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之旅 秘密航程
1941年夏，邓稼先从四川江津国立第九中学毕业，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
进入联大物理系学习，对于日后邓稼先担当我国核武器事业拓荒重任起到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从联大毕业后，邓稼先在昆明的培文中学与文正中学教了一年数学。1946年秋回到了已阔别6年的古都，此时，他已被聘为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助教。
1948年夏，邓稼先考取了留美研究生，赴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深造。1950年6月下旬，留美科协在芝加哥城北的邓肯湖畔举行年会，主要议题自然是围绕着新生的祖国。邓稼先与另外100多位各分会的代表一起，尽情抒发对新中国的憧憬、向往，畅谈自己的宏愿、抱负。尽管远隔千山万水，可大家纷纷向祖国母亲敞开了火热的胸怀。从邓肯湖畔回到普渡校园，邓稼先即开始写作博士论文。仅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他便写成了题为《氘核的光致蜕变》的学位论文。8月15日，论文答辩顺利通过。领取了博士学位证书。
8月29日，即邓稼先获得博士学位后的第9天，他便冲破层层阻挠，并谢绝了导师好意的挽留，和另外190多名中国留学生及学者一道，乘“威尔逊总统号”轮船辗转回国。
1950年10月，26岁的邓稼先进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的研究，任助理研究员。
1942年12月2日，美国建成世界上第一座原子反应堆，标志着人类从此进入了“原子时代”。紧接着，1945年7月16日，美国人爆炸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苏联人在1949年也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1952年，美国又制成第一颗氢弹……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原子核理论研究却基本上是一个空白。邓稼先和一批刚出校门的青年人跟随于钱三强、何泽慧、王淦昌、彭恒武等中国当时最优秀的原子科学家之后，进行着开拓性的工作。1951年第2期《中国物理学报》上发表了邓稼先的文章:《关于氢二核的光致蜕变》。他又分别与何柞麻、徐建铭、于敏等人合作，在1956年至1958年的《物理学报》上相继发表了《β衰变的角关系》《辐射损失对加速器中自由振动的影响》《轻原子核的变形》等论文。1952年，邓稼先晋升为副研究员，并担任了原子核理论研究组的组长。1954年他担任了中科院数理化学部副学术秘书，协助钱三强学术秘书和吴有训副院长的工作。被前辈科学家亲昵地称为“娃娃博士”的邓稼先，迅速地成长起来。
1945年，美国人向日本的长崎、广岛扔下两颗名为“胖子”与“瘦子”的原子弹，世界被震惊了。虽然被惩治的对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之一，然而整座城市被毁，几十万市民遭殃，受害最大的依然是人民。科学家早已预言的原子弹毁灭人类的惨剧，终于发生了。最先拥有核武器的美国政府，得意忘形地挥舞着核大棒，肆无忌惮地进行威胁、恫吓，它曾狂妄地叫嚣要以核爆炸的音响效果作为其外交政策的语言。而当苏联人建立了自己的核武装之后，它又将核讹诈的矛头对准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11月底，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侵朝美军的“总攻势”惨败之后不久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扬言，一直在积极考虑在朝鲜使用原子弹，是否使用原子弹由战地的美军领导人决定……1953年1月，继任的艾森豪威尔在他的竞选演说中声称，美国必须用自己的核优势对中国、苏联进行大规模的核报复。当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绝密备忘录记载:艾森豪威尔曾提请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用核武器结束旷日持久的朝鲜战争。1954年，美、英、法等国在华盛顿开会，计划对支持越南解放斗争的新中国作出“核反应”……面对战争狂人频繁的核威胁、恫吓，经历过急风暴雨的中国人民，镇定自若，坚强不屈。当然，也不是“视若无睹”。原子武器的强大的杀伤力，尤其是它的强大的威慑力量，早已受到新中国领导人的重视。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地质学家李四光、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及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到会就我国当时的核科学研究状况，铀矿资源以及核反应堆、原子弹原理等方面的问题作了专门汇报。
在这次会议上，原子能事业被排上了新中国建设的时间表。在1956年4月2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在题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8年8月的一天，当时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找到邓稼先，告诉他我们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想请他参加这项工作。虽然钱副部长用的是隐语，但是敏感的邓稼先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的脑子飞快地转动着：原子弹、氢弹、核武器……他不禁激动万分，五内沸然，党把这么重大、机密的任务交给他，说明了对他的无限信任，是无尚的光荣。除了拼尽全力，鞠躬尽瘁而为之，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同时，对于自己能否胜任这项无比艰巨的任务，又感到有些忐忑不安。当晚，他通宵未眠。虽然因为有保密的规定而不能直说，可他还是接捺不住向妻子婉转地吐露了自己的心声：“我要调动工作了，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第二天，邓稼先就被调入二机部刚刚成立的核武器研究所，担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研制的理论设计工作。从这一天起，他从近代物理研究所“消失了”，他的名字也不再出现于公开场合和公开出版物上，直到漫长的28年之后。
迎难而上 奥秘解开
“得令”之后的第一件事是“调兵遣将”。邓稼先用了数个月的时间，从北京和全国各地名牌大学中挑选了二三十名优秀毕业生，组成了一个年轻旺盛的战斗集体。在京城北郊的一片高粱地里，他们追不及待地跟建筑工人一起投入了兴建核武器研究所的基建劳动。为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编织摇篮。
最初的计划是向苏联专家学习，走仿制的道路。白天，邓稼先光着膀子在工地上同大家一道苦干实干，为迎接苏联人即将援助我们的原子弹教学模型修建模型厅，铺马路，盖办公室……晚上，为了更好地理解、掌握苏联专家将要传授的复杂的理论和浩繁的资料，他还要抓紧时间看书、学习直至深夜。
很快地，模型厅、办公室建成了，路也修好了，最早的苏联专家也来了，然而却百般挑剔，说墙的高度不合保密条件，窗子要加铁栏杆，路也修得不好，等等。于是大家按他们的要求进行重新加固，甚至推倒重来，加班加点，日夜苦干，直到使他们满意为止。然而，专家们却迟迟不肯进入正题。向他们请教研制原子弹方面的问题，他们总是吞吞吐吐，或者答非所问，甚至有时还会无端发怒。邓稼先和他的伙伴们翘首以待，望眼欲穿，可是等到的却是中苏关系急剧地恶化。终于，1959年6月，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了全部协议，撤走了全部专家，那颗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据说将有一车皮之多的俄文资料永远也不会来了。当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刘杰找来了邓稼先，神色严峻地告诉他：“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原子弹理论设计得靠自己干了。”其实，这一天的到来，邓稼先多多少少已经预料到了。
中央下定决心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原子弹研制，就定名为“596”工程，意思是要从1959年6月苏联政府撕毁协定之日起，走上独立研制的道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爽朗地鼓励大家:“你们大胆去干，干好了是你们的，干错了是我们书记处的。”这一变故自然也给邓稼先的肩头平添了数倍的重量：几乎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他被不折不扣地推上了“中国的奥本海默”（美国原子弹之父）的位置，带领科研人员开始了极其艰难的探索与开创。
邓稼先手下的那些“兵”，虽都是从各大学刚刚毕业的“尖子”，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是学核物理的，要帮他们从最基本的东西开始学起，原子核、质子、中子……书肯定是要读的，但关键是应如何去读。早先有个苏联专家曾开列了几十本书，说是把它们全部读完之后，才能提造原子弹的事。邓稼先知道，果真按此办理的话，几十年也造不出原子弹来。他凭着自己的学识与悟性，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果断地确定从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这3个方面去探索原子弹理论设计的奥秘。后来的实践证明，把这3个方面作为主攻方向是非常正确的，它避免了大量盲目的探索，大大地节省了时间与精力，它是以后研制工作进展顺利的极为重要的保证。可以说它是我国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中的一个里程碑，也是邓稼先在原子弹研制工作中的最重要的贡献。
有了正确的主攻方向并不等于马上就能取得成果，摆在理论部的同志们面前的仍有数不清的困难。邓稼先提出的口号是，边干边学!开始时，他们读的主要是：柯朗的《超音束流和冲击波》、戴维森的《中子运输理论》、泽而陀维奇的《爆震原理》以及格拉斯顿的《原子核反应堆理论纲要》这4本书。这些书并非是人手一册，像《超音束流和冲击波》一书，他们手里只有一本钱三强教授带回来的俄文版本，找遍北京的图书馆没有第2本。他们的办法是大家围着长桌集体阅读，一人念，大家译，读一章，译一章。连夜译，连夜便刻写、油印出来。此时的邓稼先，既是领导，又是老师，有时还是学生。为了弄懂一个问题，他常常彻夜不眠，早上用冷水冲冲头，便匆匆开始讲解。有时备课到凌晨，他便头枕两本书，在办公桌上凑合眯一会眼，随即又开始紧张的一天。在那些日子里，邓稼先满脑子都是书里的东西。有一次他骑车回家，摔进了路边的水沟，爬起来后迷迷瞪瞪地又折回了办公室，他手下的那些姑娘、小伙子们见他如此狼狈，赶紧跨上自行车，簇拥着“护送”他回去。常常是，他到家已过了半夜，宿舍大门早已关上，护送的小伙子们便托起他翻过铁丝网，再把自行车举起来，递进去。
正当邓稼先带领着他年轻的“兵”进行艰苦卓绝的攻关的时候，中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持续的超负荷的脑力劳动本来就十分消耗体力，再加上粮油紧张，肚子便常常要闹“饥荒”。然而，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毫不懈怠，紧张忘我地工作着。早上8点以前他们便来到办公室，晚上l0点以后还不肯离开，有时，领导来“赶”也“赶”不走。
1960年春，他们开始寻找一个非常关键的参数，也是一个高度机密的参数，任何国家都对它保密。以前曾请教过一位苏联专家，他随口说了一个数值，为了加以验证，邓稼先他们先后进行了多次计算，费时近一年。然而9次运算的结果，都与苏联专家所提供的数据大相径庭，究竟孰是孰非？一时似乎难以找到明确的答案。为了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中央决定调第一流的科学家前来支援，全国都向原子弹研制工作开绿灯。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前来助阵，邓稼先感到非常振奋。他崇敬地称他们3人为“三尊大菩萨”。同时，大批优秀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及熟练工人迅速地补充到研制队伍中来，他们不仅业务好，思想也好，政治上可靠。邓稼先曾夸他们是“个顶个地棒!”这些强有力的措施，推动了研究工作更好地向前发展。经过进一步的验证，表明：邓稼先他们9次计算所得出的结果是正确的，而苏联专家所说的数据则是错的。
1961年夏，中央要求加快原子弹研制的速度，争取不迟于1963年把初步设计方案拿出来。工作达到了极限，白天不够用，晚上挑灯夜战；一周6天干不完，连星期天也搭上。每一周都要开讨论会，不论是著名科学家，还是初出茅庐的小青年，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有时还争得面红耳赤。一个个假想、猜测在争论中形成，他们造出了一系列在文献上找不到的公式，列出了许多异常复杂的方程组。而要解这些问题。同样远非易事。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称他们所计算的对象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尽管国家已把当时唯一的大型计算机安排给他们使用，可他们手里同时还使用着落后的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甚至还有古老的算盘。
邓稼先和大家一起，不分昼夜地捕捉着原子弹的踪迹。困了，趴在床上打个盹，接着再算。有一次他伏在办公桌上睡着了，1米80的大个头，重心不稳，一下子摔在地上，可他竟没有醒，反而越睡越香；还有一次，他指导青年人写理论计算报告，讲完了之后，他自己却站着睡着了。
他全面掌握着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3个组的研究工作，又亲自领导其中的第三组，主持“高温高压下物质状态方程”的研究。当时，由于保密的原因，国外从不发表有关核材料的状态方程。而国内当时的条件，也无法去模拟出一个像原子弹爆炸那个瞬间的高温高压状态。邓稼先领导4个年轻人，绞尽脑汁，夜以继日地进行研究、推算。他指导科研人员先从已发表的其它金属材料的状态方程中，推出了低压区铀的状态方程。继而创造出一套独具特色的外推法，由此求出了高温高压下核材料的状态方程，并巧妙地与低压状态的方程连接，得出了相当大区域内完整的状态方程，满足了理论设计的要求。在没有任何实验条件的情况下，推算出高温高压下核材料的状态方程，是邓稼先在原子弹攻关过程中科研上的重大贡献之一。
接着，中子运输，流体力学问题，一个个谜团相继被解开，开启原子弹奥秘之锁的钥匙终于找到了。
1962年9月，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诞生。1963年，原子弹总体计划完成，39岁的邓稼先在上面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姓名。
红云腾空 两弹震撼
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的戈壁荒漠上，120米高的铁塔托举着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巍然矗立，从70公里以外用肉眼便清晰可见。下午3时整，随着启爆零时的到来一道强光闪过，一个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直冲云天，好像升起了半个太阳。数秒钟后，一声天崩地裂般的惊雷震呐长空，气浪奔涌，排山倒海，令人心魄悸动……
成功了！邓稼先与战友们像一股潮水似地涌出地下室，立刻响起了如雷的欢呼声。大家激动、兴奋地相互拥抱、跳舞，有的人甚至在地下打滚。邓稼先头戴护目镜，眼望那朵倚天接地、壮观无比的蘑菇云，流下了幸福的热泪。
当天，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庄严而又兴奋地宣告：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成功地在西部大沙漠上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核大国对中国实行核垄断、核讹诈的历史从此结束了!中国试验核武器是为了消灭核武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整个世界被震撼了!
1963年9月第一颗原子弹总体计划完成并上交中央专委后，中共中央立即指示邓稼先所领导的理论部，集中全部精力，投入氢弹的研制工作。
氢弹，又称热核弹，它爆炸时所需的高温(高达1000万度)由原子弹的爆炸来提供，氢弹的威力则远远超过原子弹。1945年美国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的威力相当于2万吨梯恩梯炸药，而1952年它试爆的第一颗氢弹的威力，则相当于1000万吨梯恩梯。一颗氢弹足以毁灭一座城市。
和原子弹攻关的情形一样，研制人员进行民主讨论，群策群力。经过充分的酝酿与热烈的研讨，大家提出了好几种方案，邓稼先从中归纳出3个方案，由3位副主任带领，兵分3路进行计算。
1965年夏，于敏副主任带领一个小组奔赴位于上海郊区嘉定的中科院华东计算所，利用那儿的一台大型计算机进行计算。经过两个月的苦战，终于有了苗头。于敏立即拨通了长途电话，用隐语将这一喜讯告诉了邓稼先。邓稼先第二天就带人由青海经北京飞往上海。他们和于敏小组又干了一个月，通宵达旦地计算、分析、讨论，终于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方案。1965年冬，氢弹的理论设计进入最后阶段。邓稼先组织大家反复分析技术难点，寻求解决的途径。他经常亲自进计算机房，晚上，或者在机房的地板上和衣而卧，稍事休息，或干脆彻夜不眠，跟几位副主任一起突击、苦战。终于，一套经过充分论证的氢弹方案形成了。这就是后来外国人所称的“邓——于方案”。
1965年底，中央批准了氢弹研制方案。
1966年5月9日，第一次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成功。
1966年12月28日，验证氢弹原理的核试验成功。
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央专委决定，按此理论方案，直接进行全当量的氢弹试验。
然而就在此刻，“文革”开始了。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一个有着强烈事业心、有成就的神经解剖学专家，被造反派戴上“黑线人物”的帽子，人被揪斗，家被抄，两个孩子没人管……核武器研究设计院里，也成立了好几个“革命群众组织”，一些领导和老专家受到批判、打击。
此刻，邓稼先的心中只有氢弹。面对研究院中几派群众日益分裂，研制工作受到冲击的状况，他感到焦急万分。现在可正是最关键的时候，而且据说法国人也在加紧研制氢弹。邓稼先怀着一片赤诚之心，一腔热血，到群众中去进行反复说服、劝解，并召开了动员大会。终于，在“抢在法国人之前造出氢弹”的口号感召下，邓稼先把陷于派性斗争的研制人员又统一到一起。研制人员暂时放弃了派别之间的矛盾与成见，平心静气、紧张协调地讨论、研究、计算，为氢弹研制作最后的冲刺。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世界又一次被震撼了。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惊呼：中国的氢弹爆炸“推翻了美国军事计划的时间表”；《每日快报》则称：“这使美国和俄国人都感到狼狈”。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的时间；苏联人用了4年，英国人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人用了8年零6个月；而当时经济技术条件还十分落后的中国，却仅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在这一使全世界都感到惊诧的纪录后面，饱含着邓稼先和他的战友们多少汗水甚至鲜血啊！
病疼缠身 痴心不改
1972年，邓稼先担任了核武器研究设计院即九院的副院长。这之前，除理论部主任外，他还曾担任过核武器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1979年，邓稼先又担任了九院的院长。地位变了，责任重了，可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对己严格待人宽，身体力行，勇先士卒。哪里有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开启有放射性剂量的密封罐时，他在；产品总装插雷管是最危险的时刻，他也在。他那高大的身躯和憨厚的笑容，成了现场工作人员的有效的镇静剂。
“干我们这一行，责任太重大了！”这是邓稼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一次试验的成败，关系到几千万元的投资，几万人的工作，任重如山。平时每分钟心跳七八十下的他，一到试验场就高达每分钟一百二三十下，血压也直往上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心提到嗓子眼上。”每次试验前，他都吃不好，睡不好，惦记着那比蛛网还要复杂万倍的控制、测试和监视系统的电缆以及仪器设备的成千上万个环节，唯恐哪一个环节会出什么问题。他时时刻刻牢记着周恩来总理所制定的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他深知，任何一个小问题或不起眼的隐患，都有可能酿成弥天大祸。
氢弹试爆成功之后，邓稼先继而带领科技人员致力于研制新的、实战性能更好的氢弹。在这一时期，邓稼先又在技术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许多关键的技术与设计都是在他的亲自参与下提出与解决的。
为了能用更精良的武器装备部队，邓稼先四处奔走，一次又一次地深入加工车间。有段时间，他几乎天天都接触放射性物质，因而受到核辐射的损伤也就在所难免了。有一次，采用一种新型材料。第一次加工试验时，邓稼先和少数几位同志在帐篷里开密封罐看测试结果，不料这种新材料的性能十分好，超出了预期的效果。这样一来，原来的防护措施就不够用了，邓稼先他们一下子受到了超出允许剂量数百倍的辐射！
在我国已经进行的前32次核试验中，邓稼先亲自参加和组织指挥的有15次。人们都称他为“福将”，因为凡他主持的重大决策，均无一失误。然而，为能有这样的成绩，邓稼先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冒过多少次风险，又受到过多少次超剂量的核辐射，谁能数得清？
只要到了试验现场，无论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无论是否需要他亲自出马，无论是不是他的责任，他都感到义不容辞。他已超然物外，常常忘了自己是一个大科学家，是举足轻重的研究院院长。他只想着要弄清疑点，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尽量避免可怕的祸患。1979年的一次核试验中，出现了一个偶然事故。为了查明出事地点与事故原因，先派出100多名防化兵前去搜寻，但始终没有找到。考虑到事故可能产生的后果，邓稼先决定亲自去找。在场的同志们都反对他去，基地的司令员也出来阻挡，说：“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但是邓稼先没有听从战友们好心的劝阻，他决定立即上车。车开到事故地区的边缘，邓稼先要汽车停下来，他自己下车独自前往危险区查寻。他对坚持要与自己同行的一位副部长和司机大声喊道：“你们站住！你们进去也没有用，没有必要！”事故终于查清了，事先推测的，出现严重后果的可能性也排除了，可邓稼先自己却遭受到难以数计的放射性钚辐射的伤害。几天以后，邓稼先回到北京住进医院作检查，结果表明，他的尿液里有很强的放射性，白血球内染色体已经呈粉末状，白血球的功能不好，肝脏也受损。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是不正常的。这次事故是邓稼先健康状况的一个巨大转折，如此强烈的核辐射对身体的伤害是现代医学水平所无法补救的。对此，邓稼先自己当时很可能也意识到了，他很可能已经预感到自己剩下的时间不会太长了。因而，从那以后，他更加拼命、忘我地工作，更加珍惜宝贵的时间。
在生命的最后数年，邓稼先醉心于新一代核武器的研制，为我国新一代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验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也因此而耽误了自己的病体。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邓稼先还不到60岁，以他原来的体质而论，仍是年富力强之时。然而，事实上他却迅速地衰老了。工作之余，和同事们一起爬山，他会突然精疲力竭，举步维艰，两个人架着他也挪不动步，只好半路折回。开会时，狂跳的心脏竟会高达每分钟120多下。他变得怕冷了，穿得和别人一样厚，可有时竟会冷得缩起脖颈。
1982年的一次地下核试验开始之前，当核装置下到数百米深的地下竖井中后，一个信号突然测不到了。邓稼先沉着冷静，组织大家商讨解决的办法。从深夜一直讨论到清晨，最后作出了就地解决的决定。邓稼先不顾别人的劝阻，坚持和研制人员顶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来到戈壁滩上风沙呼啸、寒风刺骨的井口，和大家共同奋战，直到故障排除。试验成功了，邓稼先却因劳累过度而晕倒了，血压降到了零，脉搏也摸不到了……抢救了整整一夜，他才清醒过来。
1984年底，邓稼先又指挥了我国第6个五年计划期间最后的一次核试验。试验之前，他经常莫名其妙地拉肚子，并且带血。有时，他虚脱得连路也走不了，要别人架着他才能前行。邓稼先以为是痔疮一类的毛病，没有引起注意。然而，谁都不知道，可怕的癌细胞此时已悄悄进入了他的肌体。
1985年7月，邓稼先从基地来北京开会，不知怎么发现大便困难，肛门痛得坐不下来。在妻子的一再催促下，他利用会议的间隙来到301医院看病。原本他想拿点润肠通便的药物就走，不料医生经过仔细检查之后惊诧地问道：“为什么现在才来？”邓稼先被强行留下住院作进一步检查。8月6日，检查结果表明：他患了直肠癌！
8月10日，邓稼先做第一次手术。天刚破晓，国务委员、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将军就来到手术室外守候，核工业部部长及许鹿希教授也来了。手术之后的结论是：“癌症属中期偏晚，已有淋巴结及周围组织转移，预后不良。”
消息传开，人们都惊呆了。上自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核工业部，下至核武器研制的各个部门、单位，邓稼先的老同事、老同学、亲朋好友，无不为他的生命与健康而感到深深的担忧与牵挂。中央军委首长命令301医院：不顾一切代价挽救邓稼先的生命。张爱萍将军亲自参加制定治疗方案，并在手术时一直守候在手术室旁。医院成立了专门的治疗小组。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先后到医院探望、慰问……面对无情的绝症，邓稼先却显得十分坦然与冷静。他一再叮嘱组织上不要再为他增添不必要的麻烦与浪费，并一次也没有吃为他专门安排的伙食。他只有一个念头：在有限的时间里，为党和人民再做一次最后的贡献。把没做完的事，尽可能做完。
手术后第4天，他就忍着伤痛，用颤抖的手给研究院写信，让人送来书、材料，还让人借来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的杂志，一有空就靠在床头翻阅。当他慢慢地能下地行动以后，便请司机悄悄地把他送到王府井外文书店，自己去找书。
经过一段治疗，由于白血球数目太低，血像太差，治疗必须中断一段时间，医生同意他回家休养。回家以后的邓稼先，深知属于自己的时间已非常有限，更加倍努力地抱病工作。他几次找于敏等长谈，从世界局势，谈到我国核武器发展的方向。几次讨论之后，他们决定把一些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想法写成书面报告，向中央作出建议。
邓稼先还开始写一本理论物理学的专著。以前，为了培养年轻人，他曾编写过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理论等许多讲义。这次他找了一位合作者，想把这本关于群论、量子场论的专著写成几十万字的大部头著作。
他还惦记着研究院的工作，1986年春节前夕，他特地约一位从基地来京开会的同志来家谈工作。
邓稼先从容地向生活告别。许多老同事的家，他一一登门拜访。以前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他无限留念地前去重游……
由于病情恶化，邓稼先再度住进了医院。1986年3月29日和5月16日，他先后动了第二次、第三次手术。
第二次住院之后，邓稼先预感到来日已经不多了。他对妻子说：“我有两件事必须做完，那一份建议和那一本书。”他拖着手术后极其不便的病体，忍着难以想象的剧痛，以超人的毅力，坚持查阅资料，和于敏等反复推敲报告的内容、提法与措词。经过反复讨论，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这份极其宝贵、重要的建议，把它交给了中共中央。而他自己的那本专著，却只写了两章不到，约七八万字。
1986年6月15日，时任国务院代总理的万里去医院看望邓稼先，并告诉他国务院决定授予他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两天后，授奖仪式在医院的病房里举行，邓稼先服用了加倍的止疼药。在接受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授予他的奖章和证书之后，邓稼先艰难地作了生平最后一次发言：核武器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我只不过做了一部分应该做的工作，只能作个代表而已。
李鹏副总理对他说：党和国家非常感谢你这几十年来在核工业、核武器方面作出的贡献。这个事业当然是千百万人的事业。但是，我们也充分地估计您在这个核武器事业中作出的贡献。
党和人民所做的一切都没能够挽救邓稼先宝贵的生命，在癌细胞和放射性的双重夹攻下，他全身各处大出血，终致不起。
1986年7月29日下午1时50分，邓稼先在妻子、儿女的守护中长眠，为中国的核武器事业耗尽了最后一滴血。
他最后的遗言是：“死而无憾”。
噩耗传出，张爱萍将军赋词痛志哀思：“踏遍戈壁共草原，25年前。连克千重关，群力奋战君当先，捷音频年传。蔑视核讹诈，华夏创新篇。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山河。哀君早辞世，功勋泽人间。”并亲笔写下“两弹元勋邓稼先”的著名题词。
来源：《工会信息》2019年04期 叶介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