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市是亚洲文化的一种特殊魅力，在我国内地、台湾和香港，夜市有各种便宜商品及地方美食，吸引着无数本地人与游客去游逛。
中国过去的城市，有严密的坊里制，本来没有夜市。西汉长安城，其城市规划严谨：“室居栉比，门巷修直。”《汉书》中记张敞曾令：“吏坐里闾，阅出者，污赭辄收捕之，一日捕得数百人。”里应当是封闭的，只有通过里门才能进出，有管理的吏去“阅出者”，而进行抓捕。到唐代建坊市制，所谓“坊”是将城市划分成封闭的地理空间，居民分区居住，相对独立。唐代早期管理严格，市要在日落前完结“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如汉代一样，黄昏按时关闭坊门，晚上宵禁。
但唐中期以后商业繁荣，晚唐打破坊市制限制，产生夜市，成为一种中国的民间文化。《长安志》：崇仁坊“一街辐辏，遂倾两市，尽夜喧呼，灯火不绝”。晚唐长安崇仁坊开始出现夜市，并逐渐发展到洛阳、开封、扬州等大城市，王建《夜看扬州市》诗：“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升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张籍《送南客》诗：“夜市连铜柱，巢居属象州。”均可见夜市的盛况。郑熊《番禺杂记》：“海边时有鬼市。半夜而合，鸡鸣而散，人从之多得异物。”原来到海边也有所谓鬼市，只在夜间有。
宋代工商业更为繁荣，当时的开封夜市兴旺，原来隋唐运河开通，汴河漕运的发达，汴州商业开始发达，“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由此可见，那时已出现了通宵夜市。开封在北宋定为首都汴京，宋太祖干德三年 (965年) 四月，下诏“令京城夜漏，未及三鼓不得禁止行人”。出现了从五更营业到天亮的“鬼市”，如：“潘楼……东十字大街，曰从行裹角，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可见开封已成为不夜城。
靖康年间，金攻陷汴京，灭北宋，孟元老写笔记体散记文《东京梦华录》，完稿于南宋绍兴十七年 (1147年) ，他自幼追随先人宦游京师，住在汴京城西的金梁桥西夹道之南，直到靖康之祸，一共住了23年。耳闻目染东京之繁盛，北宋亡后，避居南方，“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人桑楡，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在。”在亡国之痛中追述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城市风俗人情。其中有不少当年夜市的描述。孟元老记载：“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举目则青楼画阁，繡戸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皷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夜市直至三更尽，纔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寻常四梢远静去处。”那时夜市甚多，有“店铺夜市不可细数”之说。至于其买卖的食物，《东京梦华录》说：“出朱雀门，直至龙津桥。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爊肉，干脯；王楼前，獾儿、野狐、肉脯、鸡；梅家、鹿家，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曹家从食。至朱雀门，旋煎羊、白肠、鲊脯……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可见至今现代夜市也正是承接这些便宜小食传统。
北宋苏东坡就曾写诗句“龙津观夜市，灯火亦煌煌……不知京国喧，谓是江湖乡”，龙津是汴京一桥的名字，而这句也的确是描写汴京夜市，表达出开封夜市的灯火辉煌与喧哗。
金灭北宋后，宋室与中原人口南迁，南宋首都临安人口多达百万，大街小巷店铺林立，早市、夜市“买卖昼夜不绝”。还有各种小贩、货郎叫卖，非常热闹。据南宋学者吴自牧《梦粱录》记载，“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冬月虽大雨雪，亦有夜市盘卖。至三更后，方有提瓶卖茶。冬闲，担架子卖茶，馓子、慈茶始过。盖都人公私营干，深夜方归故也。”“大街关扑”有各种食物，以及“细画绢扇”。
到元宵节更为热闹：“十五夜，帅臣出街弹压，遇舞队照例特犒。街坊买卖之人，并行支钱散给。此岁岁州府科额支行，庶几体朝廷与民同乐之意……府第中有家乐儿童，亦各动笙簧琴瑟，清音嘹亮，最可人听，拦街嬉耍，竟夕不眠。更兼家家灯火，处处管弦，如清河坊蒋检阅家，奇茶异汤，随索随应，点月色大泡灯，光辉满屋，过者莫不驻足而观。及新开门里牛羊司前，有内侍蒋苑使家，虽曰小小宅院，然装点亭台，悬挂玉栅，异巧华灯，珠帘低下，笙歌并作，游人玩赏，不忍舍去。诸酒库亦点灯球，喧天鼓吹，设法大赏，妓女群坐喧哗，勾引风流子弟买笑追欢。诸营班院于法不得与夜游，各以竹竿出灯球于半空，远睹若飞星。又有深坊小巷，绣额珠帘，巧制新装，竞夸华丽。公子王孙，五陵年少，更以纱笼喝道，将带佳人美女，遍地游赏。人都道玉漏频催，金鸡屡唱，兴犹未已。甚至饮酒醺醺，倩人扶着，堕翠遗簪，难以枚举。至十六夜收灯，舞队方散。”
清明节又有一番热闹：“此日又有龙舟可观，都人不论贫富，倾城而出，笙歌鼎沸，鼓吹喧天，虽东京金明池未必如此之佳。酒贪欢，不觉日晚。红霞映水，月挂柳梢，歌韵清圆，乐声嘹亮，此时尚犹未绝。男跨雕鞍，女乘花轿，次第入城。”中秋节时亦非常繁荣：“此夜天街卖买，直到五鼓，玩月游人，婆娑于市，至晚不绝。盖金吾不禁故也。”
唐宋夜市，是中国城市里坊制的重要转型，汉代与唐前期之里坊，其格局如白居易诗所言：“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诸坊“棋布栉比，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城市都是四方井型，有墙包围，且晚上宵禁，坊门紧闭，人人不得出大街之上。如李合群所言：“这种严格的里坊制度以强化城市管理、防范盗贼为目的，却给市民生活、生产及人际交往带来了诸多不便，于是，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唐代中期以后，长安城内侵街建房、坊内开店、开设夜市等破坏里坊制的行为不断出现。”
夜市的出现，是在唐中期，有各种侵街、毁墙及不理夜禁的情况出现，随着经济发展及人口增多，这种严格管制的秩序无法执行，各种民办商业活动，在空间上延伸到不同的坊内，或在一些地点集中，时间上则延伸到晚上，终至夜市出现。宋代夜市已成，人人晚上再无限隔，自由流动，城市格局渐转变，为中国城市由王权操控的封闭型，转向庶民流动开放型的过程。夜市的繁荣代表了庶民自由流动的空间，渐产生了一种公众空间，公众空间的出现成为走向现代化的开始。
明以后城市的夜市也发展到古代社会的鼎盛阶段，因明代经济繁荣，对于商贾包容，平民若不走知识分子当官之路的，很多竞相从商，商业力量扩大，让明代的城市夜市更繁荣，成为大众化的夜市。普通市民的生活也逐渐奢靡，夜市除了买卖，也成为享乐的场所。明亡于清之后，清代康熙年间，天下大定，夜市也得到恢复，是明代夜市的继续，城市商业的繁荣与城市经济机能增强，清代发展更繁荣的城市经济。
然而清代北京有宵禁，防止盗贼隐藏在大街小巷之内，在北京很多街巷道口，设立了木栅栏。夜市也一时停止了，北京黄昏来临，鼓楼7点后敲定更次，九门提督衙门派巡更人出来巡街，日间繁华的市如“珠宝市”“大栅栏” (前门外路西廊房四条) ，在这时候关闭了栅栏，由“商团”自己请的园丁巡更，把守栅栏。至民国时期，1924年9月，九门提督衙门巡更才取消，1935年，珠宝市、大栅栏的关闭栅栏、巡更等宵禁活动也逐渐取消。
但夜市仍是出现，就是清末国势衰弱，管理松散，人民又在深夜时做买卖，前门大街已有夜市。北京也在一些地方出现鬼市，是买卖旧物之所在，一般名为“小市”。如东晓市于清代时在崇文门外药王庙逶西，半壁街南东，先以售卖沽衣为主，后也卖各珍奇物品，因皇室贵族的纨绔子弟，会将家藏古玩珍宝偷出换钱，更有假货蒙人。东晓市既是个旧货销售市场，又是各种行贩搜购原材料或商品的货源集散地。这就构成了“鬼市”的特点。
崇文门是一经济繁荣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教授郄志群指出：“在崇南经济带上各种商贸形式并存，有早市、夜市、灯市、庙会，成为坐商与行商的重要补充。清北京地方官府将崇外大街化为早市，崇外药王庙为果子市，崇文门、正阳门大街、珠市口三处夜市均按官府规定开市贸易。”
现代的夜市
现代城市建立以后，早期城市人口集中，在城市中心区旁边，黄昏开始各种小贩摆卖，渐成夜市，随着新城市建立，人口移向外围，旧城区集中了劳动阶层和移居的民工，旧城中的夜市占据了市中心附近一些历史性的道路，成为民工赚钱养家，以及购买便宜货品与饮食的地区。但因旧区的历史性及夜市的民间特式，夜市又成为游客晚上游逛之处而兴旺起来。
夜市是一个特有的民间文化公众空间。由于夜市原本是自由流动的聚合，不属原初之规划，在现代大都会各种永久性的规划中，具有流动与暂时的松动性，终使政府规划了夜市，其摊档仍是在不断改变之中，这种临时与散漫自在性，反而成为城市中特有的魅力，不论本地人或游客，都爱来感受在挤迫中那份悠闲自由。人们在夜市感受的是“自由”“释放”，或暂时脱离平日工作的劳累，且与同来逛夜市的大众产生一种融合的感觉，因而顾客们也不在意于拥挤、闷热的夜市中，与陌生人共享桌子，在各种看似随意摆放的矮桌、矮椅中吃不同小食，象征人与人的亲密性。
后期现代的临时城市主义
从理论来说，夜市可说是巴门 (Zygmunt Bauman) 等一批学者所谓的临时城市主义 (Temporary Urbanism) 。
巴门 (Zygmunt Bauman) 主张如今是后期现代 (latemo dernity) 的年代，他称为“液态的现代性” (liquid modernity) ，其特性是个体感到不确定感 (uncertainty) 及“内在私有化的矛盾感” (the privatization of ambivalence) ，就像液态流动不定，人的角色与社会地位常变化，生活不安定，他描述之为由固态到液态，后期现代化的混乱使人游移不定。固态的现代性是相信控制与秩序，人在这时期一切都有固定规则，一切都安定，而变化只是短期的，但后期现代性时代来临，社会形式瓦解，一切迅速变化，变化已成人生的常态。在液态化的无常中，城市也可有很多随时调动的变化，而适应这形态。
这就开始临时城市主义的探讨，彼得卑斯撒 (Peter Bishop) 及兰斯利威廉斯 (Lesley Williams) 写《临时城市》 (The Temporary City) 一书，特别提出在当今的城市，须有很多临时设计，他们认为：“临时城市是由个体设计的空间，……通过临时的活动，可容许个体在这企业控制的非人化世界中有空间……在21世纪，临时性活动可以给予我们自由创作性、流动流畅性及灵活性，由此也可抵制20世纪那种控制观点。”他们开始在一个城市空地中，流动地建起不同临时空间，做些小买卖、小艺术设计、小表演，甚至几个人看的小电影院等。与政府合作，使城市更方便及更有美感，成为一个更新城市的运动。
有趣的是，西方这种后期现代的临时城市主义，与中国夜市的实践是如此接近，夜市是在王朝后期社会松散时，人们每晚自发临时占地做买卖，且具有高度的自由性和创作性，早上即散去，确是临时城市的特点。夜市在唐朝后期已由中国人民自发创造了，是中世纪至近代的中国临时城市，且在现代已成中国城市的特有性格和市民创作的一部分。
来源：《北京规划建设》2018年第04期 梁燕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