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七年（1868年）开始，两国的起跑点大体相同，都是以农林牧渔为主体的小农经济社会，也同是西方列强侵凌掠夺的对象。可四五十年之后，结果大出人们意外。日本由一个受人侵凌的弱国，变为一个现代工业迅速发展，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侵凌别国的强国。而紫禁城里，却又一次上演了一幕孤儿寡母“垂泪对宫娥”的历史悲剧。原因何在？
众所周知，日本在中国鸦片战争发生后亦面临被列强凌辱的危机。美国海军准将培里于1853年7月8日率领军舰驶抵江户的浦贺，强行叩关，其他列强亦虎视眈眈。日本政府于庆应4年4月4日（同治七年三月十二日），以睦仁天皇名义发布了《五条誓约》。其内容包括：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三、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四、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五条誓约》是根据日本当时的国情提出的，是明治政府实行改革的基本纲领，为日本走上近代化之路创造了条件。虽然还存在着一些封建色彩，但是包含了民主的精华和对外扩张的因素。
紫禁城的当政者却没有那么幸运。他们阴差阳错地选择了一个昏庸闭塞、充满私心的慈禧太后作为最高统治者。如果我们认真地回顾一下清王朝在最后半个多世纪里所走过的道路，与日本稍稍做些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清王朝存在着三个重大失策。
错失改革机遇，开历史倒车，从而动摇了清王朝的根基
在完成近代化过程之后，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纷纷向亚洲伸出侵略触角。作为被侵凌的国家，面临的唯一出路就是启动改革，迎头赶上，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困境。
日本的明治天皇卧薪尝胆，节衣缩食，力图使全国上下“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大张旗鼓地宣讲变法的迫切性，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激励民众齐心协力，将改革大业推行到底。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日本逐步摆脱了内外交困的局面。
然而，晚清王朝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的几次严重挫折后，却没有表现出改革的诚意与紧迫感。甲午战败之后，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神州大地。光绪皇帝在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影响下，掀起了以推广西学、救亡图存为主要内容的维新运动。可是，因为这样改革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私利，他们居然操起了屠刀将改革派送上了断头台。这背后反映出的是以慈禧为首的当政者只顾一己之私利，开历史倒车，错失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而这样的机遇一旦错过，是很难再找回来的。
庚子春夏之交，慈禧恣意妄为，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利用义和团民众朴素的爱国热情，一面与列强宣战，一面命令由载漪统带以满族士兵组成的“虎神营”、董福祥所部清军和义和团一起围攻东交民巷，火烧教堂，最后却以失败告终，落荒而逃，把整个国家引向了危险的边缘。
庚子回銮之后，清廷高官们利用改革之机，争相卖官鬻爵、贪污受贿，把手中的权力演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以至于清廷上层涌现了富可敌国的财主。从慈禧家族，到荣禄、奕匡力、那桐家族等，个个肥得流油，富可敌国；但是，百姓困穷，民不聊生，人心离散。如伍廷芳由清朝高官，最后发展到“不要好处”，义无反顾地走向革命阵营，便是人心离散的一个突出的例子。
晚清的统治者以为，既有八旗“劲旅”，又有各地新军，完全可以控制局面，不怕民众起来造反。但是，事实证明，统治者手中的权力最终是无法与人民大众的意志相抗衡的。
在民主议政问题上，拖延阻拦，自误前程
清廷于光绪三十一年九月派大臣出洋考查宪政，接着宣布厘定官制，又命政务处王大臣等筹定立宪大纲，设立考察宪政馆，紧锣密鼓地开始了预备立宪运动。这次所谓立宪与二十多年前清廷关于设立议院的讨论其实是紧密相连的一回事，都是将君王手中的权力逐步移交给民选的议院。
据军机处《随手登记档》记载，光绪十年五月十二日，翰林院编修崔国因对当时的内政外交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建议，最重要的就是设立议院。
对于崔国因所提出的设议院等建议，清廷并未立即表示可否，而是让总理衙门大臣逐条认真讨论，再向军机处汇报。当时光绪帝尚未亲政，这个决定实际是慈禧和醇亲王奕还商议后作出的。经过五天的讨论，总理衙门大臣和军机大臣对崔国因的内政外交改革建议逐条作出明确回答。关于崔氏要求设立上、下议院的建议，议复折是这样说的：“臣等查，外洋以商务为重，上、下均得其利，与中国政体迥殊，若仿其议院之制，无论扰乱政治之大患，即欲增兵增饷，民间有重敛而无分润，蚩蚩之氓，安能尽明大义，其事断不能行，拟毋庸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议复档册》光绪十年）
关于公开政事的议复谓：“臣等查，所陈洋务宜讲各节，颇为切当，拟请嗣后酌度机宜，凡可以宣布中外者，勿须事事秘密，至于有关操纵机权，不可令敌人闻之转生枝节之处，仍宜慎重从事，勿稍泄露，是在总署反复讲求，相机办理。”（同上）
这是中国近代庙堂之上最早一次对设议院的讨论，比日本晚了十多年。慈禧、奕还等人认为，中国与西方“政体迥殊”，不能照搬，“若仿其议院之制”，势必造成“扰乱政治之大患”。他们匆匆忙忙便把崔国因的建议否决了。实际上，清廷所否决的不单单是一个奏折和两个奏片，而是葬送了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良机。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非但满族高官无立宪之愿望，即使是思想稍稍开通的汉族高官也从内心反对颁布宪法，实行宪政。当时，军机处颇受慈禧赏识的汉人军机大臣瞿鸿几，在清廷颁布试行立宪的前夕，广泛征求至亲好友，询问对这场新政应采取何种立场。其儿女亲家余肇康回了一通密函，可谓直言不讳。余氏之函曰：
止盦先生钧右：折弁回，奉手教，款款深情，溢于言外，敬闻命矣。大局系于全权，而属目尤在元辅。来书谓随在荆棘，是中国此后无复有康庄也。究竟如何挟持？尤而效之，其又甚焉。所谓仗义执言，乃如是耶？
近两大患，一在日本，一在学生，治乱存亡，胥于是乎在。而此中消息，则视夫宪政之行不行。一行，则更不可为矣。今宜一切新政为后图，而专力于富强二字。于何富？节流尤急于开源也。于何强？练兵倍重于兴学也。……[余敏斋《致止盦先生函》，（抄件），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资料室藏]
此函作者余肇康（1854-1930），字尧衢，号敏斋，晚号倦知老人，湖南长沙人。瞿鸿几之长子希马娶余氏之五女为妻，二人关系至为密切。其所谓宪政“一行，则更不可为矣”的观点，对瞿氏影响至深。瞿鸿几乃当时汉军机大臣中思想开通者，而对立宪却三心二意，其他军机处成员如王文韶、鹿传霖等更不必论。他们已经习惯了发号施令，颐指气使，受不了“万机决于公论”的约束。因此，清王朝的崩溃实在是咎由自取。
拒不吸纳新知识，新兴的知识分子群体没有形成
近代世界历史表明，国家之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知识分子群体之强弱及其参与决策的程度。一个愚昧的国家如不更新知识，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可以影响国家决策的知识群体，是注定要遭受屈辱，甚至会亡国的。
日本于维新之始，即提出了“求知识于世界”。他们一批又一批地派人赴欧美学习，如饥似渴地用西学来代替传统的儒学。新思想、新科学、新技术为日本列岛的飞速发展插上了翅膀。
中国情形却与此相反。以慈禧为首的统治者闭目塞听，视西学为邪门歪道。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庚子义和团事件，长达60年的时间里，中国知识界整体进步甚微。北京城里的读书人绝大多数依然是讲金石考据，跑琉璃厂，以讲西学为离经叛道。
当时，北京有一位很有名望的学者，名叫盛昱。晚清学人陈恒庆在《谏书稀庵笔记》中记曰：
宗室盛伯羲先生学问宏博，群呼为旗人中小圣人。作大司成，奖励后进，成均士风，为之一变。汉大成则为吾乡王文敏廉生。两人皆讲金石，讲考据，以故成均之士，讲汉学者居多。
文中的成均，指国子监；大司成，指国子监负责人祭酒。这位被称为“小圣人”的盛昱，人品端正，满腹经纶，政治上反对慈禧广植私党、多方揽权，但思想守旧得出奇。在光绪十四年底轰动朝野的是否兴修津通铁路争议中，他于十一月十二日呈递了一封《为津通铁路有害无利请旨停办折》，居然把津通铁路比作“洪水猛兽”。盛昱认为，西人铁路是为那些游荡于花天酒地之中，“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之人”而建造的。因此，他主张“路少害轻，路多害重，吾不知西人税驾之何所也。陈涉之徒，散在山泽闲者，其少也耶！彼都人士犹且厚自封殖焉。今铁路已开六十年，再阅六十年必败，吾已死，不及见。吾此字，必不灭，或有人收拾之，将服我之先见也”。
这位当时全国最高学府的“祭酒”对世界局势的估计如此隔膜，实在令人吃惊。此折递上后第三天，盛昱于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上了一道奏章，建议停止电灯进入禁廷。盛昱的思想很有代表性，它整整影响了晚清一代学人。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盛昱去世之后，王懿荣等代奏上书，请表彰其功绩。
王懿荣的代奏折是有关晚清国子监的重要史料，弥足珍贵。其中谈到戊戌年京城的变法运动如火如荼，而国子监为数众多的学子们皆笃守盛昱师传，居然没有一人参加到维新派变法的行列。可见，其思想对当时读书人影响何等深远。
晚清知识分子中，虽然也涌现了像康有为、严复、孙中山这样的先进人物，但是，总的说来，还是一个传统文人社会，尤其是最高决策层如此。以参与清廷决策的军机大臣为例，其成员满汉各半。满军机由皇室成员及慈禧所信任之亲贵担任，姑且不论。汉军机则是由有科举背景的“知识精英”组成。甲午战争之后，较长时间担任军机大臣的有翁同龠禾、瞿鸿几、鹿传霖、张之洞等人。他们中间大多数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知识分子，只有张之洞多少有些新思想。但是，张之洞的思想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桎梏。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清廷首次颁布推行立宪的懿旨后，次日，即下令官制改革。在讨论过程中稍稍触及了一点司法独立，张之洞迫不及待地两次致电京师。
第一通电报称，“鹿尚书：冰前接京城改官制电，本拟即复，因闻各省多不以为然者，故未敢首先提倡驳议。兹知各省已复齐，已于昨日电复。此乃二、三东洋游回学生，浅躁狂悍，剿袭不切题之成文，意欲破坏国家大局，实可愤恨；不意竟有数贵人一力主持，尤为可笑。此次内官改制，全赖止老默运挽回，功在社稷。外官纲纪，实关治乱安危，稍一不慎，大乱立起，不可救矣。发蒙弥祸，仍望止老。请转达。冰啸。”[张之洞：《致鹿尚书电》，（抄件），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资料室藏]
第二通电报称，“鹿尚书：冰昨（廿三日）漾电，论官制局司法独立一条，闻谬党狡辩坚持，诸大臣全不悟其居心蓄谋之所在。止老于此件议论若何？有挽回之望否？此皆东洋学生谬见。现在各报馆皆称，各学生为中国将来主人翁，存心叵测。将来裁判，必用东洋法政学生。是天下大权，全归于数百名学生矣。大患无穷，可危，可惧!此节务请转达止老。洞感。（廿七日）密。”（同上）
张之洞是最早主张大量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地方督抚，却对留学生带回的新思想、新认识极为仇视。由此电报不难看出当时清廷决策人物中之思想水准同西方国家的决策层简直不可同日而论。
思想文化落后，也导致了科技、军事的落后。晚清的洋务运动搞了多年，可是到了甲午年与日本交战时，清军水陆不堪一击。在东京大学的校史档案馆有关中国的卷宗内，我们曾看到日本“陆军战利品整理委员会事务所”保存的甲午战争缴获的战利品目录清单。该清单记载，在缴获清军武器中，居然绝大多数是古代兵器，有各种“铳剑、古代具足、军刀”等，其中以弓箭的数量最多。这些让人啼笑皆非的兵器反映了晚清王朝的国力与知识水平进展实在太迟缓了。
来源：《博览群书》2010年11期 孔祥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