扇子作为实用器物产生，却被逐渐赋予了深层次的象征含义。从统治者在重重“障扇”下出行，到读书人借“便面”遮面；从汉宫妇人托纨扇抒弃妇之情，到魏晋名士持麈尾扇谈经书之义……自古被文人笔墨着重记叙的扇子，其实都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缺少联系。然而在宋代商业活动繁荣、市民文化兴起等种种历史大趋势的影响下，扇子第一次作为日用品本身，受到了格外的关注。江南地区，暑气益盛，此时持扇的人潮甚至是值得议论的城中一景。“下街步行，争说城里湖边有千个扇面”——风和日暖与扇子风行，从《西湖老人繁胜录》这巧妙的借代中可见一斑。
扇子与民生的联系在宋初就已颇为统治者重视。至道元年的诏令革除了两浙地区自五代十国以来施加于细碎杂物上的商税，其中就包括纸扇一类，这必促使与扇子相关的商业欣欣向荣。城中庞大的需求更刺激制扇业不断发展，甚至当江山易主、故都不再，南宋的扇铺经营也不见冷落，其中诸色杂卖的丰富程度更胜往昔。如今再看两朝人的笔记杂文，《东京梦华录》中对扇子与相关经济活动的记叙不过轻描淡写一处“换扇子柄”带过，而在南宋遗民的笔下，林林总总可发现专卖扇牌的、专卖扇柄的、专卖折叠扇或团扇的各色商铺——这些悄然花样翻新的商品也许昭示着在温暖的江南，扇子受到了更大的欢迎。
那么这些商店中的扇子是怎样一番模样、又反映了普通百姓的何等观念？展开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持扇的人物形象屡屡出现，他们手中拿的大抵是竹扇纸扇一类。这样的材质称不上奢靡，似乎与时人连饮酒都要全套银器的性子不符，但贵在轻便、又有其他材质无可比拟的天然意趣。妇人的扇子则往往施加装饰，在绢面扇子上以逸笔勾画花草虫鸟，成为所谓“画扇”。这样鲜艳华美的扇子尤其被杭州人看重，骄傲地称为“湖中土宜”。在宋人精致的生活中，扇子不是简单的个体，扇柄、扇坠儿与扇面都值得去由专人雕琢。如果家境优渥，夏季所使用的扇子在工艺上必然更为讲究。沈从文先生在《扇子史话》中指出，宋时有竹丝扇，编排为扇面的竹篾丝细如毫芒，制作水平之高连今人都望尘莫及。精工的扇面当然要求与之相配的扇柄，于江苏出土的一把宋代竹丝扇就采用了刚刚萌芽的雕漆工艺，那髹以十余道红漆的扇柄上分明雕镂出了三对云头如意纹饰，刀法圆润，令人惊叹。然而，市井中的宋人并不喜新厌旧。比起奢靡的王孙贵族，百姓们总是务实的。当扇子坏了，还有那些走街串巷、以修扇子为业的匠人，用如今的我们已不能得知的技艺，将破损变为缺陷之美。
不论装饰如何、工艺如何，宋人所使用的各式扇子在形制上大抵还是团扇，这也是自汉代班婕妤《团扇诗》起就萌发的传统。然而两宋的街头，一股源自异邦的新风已悄然暗度，带来时人眼中尚且陌生的折扇。根据《宋史》记载，早至端拱年间，二十余把折扇就作为礼物，被日本使臣进奉给宋太宗。之后，在北宋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相国寺里，也出现了进口自日本的高级折扇。扇面上一改本土“画扇”上的花鸟图案，绘以清远萧瑟的山水，意境独绝。《渑水燕谈录》的作者王辟之曾充满遗憾地回忆：“熙宁末，余游相国寺，见卖日本国扇者……中国之善画者，或不能也。索价绝高，余时苦贫，无以置之，每以为恨。其后再访都市，不复有矣。”
画意悠远的日本折扇吸引的远远不止王辟之一人，只是高昂的价格使得清贫的人们望而退步，作为舶来品的折扇并未能在北宋民间流行开来。不过，在南宋这种情况可能有所改观。在《梦粱录》中，吴自牧记载了都城中的铺席，其中就有“周家折叠扇铺”一项。也许当时的匠人吸收了折扇的形式，仿制出了汉地的版本，并且成品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以至于有独立的铺席专门经营。同时，南宋人周密在其《癸辛杂识》中也提到了自己对“倭人之扇”的看法。不同于北宋前辈们的赞叹之情，他批评日本折扇“或作不肖之画于其上”。从“中国之善画者，或不能也”到“作不肖之画于其上”，这样的转变，是不是又暗示了中国匠人贩卖的仿制品，精致程度已出于发源地之上呢？武进曾出土一戗金漆奁，鲜艳的红地上以金线分明地描绘出两个持扇消夏的女子形象，竹阴下的她们一人执传统的团扇，另一人所执竟分明是一柄折扇！二人并立，宛若一古一新、一中一外的扇形，于南宋生活中并存。
小市民的扇面一挥一摇，不止驱散江南酷暑的清风，更让礼仪伦理赋予的繁缛深意褪去。持一把图案灵动的画扇，或带着异国风情的折扇为的不是登上庙堂、彰显地位，而是去城中走走、为寻常的路途增添几分清凉与情趣。街上商铺相继、扇子花样翻新，始终不变的是对美的追求。更难得的，是有生长于斯的文人将这些风貌，用始于宋的视角与风情，一一记叙下来。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7-11-03 李怡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