汤鼎”一词，《孟子》中有“釜瓯”一词，都表明那时已广泛运用金属容器，堪称高科技产品。相比之下，游牧人还处于饮食的烧烤时代，面包也好，牛排也好，架在火上烧一把了事，到喝水的时候，不一定能找到合用的加温设备。
中国古人还有农耕民族丰富的草木知识，进而还有发达的中医知识。宋代理学家程颐强调“事亲者不可不知医”。因为要孝悌亲人，就必须求医问药，甚至必须知医识药，医学发展的人文动力也就这样形成。春秋时代的中国就有了扁鹊和仓公这样的名医。成于汉代的《黄帝内经》《诊籍》《伤寒论》《金匮要略》《脉经》等等，更使中国医学的高峰迭起。事情到了这一步，技术条件有了（如锅），资源条件有了（如茶），更重要的文化条件也有了（如巫医分离、以孝促医等），喝开水保健康当然就成了一件再正常不过的小事。相比较之下，在少茶、少锅、少医的古代欧洲，喝开水的传统如何可能？欧洲也有优秀的医学，但按照美国著名生物学家刘易斯·托马斯的说法，西医的成熟来得太晚，晚至抗生素发明的现代。他在《水母与蜗牛》一书中感慨：至十九世纪中期，“人们才发现西医大部分是无聊的胡闹”。这当然是指旧西医那些放血、灌肠、禁食之类的折腾，有时竟由修鞋匠一类游民胡乱操持，大多出自一些莫名其妙怪诞无稽的想象。
作为中国保健传统的一部分，喝开水实为民生之福。
几乎是出于同样原因，在漫长的历史上，学历再低的乡村农民，也大多懂得一些草药土方或推拿技巧，好像中国的成年农民都是半个郎中，碰到小病一般不用他求——这种几乎百草皆药和全民皆医的现象，为农耕社会里民间知识的深厚遗存，虽对付不了某些大病难疾，也有其自身局限性，但作为一种成本极为低廉的医药普及，曾帮助中国人渡过一个个难关。即使在改革开放的转型阵痛期，承受着医药价格高涨的中国人，尤其是缺乏公共保健福利的广大农民，如果没有残存的医药自救传统，包括没有喝开水的好习惯，病亡率的大大攀升恐难避免。
来源： 《北方人(悦读)》2020年第02期 韩少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