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1 元朝早期纸币“中统元宝交钞”正面
图1-2 元朝早期纸币“中统元宝交钞”背面
从古至今，只要有巨大利益的地方，就有冒险的罪恶伴随发生。我国古代自宋朝发行纸币开始，制造假钞的行为就更加猖獗。例如南宋查获的一起伪钞案中，一次性就查获假钞30万元，参与造假者有53人，其犯罪人员中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具有明显规模化、团伙化的倾向。元代铅山州（今江西铅山县）的吴友文，素以制造假钞闻名，其所造的假钞曾遍至江淮、燕蓟等地，他本人也以制造伪钞成为了致富的专业户。暴发后，吴友文形成的经营模式，是制造、销售一条龙的体系运作，同时还豢养一批打手，经常派人威胁告发他的人，甚至与官府中专门负责打击伪造假钞活动的官员对抗。
虽然宋元明清各朝对私造币者皆处以极刑，但以身试法者众多。元朝早期纸币“中统元宝交钞”（图1），刚发行时可兑换白银。由于伪钞兑换白银可获重利，因此从1261年到1369年，一直有伪造者。虽然这张面额为1贯的“中统元宝交钞”，正面印有“伪造者斩”的警令，但仍有视而不见者我行我素。其伪造的钞版有木刻、瓦刻，也有铅锡铸造的。纸张有用白纸或作废的宋朝纸币“关会”抄制的，也有用普通纸张熏烤而成的。有直接印刷的假钞，也有挑补剜改、变小为大、变“中统钞”为“至元钞”、描“至元钞”为“至大钞”和改“至元钞”为“中统钞”者，花样繁多，防不胜防。
元代的伪造者中，不但有平头百姓、豪门贵族、奸商滑吏和恶霸强人，甚至连丞相的小舅子也印制伪钞，事发后竟得到皇帝的包庇。这就难怪伪造者如过江之鲫，以致伪钞满天飞，物价翻着筋斗往上涨，最终使元朝经济崩溃。
清朝法律严禁私铸钱币，为首者和工匠均斩首，没收财产；同伙者、知情者、使用者、甲长和知情的地方官，分别处刑；举报者，赏银50两。其知情而分利的同居父兄、伯叔与弟，减罪一等，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尽管这比前朝更为严厉，但制假者造伪金、银、铜币和伪钞等现象依然严重。
图2 坐落在上海外滩六号的中国通商银行大楼
晚清日本浪人中井义之助伪造中国货币案
1897年5月27日，中国通商银行初名为”THE IMPERIAL BANK OF CHINA”，1912年3月改为”THE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在上海外滩六号成立，该行当时实收资本250万两。其中，100万两来源于行长盛宣怀的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78万两源自李鸿章等官员的投资，其余为商股（图2）。中国通商银行的经营完全参照英国汇丰银行的管理模式，开始发行钞票——银圆券、银两券（图3）和存、贷款等业务，所有发行的纸币均由英国印制（图4）。
图3-1 中国通商银行早期发行的银两券正面
图3-2 中国通商银行早期发行的银两券背面
1903年2月4日，上海某钱庄伙计拿中国通商银行的纸币去银行兑换银两时，被发现是假币。翌日，中国通商银行宣布发现五元、十元假钞，随后又在各营业部贴出鉴别真假币的说明。
消息传出，各店铺、钱庄纷纷拒绝使用中国通商银行的纸币，那些持有该行钞票者纷纷涌到银行兑换。一时间，中国通商银行门口人潮汹涌。租界巡捕不得不用高压水枪来驱散人群，维护秩序，但始终无济于事。
中国通商银行不得不调取库存银100万大洋，并到汇丰银行拆借了70万大洋，让人随到随兑，并延长营业时间，最后终于平息了挤兑风波，当天就兑换了20万大洋。整个2月份，约收回30万大洋的钞票。
就在当时负责印制钞票的英国汇丰银行感到很纠结时，有个日本人带着4000元伪钞到汇丰银行兑换，被当场识破。汇丰银行工作人员编了个理由，叫他过两天再来兑换，并秘密派人跟他搭讪，套出其住地、姓名、身份，然后马上报告了巡捕房。
租界巡捕逮捕了这个日本人，经过审讯得知，原来这个叫中井义之助的日本浪人，在日本大阪郊区的民房里伪造了至少30万大洋中国通商银行的假钞。
经警方查实，假钞是日本浪人山下忠太郎制造，然后由日本九州分批运到上海中井义之助家里，通过日本的上海商社等途径流入市场。同时，警方还在上海中井义之助的住处，查获了大量未用的伪钞。
后来，根据中国驻日使馆提供的线索，日本警察随后又抓获中井义之助的几个同案犯，并收缴了印刷伪钞的机器和大量伪钞。随后，中国通商银行将旧版钞票全部回收销毁，重新印刷了新版纸币。1904年年底，新版钞票运抵上海，面额为5元、10元、50元三种，1905年2月正式发行。在新版钞票上，特意增加了一个招财进宝的财神像，大大增加了钞票的技术含量和伪造难度。
这次假币风潮，让中国通商银行损失惨重，存款从1899年年底的397万两，下降到1904年年底的189万两；贷款从1899年年底的582万两，下降到1904年年底的261万两。
这起轰动中外金融界，日本政府对清末官员、洋务运动代表盛宣怀说：“日本法律没有对伪造外国货币的行为定罪，所以无法可依。”最终，以中井义之助为首的这一伙罪犯竟然未被惩罚。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国因国弱被欺负，从而导致虽胜犹败，也是弱国无外交的真实写照。
图4 中国通商银行先后发行的银元券
上海滩第一套人民币假钞的惊天内幕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人民币的发行是跟随解放军的脚步通行全国，这时，第一套人民币的假钞在解放不久的上海滩出现了。对此，党中央、人民银行非常重视，在陈毅市长的亲自领导下，联合侦查工作全面展开，上海即成了当时人民政府反假币战场的中心。最后上海市人民政府通过发动群众，经过军警侦查人员的周密调查，知悉1949年初，中国共产党稳定了上海的金融和经济之后，国民党不甘心失败，又把人民币作为攻击金融，扰乱市场经济的目标。共产党以雷霆万钧之势，先后一举摧毁了两个印制人民币假钞的组织，严惩了敌特等犯罪分子，稳定了上海的经济秩序。经过如下：
1949年6月16日，侦查员王伟在淮海路发现奸商黎明、中南水果店老板平仲秋，携带大量崭新而且是连号的假人民币在抢购紧缺商品，就将他们带回公安局审问。黎明和平仲秋交待，这些假币是从大来舞厅老板娘周月英家拿来的。中共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立即派人去周月英家进行搜查，当场查出印制假币的机器2台及已印好的假人民币、中州币（1948年至1949年中原解放区发行的过渡币，200元兑银元1元）上千万元，并搜查出该案首犯艾中孚藏匿在周月英家的手枪3支。在大量物证面前，周月英不得不交代同谋印制假人民币的罪行，并说艾中孚已去江苏徐州推销假币，愿意协助将艾中孚捉拿归案。
根据周月英的口供，淞沪警备司令部又将承担印制假币的昆明路金山印刷厂厂主翁滋和、翁滋友等捉拿归案，首犯艾中孚回沪时亦被捕。审讯查明，早在1949年1月，国民党“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便指派其上校参谋兼国防部二厅第五特工组长黄浩、少校副官兼国防部二厅谍报组长艾中孚去江苏南京，伪造中州币和人民币。上海解放前夕，白崇禧便指派交际科长徐亚力携银元5000枚、黄金500两来上海督制假币，并向黄浩和艾中孚传达指令，要求尽快将假币投入市场。在黄浩和艾中孚策划下，自1949年4月1日起，仅用1周时间就印制假中州币2000万元，并迅速分批空运至武汉，投放中原解放区。
图5 1949年5月上海国民党特工艾中孚伪造的第1套人民币200元券
图6 当时在流通中收缴的第1套伪造人民币, 在票面加盖了蓝色的“假票”印章
解放军渡江后，黄浩和艾中孚预感形势不利，便加紧印制假人民币。艾中孚于4月底用黄金30两、银元800枚，买通昆明路金山印刷厂厂主翁滋和。自5月15日起，仅用3天2夜，就印制出假人民币1.6亿元。5月18日，由白崇禧的秘书王子心用飞机运走27箱，转投解放区，其余由艾中孚保管。上海解放后，艾中孚勾结奸商，将大量假人民币投向市场，收兑黄金、银元，抢购贵重紧缺物资。直至破案时，还在各案犯家中搜出假人民币、中州币上千万元（图5—6）。
图7 1949年7月，淞沪警备司令部查获了一批面额不等的第一套人民币假钞
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在审理艾中孚一案时，从案犯翁滋友口供中，得悉一名叫张永生的也向翁滋友了解过印刷方面的事。根据这一线索，侦查人员于7月3日破获以李星宇、蔡伯钧、丁兆成为首的又一起伪造人民币案。首犯李星宇1948年6月抵沪后即和国民党保密局取得联系。上海解放前夕，受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委派，担任上海潜伏匪特第二挺进纵队司令。1949年6月初，在李星宇主持下，由蔡伯钧与施子良等人同谋印制假币。1949年7月，淞沪警备司令部再次破获施子良等人伪造人民币案，查获正在印制数个面额不等的假人民币500万元（图7）。
来源：《东方收藏》2017年12期 卢伯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