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经说过，咱们这些人的墓碑不应该是石头刻的，而应该是一颗颗铅字垒成的。堆砌墓碑的是著作等身的铅字，是真工造化的书画，是温润良善的人生……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这是66岁的启功自撰的《墓志铭》。如今被镌刻在启功墓前，向人们叙述着一代文化大家豁达幽默的一生。
1912年7月26日，启功出生，因病于2005年6月30日在北京逝世。2005年7月7日，启功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一年后，下葬在北京香山万安公墓。
启功的墓地占地3平方米。墓茔东向，前望玉泉，后倚西山；苍松侍于左，坦途通于右。启功的墓碑、碑座和墓志独具丰采：墓碑是一方放大的石砚，由浓黑而光可照人的大理石制作，正中直排镌刻着启功标准的签名，姓名下横排生卒年月，再下一行横排镌刻启功法书“夫人章宝琛”。墓碑没有上下款，简洁大方，朴素端庄。墓碑的基座是一朵舒展的莲花，也就是佛教中的莲花座。墓碑背面刻着“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元白用功之砚”字样，这两句话是启功生前刻在自己的砚台上的。
每年清明节前后，启功的墓前都会有很多鲜花，那是很多感念启功的人送来的，启功尽管逝世多年，但他留给世人的精神财富却依然苍翠，从这一点来说，启功从未走远。
出身皇族却拒绝爱新觉罗姓
启功是清朝皇室后裔，属正蓝旗，为雍正帝九世孙，远祖是雍正帝第五子、和恭亲王弘昼。虽然家世显赫，但启功却自小命运多舛。他一岁丧父，幼年随曾祖父和祖父生活。曾祖父溥良，科举入仕，曾任苏、粤学政，礼部尚书等职。祖父毓隆，翰林出身，曾任四川学政，善书法，启功幼时仿影即祖父临写的碑帖。启功10岁后曾祖父、祖父相继去世，家境败落。启功从小由祖父和姑母启蒙，三、四岁时被送到私塾读书，五、六岁时在祖父指导下，读《论语》、《尔雅》，学诗词，习书法。12岁进北京汇文小学，插班读四年级，后升入汇文中学。15岁拜画师贾羲民学画，后又拜在吴镜汀、齐白石的门下学画，同时随戴姜福、溥心畲学中国古典文学及诗词写作。后由于个人兴趣和家庭经济等问题，中途辍学，但他始终刻苦自学，书画犹精。
出生皇族的启功，一生讨厌别人叫他爱新觉罗或“爱新觉罗·启功”。他曾不止一次正名说“我姓启名功”。
启功认为，爱新觉罗作为一个姓，它的辱荣完全要听政治摆布，有何必对此津津乐道呢？另外，“爱新”为女真语，按照意译，就是“金”，而“觉罗”是后来加上的语尾，没有意义。
其实，“金”姓在金朝就有了，有些爱新氏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早已改姓金了，而启功祖上这一支始终没有改。清朝灭亡之后，按照袁世凯的清室优待条件，所有爱新觉罗氏都必须改姓金。他的祖父痛恨袁世凯，始终未改姓金，临终前还特意把他叫到床前嘱咐说：“你绝对不许姓金，你要是姓了金，就不是我的孙子。”所以他也不姓金，从小就姓启名功。他的墓碑上也上书“启功”字样。
恩师陈垣恩谊之“恩”
启功墓的碑阴镌刻着老师之砚铭“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这是启功书屋名“坚净居”的出处，后有小字“元白用功之砚”，这些均为启功的恩师陈垣校长所题。古墓碑的右边有一棵松树，树干笔直，根深叶茂，恰似一支笔，与砚形碑相配。
启功与恩师陈垣之间则有着一段极深的渊源。1933年，溥良的门生、曾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把启功推荐给了时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陈垣看了他的画作，认为“写作俱佳”。他对启功说：“我的叔叔简墀和你的祖父溥良，是同年的翰林，这样说起来，我们还是世交呢！”当即把启功安排在辅仁中学担任教员。启功感念陈垣的知遇之恩，备课认真，很得好评。然而，没隔多久分管附中的教育学院院长发现启功连中学也没有毕业，认为他资历不行，把启功解聘了。
启功和蔼地与现场听众交谈
陈垣得知此事后，又把启功召回，安排他到辅仁大学美术系担任助教。启功在美术系教一些绘画知识，如题款、落款、钤印等。也真凑巧，分管美术系的还是那个教育学院的院长，他仍然以学历不够格而将启功辞退。启功失去了工作，只能再以教学馆、卖画维持生计。由于他当时名声不大，润格很低，生活相当拮据。
1938年9月，陈垣再次伸出援手。在辅仁大学秋季开学时，他对启功说：“你就回辅仁跟我教大一年级的国文课吧。”这是启功第三次到辅仁。这次启功破格当上了大学的教师。启功不负陈垣的期望，他教授过《中国文学史》《中国美术史》《历代文选》等课程，由于他学识渊博，深入浅出，颇受学生欢迎。
上世纪50年代初，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陈垣被任命为校长。1956年香港著名画家叶恭绰和陈半汀提议组建北京中国画院，叶恭绰有意招揽一批中青年画家，启功被邀请参加筹备工作。启功对叶恭绰说：“陈垣先生的知遇之恩，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完。他活着一天，我就不会离开师大！”后来陈垣得知此事，对启功说：“要不这样吧，北师大这边你不要离开，以后你可以抽半天时间去画院，就算是帮了叶先生的忙吧。”就这样，启功两边跑，他在画院帮助叶恭绰起草各种公文报告，编辑《中国画》杂志。他曾说：陈垣与他“当时师生之谊，有逾父子”。启功在《上大学》一文中说：“恩师陈垣这个‘恩’字，不是普通恩惠之‘恩’，而是再造我的思想、知识的恩谊之‘恩’！”
“文革”中，北师大的造反派欲把陈垣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在周恩来总理的保护下，才免遭冲击。在“文革”艰难的岁月里，启功几次偷偷前去探望老师。1971年陈垣因病逝世，启功十分悲痛。当时启功的身份连参加老师追悼会的资格也没有，只能挥泪写下一幅挽联寄托哀思：“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刊习作二三册，痛余文字答陶甄。”
陈垣逝世后，启功一直难忘知遇之恩，总想用一种方式来纪念老师，表达缅怀之意。1988年8月，启功义卖了一批书法绘画作品，筹集资金，在北师大设立了一个以陈垣书斋“励耘书屋”为名的“励耘奖学助学基金”。1991年，在陈垣先生诞生110周年之际，启功赴香港举行“启功书画义展”，共筹得人民币163万元。当时学校建议以启功的名字命名奖学金，启功却予以坚辞。他说：“以先师励耘书屋的‘励耘’二字命名，目的在于学习陈垣先生的爱国主义思想，继承和发展陈垣先生辛勤耕耘、严谨治学的精神，奖掖和培养后学，推动教学和科研事业的发展。”
“三好先生”的文化造诣与佛心
启功的墓地位于路边朝阳的位置，他的墓碑由章景怀设计，通体采用“中国黑”石材制作，刻金字。
章景怀是启功的内侄。“启先生是我的三姑父（满人称三姑爷），1958年先生的母亲和姑姑相继去世，自己又被划成右派，姑姑天性胆小，不愿二人住在几间大屋内，于是由黑芝麻胡同搬到了小乘巷我家对面的两间小平房内。房子又小又破旧，但自从姑姑搬来后小院就热闹了起来，来找姑父的客人很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启先生在社会上的名声不是很大，但在学界、文物界颇享盛名。在客人中，我曾见过张葱玉、徐邦达、黄君坦、于省吾、魏建功等许多学界名流。姑姑因无子女十分疼爱我们四个兄弟姐妹，我小时候启先生还曾教我读《资治通鉴》。”章景怀曾在《我心中的启功先生》一文中这样写道。
章景怀的三姑姑章宝琛就是启功的启功和蔼地与现场听众交谈妻子，长启功2岁，所以私下里，启功总是称呼夫人为姐姐。章宝琛文化水平并不高，但贤淑温厚，让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深爱一生。章宝琛去世时，启功64岁，此后30年，并未再娶，章宝琛的相片一直陪伴在他的书桌前。
妻子在去世前曾担心启功膝下无儿无女，谁来照顾他？当时他们夫妻俩一致看中章景怀。启功的弟子赵仁珪说，启功先生能够这么长寿，与章景怀夫妻的精心照顾是分不开的，“章景怀不是亲生，却胜似亲生”。
章景怀说，1975年，姑姑去世后，就剩下启先生一个人了，当时虽然身体也不是太好，但仍能一个人自理。1979年自己结婚后，就与启功先生搬到一起住，照顾他的起居等日常生活。在内侄章景怀眼中，启功先生是学问好、人品好、人缘好的“三好先生”，先生有佛相，更有一颗佛心。
1994年，启功（中）与同行在一起
山东掖县兆志笔庄李兆志是制笔工人，喜欢书法，找到启功家自报家门，说明来意，启功热情地接待了他，从书法谈到制笔，结合自己多年用笔体会和他探讨毛笔制作方法、用料，李回山东后按他所讲方法对毛笔制作进行改造，制出了让许多书画家称赞的好笔。启功曾鼓励李兆志写一本关于毛笔制作的书并亲自为他的书题签作序，在启功的指导下，李兆志经过几年努力一本关于毛笔制作的专著《中国毛笔》问世，为填补毛笔制作史的空白作出了贡献。
章景怀说，启功先生从不去讲钱。但非常非常爱才，只要学生说买书，买资料，他都慷慨资助。赵仁珪也说，他到日本、到台湾为学生购买图书资料。“只要他觉得你有培养前途，也就不在意钱，而且也从未讲过图报”。
启功最为人熟知的，是他圆润秀劲、端庄妩媚的书法，看上去让人如沐春风。直到辞世这么多年后的今天，他的书法在艺术品拍卖中依然屡受追捧，价格不断走高。事实上，启功的主业是文史，他一生研究史学、经学、语言文字学、禅学，教授古典文学、古代汉语。书法只是他的业余爱好，是“穿衣服”一般的家常事。
启功淡泊名利，有人前来求字，他也不管身份高低就会写。尤其是那些为他服务过的人，包括服务员、护士他都为他们写过。他看到学校里有些农村来的孩子学习、生活有困难，就想用作品换钱来帮助他们。启功有个习惯，不把自己的字当回事。不论尊卑，但有所请，不忍拂意，欣然从命，接受电视台访谈时还笑称，“我就差公厕没写字了”。结果他写的时候经常有人来，说先生这是给我的吧，就拿走了。随着他的字在拍卖市场价格走高，市场上也出现不少他的仿品。启功从不打假，说要给人留口饭吃，其宽厚大度可见一斑。
启功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德的忠实继承者，他规矩多、礼数多，除自己亲近的晚辈，对外人无视年龄大小，说话一律称“您”，握手一定站起来，送客一定送出门，合影一定同站或同坐，遇比他年长之人总让长者先行先发言，点点滴滴，如涓涓细流，温润人心。
“我心中的佛就是启功。”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曾经这样说。著名书法家佟韦曾经充满深情地说过：“人无完人,但是启功先生例外。”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傅熹年也曾说过，启功先生“最令人心折赞叹的研究成果产生于传统文化的深厚素养与敏锐准确的艺术鉴赏眼光的完美结合”。
斯人已逝，余音依然如隆隆大钟。启功曾经说过，咱们这些人的墓碑不应该是石头刻的，而应该是一颗颗铅字垒成的。堆砌墓碑的是著作等身的铅字，是真工造化的书画，是温润良善的人生……
了解了启功的生命故事，再读他写于1978年自撰的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瘫偏左，派曾右……”，向先生深深鞠躬时，会别有一番感受吧。
来源：《中华儿女》2019年第07期 王海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