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变画是特殊的佛教绘画，所谓特殊是指印度并没有经变画，而是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于中国画坛的一种佛教绘画。
经变画定义
经变画通常是指依据一部佛经来绘制的反映该经主要思想的佛教绘画作品，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单尊佛像也是依据佛经绘制，广义上也可以称“变”，但一般称“像”，如“观音像”“地藏像”。而情节生动的本生、因缘、戒律等故事画也依据佛经绘制，也可归于经变画，但多数情节只选取佛经的一部分，不代表全经的主要内容，故而当代学者往往将其归入故事画一类。
多数经变画有与之相对应的佛经，如华严经变与《华严经》、法华经变与《法华经》、维摩诘经变与《维摩诘经》、楞伽经变与《楞伽经》、金光明经变与《金光明经》、弥勒经变与《弥勒经》、药师经变与《药师经》等。多数经变画中写有榜题，文字出自经文，如第85窟楞伽经变榜题多达七十多条，文字保存至今。
经变画的起源与发展
印度与中亚地区似乎没有经变画，新疆石窟有一些，数量不多，时代也晚。经变画主要存在于敦煌及以东地区，经变画的流行是东亚佛教美术的一个特点。实际上，南北朝至宋元时期中原寺院十分流行绘制经变画，但基本没有保留下来，敦煌石窟的经变画约占各地现存经变画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韩国、日本现存佛教绘画中也有一些经变画。
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佛教图像都是单尊像，尤以禅定佛像居多。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发达，并开凿了许多石窟，因此佛教图像开始丰富起来，以维摩诘像与维摩诘经变最有代表。
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六记载袁倩曾画“《维摩诘变》一卷，百有余事，运思高妙，六法备呈，置位无差”。袁倩生卒年不详，大约活动在5世纪中后期。
现存有具体年代的经变画可能是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永熙二年（533）赵见嘻造像碑。碑的正面刻一立佛、二胁侍菩萨，下方座基刻发愿文。背面刻维摩诘经变，有8条榜题，存部分文字，内容包括《佛国品第一》《方便品第二》《弟子品第三》《文殊师利问疾品第五》《不思议品第六》。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东魏武定元年（543）李道赞等五百人造像碑，正面上刻释迦说法会，中刻维摩诘经变，下为发愿文，维摩诘经变有《问疾品》《不思议品》《香积佛品》《观众生品》等内容。这些维摩诘经变内容与构图为后来该经变以及其他经变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6世纪初期，在南朝梁代出现了法华经变、弥勒经变。成都万佛寺佛教造像中，有两件刻有弥勒经变与法华经变，时代约在6世纪初期。到了6世纪中期，在北朝北齐出现西方净土变、弥勒经变，见于北齐小南海石窟、响堂山石窟。
敦煌经变画概述
敦煌石窟从北周时期开始出现经变画，北周经变画有福田经变、牢度叉斗圣变、佛本行经变。但这些经变尚没有脱离北朝故事画的构图，与现存南北朝时期中原经变存在较大区别，显示南北朝时期中原的经变画没有传到敦煌。
隋代敦煌经变画增多，有8种，除福田经变在北周出现外，新出现了金光明经变、药师经变、弥勒经变、西方净土变、涅槃经变、维摩诘经变、法华经变等。
唐宋时期是敦煌经变画的繁盛时期，敦煌隋代出现的弥勒经变、药师经变、西方净土变、法华经变、维摩诘经变在唐宋时期继续流传，并成为经变画的主流题材，同时还出现了许多新的经变画，题材与内容更加丰富。
密教经变画是唐宋经变画的一个新的题材。敦煌石窟从初唐晚期开始到元代还有一批密教图像，可分为单尊像和经变画，其中十一面观音、千手千眼观音、千手千钵文殊菩萨、如意轮观音、不空绢索观音、炽盛光佛、孔雀明王、摩利支天等有独立经典，可归于经变画。
敦煌经变画有40种左右，总计约一千二百铺。最多的是净土类经变，西方净土经变约有四百铺、药师经变约有一百铺、弥勒经变约有一百铺，三种净土类经变占总数的二分之一，反映了古代人们对净土世界的向往。次为维摩诘经变、法华经变、华严经变、报恩经变、天请问经变等，各有几十铺。较少的则只有一二铺，如八大灵塔名号经变有3铺、十轮经变有2铺、福田经变有2铺、大方等陀罗尼经变有1铺等。
经变画是敦煌石窟唐宋洞窟的最主要题材。唐前期的洞窟多数是通壁大画，如初唐贞观年间修建的第220窟南壁画西方净土变、北壁画药师经变、东壁画维摩诘经变，都是通壁大画。唐后期洞窟开始出现一壁画多铺经变，这样可以容纳更多的题材，如第85窟修建于862—867年间，窟顶西披画弥勒经变、东披画楞伽经变、南披画法华经变、北披画华严经变，西壁画牢度叉斗圣变，南壁画金刚经变、阿弥陀经变、报恩经变，北壁画密严经变、药师经变、思益梵天问经变，东壁画金光明经变、维摩诘经变，南西北壁下方以屏风画形式画贤愚经变，合计14铺经变。
敦煌经变画的价值
1. 艺术价值
鲁迅在《论旧形式的采用》一文中指出：“在唐，可取佛画的灿烂，线画的空实和明快。”他没有去过敦煌，是通过对传世唐代绘画、文学作品的了解得出这一结论的，而敦煌唐代绘画可以佐证此说是非常有见地的，如盛唐第217窟南壁画尊胜经变，西侧画一幅《五台山图》，讲述西域胡僧游历五台山的传奇故事，属于介绍《尊胜经》来龙去脉的“序”（即依附于《尊胜经》的佛教史迹画），用当时流行的青绿山水绘画技法来表示五台山风光，瀑布直下，山花烂漫，人物活动在青绿山峦之间。而青绿山水的创始人是初唐的李思训（651—716），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李思训作品《江山楼阁图》与敦煌这幅《五台山图》有类似的风格，显示了中原艺术很快就传到敦煌。
盛唐观无量寿佛经变（莫高窟第217窟）
2. 历史价值
敦煌经变画中的许多画面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盛唐第23窟的法华经变中画有春耕秋收的《农作图》：天上乌云密布，下着中雨，一农夫正在耕地，一农夫挑着谷物，一农妇穿着红裙，送饭到田边，看着农夫吃饭，场面温馨。这是表示《法华经》卷三《药草喻品》中的一句话：“虽一地所生，一雨所润，而诸草木，各有差别。”表示佛法平等，犹如时雨，普润万物，依性成长。这里用人们日常所见的生活场景阐释了深奥的佛教哲理。该经变又使我们想起《诗经·小雅·大田》中的“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或《诗经·豳风·七月》中的“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
又如晚唐第85窟弥勒经变中，有《火把迎亲图》，一些男人骑着马，举着火把，迎娶新娘。这是表示《弥勒经》中记载的“人寿八万四千岁，女人五百岁出嫁”。唐代结婚在晚上举办婚礼（婚有黄昏之义）。宋钱易《南部新书》记载：“太平公主之出降薛绍也，燎炬烈焰，槐树多死。永隆二年（681）七月也。”可见《火把迎亲图》是唐代社会的真实写照。
3. 佛学研究价值
敦煌石窟壁画有五万多平方米，塑像二千四百多身，为我们研究4—14世纪的艺术、文化提供了丰富资料，而佛教文化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有意思的是，当我们考察洞窟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石窟主要还是功德窟，而不是佛教思想的宣传场所。因为一部经往往有几万字、几十万字，在有限的墙壁上是无法将经文全部表现出来的，如第85窟是晚唐河西都僧统翟法荣的功德窟，其中楞伽经变有榜题七十多条，基本保存完整，我们抄录下来进行分析，就会发现这铺楞伽经变并没有完整反映《楞伽经》的思想，而只是表现经文的开头与结尾部分，说明洞窟的主要作用是功德窟，即画面内容多数是象征性地表示是《楞伽经》，更多的经典思想还是要靠寺院高僧进行讲述（僧讲）。当然一些画面也多少反映了部分经文内容，如第85窟楞伽经变中的《制陶图》画一裸着上身的工匠正在制作陶器，由于陶器需要费时费工渐渐完成，这一画面是用来表示佛教的“渐悟”；又画一世俗男子在照镜子，用图像顿现来表示“顿悟”。
经变画一般选取当时流行的题材，反映了佛教在当时的信仰状况与传播史。如盛唐早期开凿的第217窟有尊胜经变，反映了当时《尊胜经》翻译出来后很快在寺院就有绘制并迅速传到敦煌。同样，该窟的金刚经变反映了《金刚经》在当时的流行（唐玄宗亲自对《金刚经》做了注疏）。第148窟开凿于盛唐晚期（完工于776年），画有一些密教题材，可能与密教“开元三大士”之一的不空三藏天宝年间在河西传法活动有关。
敦煌经变的粉本多数来自中原，可能也有部分是敦煌本地画工创作的。在中原寺院经变画基本失传的情况下，敦煌经变画愈显其重要性。
来源：《书与画》2023年第01期 王惠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