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一个王朝比作人的话，那么都城就是指挥他行动的头脑。
无论是统一时期还是分裂时期，都发生过频繁的王朝更替。城头变幻大王旗，王朝的更替常导致都城的变迁。在所有的古代都城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长安（西安）、洛阳、北京、南京与开封。从地理分布与历史发展而言，这五个城市又可分为两大块：东西向的西安、洛阳与开封，南北向的北京与南京。
定都事关王朝生死存亡的大事，任何一个当国者都不会马虎待之。每一组的定都过程及其变迁都不是一蹴而就，甚至出现过往复徘徊的现象。两个地点都适宜建都，难有绝对的取舍，于是首都经常在这两个地方来回搬迁。这种搬迁并不是发生于王朝变更之后，有时在一个朝代里也存在短时迁移或同时两都并建的情况，比如隋唐时期，长安与洛阳两地。
从西周到唐代，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历朝统治者都会在长安与洛阳这两个地方打转转。就时间长度而言，长安定都的时间要长于洛阳，洛阳担任都城只有200多年时间。从唐末到北宋200年间，则是洛阳与开封的二选一时期，算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插曲。从元朝至今800年间，则是从北京到南京的徘徊时期。对于王朝的创立者而言，都城的选择不求最好，但求最适合。所谓最适合，也就是要符合一个王朝的利益诉求。或是选择位于或者接近经济发达地区，以就近取得粮食和生活消费品。或是选择位于或者接近赖以起家的根据地，以便较快巩固政权，并依靠都城所在地区去控制其他区域。
一个王朝选择都城，大都是以“相形取胜”等风水原则为重要依据。长安（今天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就是一个富庶所在，为历代君王所看中。早在战国时代，关中地区就被苏秦誉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关中之地，占天下人口三分之一，但财富占天下六成。
唐代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天下之中则是洛阳。从西周到唐代的历朝君王，都有在洛阳建都的事实或打算。虽然王朝领土范围的中心位置是建都的理想位置，但有时却不一定是最合适的现实位置。“居中”还是“不居中”，都是相对而言，并不容易确定。在五大古都中，只有洛阳、开封稍为居中一点，北京、南京、西安都不居中。作为一个王朝的创立者，除了理想以外，他在选择都城时，还要考虑到政治军事经济等诸多因素。于是，长安就成为首选之地。
长安是历史上第一座被称为“京”的都城，也是历史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周文王时就定都于此，筑设丰京，武王即位后再建镐京，合称丰镐。丰京和镐京隔沣河相望，是一个城市的两个分区，它是关中最早兴起的第一个大城市。
进入战国，秦国先迁都栎阳，后退到咸阳。咸阳背原面水，控制着关中东西水陆交通。结果项羽的一把战火，将八百里阿房宫化为灰烬。刘邦起家于关中，但他的那些追随者们大多是关东人。按照项羽的逻辑，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于是，那些得了富贵的关东人都劝刘邦以洛阳为都。只有谋士张良劝刘邦接受娄敬的建议，定都关中，因为关中沃野千里，形势险要，可凭着南、西、北三面的地理险阻进行守卫，独开东面去制服关东诸侯。刘邦在这件事上，做出一个相对正确的选择。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正式定长安为国都，长安发展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史上共有十三家王朝定都于长安，分别是西周、秦、西汉、东汉（末年）、隋、唐等王朝。而洛阳在建都朝代数量上略逊一筹，共有九个朝代。它们是东周、东汉、曹魏、西晋、隋（炀帝）、唐（包括武周）、后梁、后唐等朝代。
之所以说刘邦做出的选择，是一个相对正确的选择。是因为西汉（包括后来的隋唐）在北方和西北方面临匈奴、突厥那样强大的草原民族的威胁。而长安靠近边疆要塞，是链接内地与西域的纽带，是所在王朝经营西域，防备草原民族的一个军事缓冲区。在中国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向来比南方少数民族要好斗，具有更强悍的侵略性，他们常常“不安分”地从游牧区南下侵扰到农耕区，像是从北方高原席卷而下的一阵风，给农耕文明区的民众带来了无尽的烦恼与痛苦。相对而言，建都北方势必将大一统帝国的政治和军事重点投在北方，这样可以迅速地就近调集军事力量来应对。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秦汉时期的关中地区修建了郑国渠、白渠、六辅渠等水利设施，使这一区域沃野千里，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供养大批脱离生产的军队和官吏。随着关中地区人口的过度集中，造成当地自然环境的逐步恶化，再加上政治中心在战乱之际又常常沦为主战场。最后，长安的经济优势终于一去不复返。到了唐朝，虽然长安城的繁荣达到了极致，但是关中却常闹饥荒，粮食已经不敷食用，皇帝常常带着大臣不远千里去东都洛阳就食。
如果说，长安是以政治军事立都，那么洛阳则是以经济交通的优势立都，位于天下之中，有漕运之利。洛阳在西安以东几百公里，北临黄河，是一个小盆地，三面丘陵，地理位置较西安更为适中。据司马迁《史纪·周本纪》记载，西周初年，周公经营洛邑，赞美这里居“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是帝王建都最理想的地方。居天下中心，让全国各地来京师进贡纳赋的里程大致相等，并便于都城与全国各地的联系，确是历代开国君主选择都城时考虑的一个基本原则。
洛阳位于关东和关中两大利益集团的接合部，素称四战之地，周围低矮的丘陵不足以作为长期抵御的凭借。而且，盆地面积较小，农业资源无法与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相比。另外，离各游牧民族政权所在地区和丝绸之路较远，有鞭长莫及之感，也不便于开疆拓土和开展外交和国际贸易活动。在西汉时代，洛阳的地位是无法与都城长安相比的。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一反旧制，定都洛阳，为的是经过两汉之际的战争破坏，长安宫室荡然，生灵涂炭，难以迅速修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刘秀主要是凭借着关东地区的经济、军事力量而夺取天下的，他和他的主要将领出生于关东的南阳和河北地区，定都洛阳，靠近他们的故乡，并可以凭借关东实力去控制关中。
隋炀帝杨广在位期间大多数时间都驻留在东都洛阳，洛阳取代大兴城成为实际上的都城。唐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治中心在长安和洛阳间频繁变迁，尤其是武则天执政期间，洛阳一度被称为“神都”。武则天这么做也是出于政治需要，她为了打压关陇士族，将都城由长安迁至洛阳，以降低长安的政治地位，避免自己的皇权受到集团势力的牵制。
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对山东地区（即崤山以东黄河下游地区）而言是居高临下，起着明显的控制作用。而这一地区又有四塞之固的地理优势，即使控制不了东方，也能据险保守独立。洛阳则没有这个优势，万一四方叛乱，则难以保全国家政权。这是控内。而对于御外而言，由于唐朝以前，中原王朝的主要外敌威胁来自西北，对于强盛王朝而言，首都偏于西北有利抗敌自保。到了宋以后的外患则来自正北或东北，所以首都的定位也要受到影响而发生变迁。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守卫北部边疆的大将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安史之乱，关中和长安陷入战争，长安渐趋衰落。唐末，把持朝政的军阀朱温强迫长安市民集体东迁洛阳，长安变成了瓦砾堆。
唐末至五代，政治中心由长安迁至洛阳，又从洛阳迁至开封。开封（汴梁）本是唐代的汴州，五代时期先后为梁、晋、汉、周四个政权的首都。经历代帝王悉心经营，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颇具帝都风范。不过，开封周围没有山河之险，又是历史上战争很多的四战之地，不容易防守，因此北宋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本人对建都开封并不满意，他心目中的建都之地仍是自古帝王都选作都城的长安和洛阳，几次有往西迁都之意。
他之所以最终没有迁都，最主要还是因为吃饭问题。定都开封可以就近得到江淮的漕粮和物资，这是长安和洛阳都比不了的。大将李怀忠劝赵匡胤不要迁都，所说的就是这一番道理。他说：“开封有汴渠（即大运河）之便，每年可运江淮粮食数百万斛（十斗为一斛），京师兵将几十万人都要吃江淮粮食，您居住洛阳，到哪里去取江淮的粮食呢？”
中原王朝定都之地的变化，也反映了中华文明边防线内收缩的趋势，以及政权对东南财赋的依赖。在很多朝代中，洛阳常常扮演了长安的陪都的角色。
到了明代，朱元璋定都南京，有着个人的诸般无奈，也有着时代的背景。朱元璋之所以没有坚定地选择在南京建都也是出于战略上考虑，南京从地理位置上看偏于江左，离中原非常之遥远，在全国统一的形势下难以对中原和全国进行有效的统治。再加上有人在他面前嘀咕了一句，南京之地“六朝国祚不永”。也就是说在南京建都的王朝都是短命的，这魔鬼般的咒语一直缠绕着他，令他迟迟不愿下决心在南京定都。就算是在这里当了将近三十年的皇帝，他还是不甘心将自己的朱家王朝永久地置于此处。
长期生活在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的人，一般是不愿意轻易改变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环境的，因为举家搬迁不是一件轻易的事。一个王朝，要在一个新的地方建都，或将都城迁到另外一个地方更非易事。这不仅是因为不容易选择到各方面较旧都城更适宜建都的城址，主要也因为建设一个新都城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对一个尚未巩固的新政权来说，这是一件影响民心向背的大事，朱元璋也不得不认真考虑。
其实选择南京作为都城并没有什么不妥，此时中国经济中心和重心已经南移，当时“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也就是说，南京是当时东南与南方各省经济的枢纽，是全国经济的中心，有如此得天独厚的物质基础为背景，南京作为大一统帝国的都城就绝不会有物质经济之忧，这是定都北方所绝对无法与之比拟的。
元朝以后，北京代替开封担任统一王朝的首都，可以说主要是在民族斗争的背景下产生的。来自蒙古草原的铁骑，以及来自白山黑水的女真族，它们的根基分别在蒙古和东北，定都北京，以北制南，进可攻，退可守，这和秦朝定都大本营咸阳是同样的道理。中央集权的国家，难免会有亲疏之别。有些地区是嫡系，有些只能算是旁系。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有两个原因：一是北方草原民族虏患不绝，建都在北京，便于就近制御。明成祖在即位以前是驻守北京负责保卫北部边防的藩王，对此有深刻印象。因此，他夺取皇位后，迁都北京，不仅以天子坐镇边疆，还多次率重兵深入蒙古草原纵深地带，消灭蒙古军的有生力量，使之不能威胁明朝。此外，北京是成祖赖以起家的根据地，政治上比较可靠，选此为都也比较安全；二是由于“靖难”之役，朱棣在南京杀人太多。建文帝的支持者，多半是江南士族，朱棣对他们大开杀戒，因此结怨于江南。再继续呆在南京做皇帝，已经失去执政基础。因此他从取得皇位的那一天起，也就有了迁都的打算。
来源：《文史天地》2018年02期 宗承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