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宋朝，当上了宋太祖。这件事几乎所有宋代像样儿的史书，都用同样的词语记载了赵匡胤的这次兵变。大概的意思是说，赵匡胤事先毫不知情，一切都是手下人干的。事实真的如此吗？
故事的权威版本大概是这样：
公元959年，后周世宗柴荣病死，继位的恭帝年少只有7岁，因此当时政治不稳。公元960年正月初一，北临契丹的镇州（今河北正定）、定州（今河北定州）前线两大军事重镇同时传来消息，说契丹将要大举南侵，盘踞在河东地区的北汉小朝廷也裹挟着发兵南下，非要和后周拼个鱼死网破不可。朝廷连夜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最后决定由殿前都点检赵匡胤挂帅北上，迎击来犯之敌。
事不宜迟，第二天一大早儿，赵匡胤便先派出担任殿前副点检的老将慕容延钊率前锋北上。初三，赵匡胤亲自率领的主力大军浩浩荡荡出了爱景门，行军四十里，到达了汴京往北的第一个大兵站——陈桥驿（令河南新乡封丘陈桥村）。
这天傍晚，先是略通天文的军士苗训“见日下复有一日，黑光久相磨荡，指谓太祖亲吏宋城楚昭辅曰：‘此天命也！’造起声势。”什么叫“日下复有一日”？其实这只是一种日晕现象，但从苗训嘴里说出来味儿就变了：底下那个大太阳就要吞掉上面那个小太阳了！这番议论迅速在军士当中传播开来，接着是军士们“相与聚谋”，要拥立赵匡胤为天子，为首的赵普、赵光义、李处耘、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商议之后，于次日凌晨冲进赵匡胤休息的军帐，不容分说，便将一领黄袍披到了“醉卧，初不省”的赵匡胤身上，逼迫他必须答应众将士的要求做个新朝天子。赵匡胤“被逼无奈”，只得向众人提出了交换条件：“小皇帝和太后都曾是我侍奉之人，公卿大臣都曾是我的同僚同辈，满城的百姓都是无辜黎民，你们不许乱杀一人。否则这个皇帝我宁可不做！”众人心照不宣地答应了他的条件，于是大军开回汴京城，上演了一出政权更迭的历史大戏。
不论是正史还是野史笔记，对陈桥兵变的前期准备工作都没有做具体的交代，让人看起来很像是事先无组织无预谋的突发事件。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说：“春正月辛丑朔，镇、定二州言契丹入侵……周帝命太祖领宿卫诸将御之。太祖自殿前都虞侯再迁都点检，掌军政凡6年，士卒服其恩威，数从世宗征伐，立大功，人望固已归之。于是主少国疑，中外始有推戴之议。”
按这种说法，赵匡胤的兵变完全是出于朝廷内外那些“服其恩威”的人策划的，他本人根本就不知道，糊里糊涂被人胁持当了皇帝。
宋人王明清的《挥后录》说：“太祖受命北伐，以杜太后而下寄于封禅寺。陈桥推戴，韩通闻乱，亟走寺内访寻，欲加害。主僧守能者以身蔽之，遂免。”（韩通是后周唯一一个誓死忠于旧主的大将，当天遇害。）如果赵匡胤真没打算搞政变，为什么预先要把家属藏在寺庙里？
既然如此，那么所谓契丹大举入侵、北汉发兵南下的说法，肯定是赵匡胤和他的同谋者为政变所做的铺垫无疑，是彻头彻尾的谣言。甚至连慕容延钊率兵先发，都是赵匡胤等人预先谋划好的，因为慕容延钊是个忠于周王室、敢于并且有能力和赵匡胤抗衡的后周老将，不把他打发出汴京，局面就很可能失控。果不其然，赵匡胤撤回到汴京后，没有受到任何有效的抵抗，统共只杀了一个不怕死的韩通，便顺顺当当地当上了皇帝，至于“北上抗击契丹”的“头等大事”，自然也没有人再提了。
陈桥兵变肯定是个阴谋，而背后的主谋当然就是赵匡胤本人。大概宋朝的史家也觉得这种从孤儿寡母手里夺取天下的手段不很光彩，因而为尊者讳，变着法儿要说得好听点儿。其实，在夺取政权这种事情上，有几次是不耍阴谋的？然而，如果我们抛开道德的评判，在所有的朝代更迭中，黎民百姓受害最轻最少的，却又是宋代。
我们可纵观一下，秦末混战，死了多少人？三国到晋朝的大混战，死了多少人？李渊起兵，死了多少人？而赵匡胤夺权，却只死了韩通一个，还赠了他一个中书令，“以礼葬之”。其余所有的后周大臣将帅，只要不坚决反对新朝，该当什么官儿还当什么官儿，有的甚至还升了官儿。至于京城的老百姓，则是“市不易肆”。
陈世崇在《随隐漫录》里说，赵匡胤从陈桥驿回到汴京的时候，门侯班的陆、乔两位警备队长认为他谋反而拒不开南门，赵匡胤没气没恼，命令大部队绕到北门进城。陆、乔二人誓不投降，双双自缢而死。赵匡胤亲自来到值班室，面对两位义士感叹道：“忠义孩儿！”命人为他们建了一座庙，赐名“忠义庙”，接着组建了一支贴身卫队，取名就叫“孩儿班”。孩儿班的打扮和所有军人都不一样：帽后飘着两条彩带，一条为红色，表示一颗红心拥护大宋;另一条为粉青色，表示为后周世宗柴荣“持服”（就是服丧）。这胸怀在整个儿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从此以后，持续了五六百年的武人强权时代宣告结束，老百姓终于过上了相对和平安定和很少有战争的日子。
来源：《兰台内外》2010年02期 李之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