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神探狄仁杰系列剧的热播和狄仁杰系列电影的上映，使得这位唐朝名相家喻户晓，影视作品中的狄仁杰足智多谋、好谋善断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狄仁杰的这种艺术形象早在清朝的公案小说《狄公案》中就已经成型了。至20世纪40年代，荷兰外交家高罗佩据中国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创作了《大唐狄公案》，使狄仁杰赢得了“中国的福尔摩斯”之称，狄仁杰的艺术形象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但艺术形象与历史形象不可等量齐观，要深入挖掘狄仁杰的智慧，还要从史料入手。据《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在武周的政治恐怖时期，狄仁杰的仕途虽有起伏，甚至蒙冤入狱，但最终得以翻身，在内史（相当于宰相）任上病逝，狄仁杰的功德圆满与他的智慧密不可分。
狄仁杰画像
狄仁杰（630-700年），字怀英，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贞观四年（630年）出生于官宦世家，祖父狄孝绪，贞观年间为尚书左丞，父亲狄知逊，曾任夔州长史。狄仁杰儿时酷爱读书，有“无暇语俗吏”的典故，显庆元年（656年），26岁的狄仁杰通过明经科考试及第，出任汴州的判官，踏上了仕途，他的智慧主要体现在这近五十年的为官处世中。
一、重情重孝 敢于直谏
狄仁杰的仕途并不平坦，他出任汴州判官不久，就被人诬告入狱，幸得黜陟使阎立本为其洗冤。阎立本欣赏狄仁杰的才能，称赞其为“沧海遗珠”，并荐授他做并州法曹参军。狄仁杰要离开双亲前往并州任职，心中难以割舍，因此登太行山看到白云孤飞时，极其落寞地对左右的人说：“吾亲所居，在此云下。”长时间伫立不动，直至白云飘走才离开。史书上的这个细节体现了狄仁杰的孝心，他不以官职升迁为喜，却以无法伴随父母为忧。在那个讲求忠孝的时代，此种孝字当头的行为为他赢得名声和尊重，成为他无形的资产。
古语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狄仁杰的孝不仅局限于自己的父母，史书记载，他在并州的同僚郑崇质母亲年老且身体有病，但被派出远差，狄仁杰对他说：“太夫人有危疾，而公远使，岂可贻亲万里之忧。”因此，主动找到上司蔺仁基请求代替郑崇质出差。这一孝义行为感动了蔺仁基，称之为：“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如此有情有义的同僚，怎能不得到认可和信任？
后来，狄仁杰被人构陷入狱，他在狱中虽然主动承认“反固实”，但当判官王德寿为了自己的升迁，以替狄仁杰减免死罪为条件，要求他指认尚书杨执柔为同党时，狄仁杰高呼：“皇天后土，使仁杰为此乎！”然后用头猛撞柱子，血流满面，吓跑了王德寿。重义气，舍己全人，不为自己的利益而去诬陷他人，这种优良的品德成为他政治业绩的基础和出发点。
众所周知，狄仁杰非常善断，唐高宗仪凤元年（676年），狄仁杰被任命为大理丞，一年之内决断陈案17000人，没有不服的。当时，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误伐昭陵（唐太宗陵墓）柏树，按照当时的法律应该免官，但唐高宗却下令诛杀二人，狄仁杰直谏依照法律二人罪不当死。史书记载：“帝怒曰：‘是使我为不孝子，必杀之。’”狄仁杰面对高宗的“怒”，丝毫没有退缩，而是继续慷慨陈词，他先将高宗比作尧舜，接着以法律为准绳，并辅以汉文帝时的先例加以劝谏，最终使权、范二人的性命得以保全。狄仁杰时仅官居六品，但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敢于犯颜直谏天子，体现了他的勇敢。但他的智慧不止于此，在劝谏高宗时，他先将高宗比作上古的贤明君主尧舜，使其不好随意处置劝谏之人，更体现了他机智。事后，狄仁杰被迁授侍御史。举劾非法，他先后弹劾过司农卿韦机、左司郎中王本立等人，王本立是高宗的宠臣，恃宠而骄，朝中的官员都很畏惧他，狄仁杰依法要求将其交付法司审理，高宗有意庇护他。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狄仁杰再次犯颜直谏，终将王本立定罪，可谓大快人心。
不管是为了维护忠臣，还是为了处置佞臣，狄仁杰在其位谋其政，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犯颜直谏，这种不畏权贵的精神是极其可贵的，这种法大于权的理念也是极其难得的。
二、主张罢役 心系民生
狄仁杰出身庶族地主，在地方任职多年，了解百姓的生活疾苦。所以不管在地方任职还是在中央为官，他都主张“为政之本，必先人事”，坚持做到心系民生、体恤百姓。显庆五年（660年），高宗携武后临幸汾阳宫，安排狄仁杰为知顿使，掌管行宫的布置事务。当时并州长史李冲玄因为前往汾阳宫要途经妒女祠，本地谣传说穿着华丽的女人经过此地会导致风雷之灾，于是欲征发数万人重修一条路绕过妒女祠前往汾阳宫。狄仁杰知道后，极力反对劳民伤财开新路，免除了一场数万人的劳役。狄仁杰不信谣言、不畏鬼神的精神也得到唐高宗称赞，曰：“真大丈夫也！”
垂拱四年（688年），狄仁杰为江南巡抚使，当时吴楚之地有许多滥建的祠庙，民众信仰多而杂，且百姓的摊派费用很高，而贪官却趁机渔利，极不利于民生。于是，狄仁杰奏毁不合礼仪的祠庙1700所，只留下了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
天授二年（691年），狄仁杰被贬为彭泽令，任职期间，他勤政爱民，体察百姓的疾苦，敢于为民请命。时彭泽遭遇天灾，他上疏要求免除田租，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得到了武则天的应允和嘉奖，狄仁杰更得当地百姓的爱戴和拥护。
通天元年（696年），契丹首领李尽忠率兵攻陷冀州，朝廷震惊，武则天派狄仁杰为魏州刺史，希望能保边塞安宁。狄仁杰到任后，一改前任刺史的做法，将征来守城的百姓全部放归农田，并表达了自己击退敌军的信心，让百姓安心务农。契丹军听闻此事也随即退兵。可谓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久视元年（700年），武则天想要造一座大佛像，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为此，狄仁杰上书力谏，以佛教的本性和前朝的教训为例，劝谏武则天不要兴此役，武则天曰：“公教朕为善，何得相违！”遂免除了这场劳民伤财的徭役。
史书中此类事件的记载不胜枚举，一直贯穿着狄仁杰的为官生涯，这体现了他“以百姓心为心”的“圣人心”。这种以百姓的利益为出发点，不管是官高权重，还是位卑权轻，都能做到勤政爱民、心系民生的好官，必然赢得百姓的爱戴。
三、灵活变通 讲究技巧
狄仁杰虽然性格执拗，做事坚持原则，但并不教条，懂得灵活变通，讲究技巧。当初，狄仁杰出使岐州时，有几百逃亡的士兵专门劫掠行人，十分猖獗，致使道路不通，官府抓了一些盗匪严刑审问，但其他的盗匪仍然继续作恶，官府无能为力。狄仁杰认为这是他们走投无路，不得已而为患，主张改变原来一味打压的做法。在狄仁杰的主持下，当地官府发文公开说明自首的处置方式，并将那些已经被抓的盗匪释放，使之回去传达新政策。结果没多久，盗匪们全都跑来自首，这个让当地官府十分头疼的问题，因为狄仁杰的灵活变通而轻易地解决了。
武则天画像
武则天晚年十分纠结皇位的继承问题，是传给自己的侄子武三思，保证武氏的江山？还是传给自己的儿子，政归李唐？有一次武则天询问大臣的意见，大家都不敢说话，狄仁杰却开门见山地说：“臣观天人未厌唐德。比匈奴犯边，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于市，逾月不及千人。庐陵王代之，不浃日，辄五万。今欲继统，非庐陵王莫可。”武则天大怒，罢议。这种直接的方式不为武则天所接受，狄仁杰灵活地改变了劝说策略。有一次，趁着为武则天解梦的机会，狄仁杰机智地从武则天的角度出发劝说：“皇上认为姑侄与母子哪一个更亲呢？如果立庐陵王（李显）的话，作为母亲您可以千秋万岁享受宗庙祭祀，但如果立武三思，没有听说哪个皇帝会在宗庙中祭祀姑姑的。”这一番话终于打动了武则天，将庐陵王（李显）迎回洛阳。其实在立储的问题上，吉顼、李昭德也多次请求武则天迎回太子，但毫无成效。狄仁杰在正面阐述自己的意见成效不佳的情况下，他灵活变通，改变了策略，以母子亲情去感动武则天，关于宗庙享祭祀的言论更使武则天觉得狄仁杰的出发点是为自己着想，而不是为了恢复李唐。针对此事，明代思想家李贽高度地评价了狄仁杰：“悟于黄帝、老子之旨，同尘合污，与世委蛇。对主褫裘，当朝纵博，非但全唐，亦以完躯，其事伟矣。”
四、内心豁达 机智勇敢
官场中尔虞我诈，如何保全自己是一种学问，更需要智慧。天授二年（691年）九月丁酉，武则天将狄仁杰召回朝中当宰相，见面后，武则天曰：“卿在汝南时，甚有善政，欲知谮卿者乎？”这虽是一种信任，更是一种试探。如果答复不当的话，至少会产生两点弊端：第一以武则天猜忌的性格，可能从狄仁杰的辩驳中抓住他的把柄，至少也会看低他的为人；第二引起那些诋毁狄仁杰的大臣的恐惧，以更加疯狂的方式去打击、诋毁他。狄仁杰非常聪明地拒绝了武则天的问题，他说：“陛下以臣为过，臣当改之；陛下明臣无过，臣之幸也。臣不知谮者，并为善友，臣请不知。”表示别人说什么无所谓，他看重的是武则天的看法，既无形中表达了自己的忠心，又展示了自己豁达的内心。狄仁杰如海的气量深深地折服了武则天，也赢得了同僚的钦佩。
长寿元年（692年），武承嗣为了扫清自己称帝道路上的障碍，勾结酷吏来俊臣构陷狄仁杰等七位大臣谋反，狄仁杰被捕入狱。唐律规定：“一问即承者例得减死。”所以来俊臣讯问狄仁杰时，狄仁杰答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固实。”这个回答是极其机智的，承认“反固实”顺了来俊臣的意，可以免受皮肉之苦，更可以找机会送出信息求救。同时，狄仁杰也给自己留了后路，为后来鸣冤埋下了伏笔。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认罪书没有任何实质内容，只有一句“我乃唐臣”，狄仁杰是李唐旧臣，武则天早就知晓，这个信息没有任何价值，不能成为狄仁杰谋反的证据。狄仁杰认罪后，守卫放松了警惕，只待行刑之日。狄仁杰找机会向狱卒求得笔墨，将披头上的布撕下来写好诉状藏在棉衣中，以天热为由请狱卒交予家人抽掉棉絮。如此一来，棉衣中的诉状被发现，由儿子狄光远转交武则天，武则天召见狄仁杰问道：“承反何耶？”狄仁杰答道：“不承反，死笞掠矣。”关键是武则天也没发现任何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狄仁杰谋反，所以赦免了他的死罪，被贬为彭泽令。来俊臣是唐朝有名的酷吏，他想方设法使用各种手段，甚至捏造罪状置人于死地。当时不少高官、大臣都死在他的酷刑之下，狄仁杰是少数能从他手中逃脱的人，这与狄仁杰的机智是分不开的。
五、举贤荐能 不为私利
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为人臣不仅要自己有才能，更重要的是有识才的能力。狄仁杰特别重视推举人才，先后推荐过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十余人，这些人政治才能和个人品德都很优秀，均先后担任朝中要职。狄仁杰还做到了内举不避亲，推荐自己的儿子狄光嗣为尚书郎，武则天将之比作晋国大夫祁奚。“英雄不问出处”，对于敌军的将领狄仁杰也可以人尽其用。李楷固、骆务整是契丹首领李尽忠的将领，骁勇善战，后来，契丹兵败，二人投降。不少人主张将其处以极刑，但狄仁杰认为李楷固等是难得的人才，如果能免除他们的死罪，二人必会对朝廷尽忠，并主张授予他们官职，专事征讨契丹余众。二人果然不负众望，讨伐契丹余众大胜而归，赢得了武则天的称赞。
狄仁杰举贤荐能最典型的事例是推荐张柬之。《旧唐书·狄仁杰传》记载，有一次，武则天让狄仁杰推荐一个人做宰相，狄仁杰推荐了荆州长史张柬之，认为他是相才，只是未遇到伯乐，如果能重用他，肯定会对朝廷忠心耿耿。武则天封张柬之为洛州司马。后来，武则天又让狄仁杰推荐人才，狄仁杰再提任张柬之为相之事，武则天只好再次擢升张柬之，后终被封为宰相。神龙元年（705年），张柬之趁武则天病重，逼其退位，迎立太子李显即位，不仅实现了再造李唐的大业，也完成了李唐旧臣狄仁杰等的夙愿。
狄仁杰一生举荐的人很多，不少人居于重位，有人对狄仁杰说：“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狄仁杰回答：“荐贤为国，非为私矣。”狄仁杰知人善任，荐举人才，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朝廷政权，可谓是无私为国矣！
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则天晚年十分信任狄仁杰，出行时给他安排住处，上朝时准许他不跪拜，经常呼“国老”而不称名，并嘱咐其他大臣说：“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久视元年（700年）六月，71岁的狄仁杰病逝，武则天非常伤心，叹息说：“朝堂空矣！”并罢朝三日悼念狄仁杰。
春秋时期的孙叔敖三相三去，而唐朝名相狄仁杰亦是宦海沉浮多年，他从宰相贬至县令，又从县令升至宰相，最终赢得了上至皇帝、太子的赏识，下至黎民百姓的爱戴。狄仁杰德才兼备，他有着孝友绝人的优良品德。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敢于犯颜直谏，居于庙堂之上，仍能心系民生；碰到棘手问题，懂得灵活变通；面对恶意中伤，内心豁达；为朝廷举贤荐能，却毫无私心。在世人眼中，狄仁杰是清官的典型，是智慧的化身。
来源：《文史天地》2019年04期 梁丽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