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比、兴”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源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作为创作手法，“赋、比、兴”被广泛地运用于文学创作和诗学理论中。探究它的当代演变，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作，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把它阐述得透彻，只是抛砖引玉而已。
赋
“赋”是叙事，把事情讲述明白。当代文学作品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都离不开“赋”。“赋”在现代写作中处于最重要的地位，是写作的主体方法，没有“赋”，便没有了叙事，没法将故事讲下去。
“赋”作为叙事方式，从开始到现在，几千年里经历了许多变化。中西文学区别很大，比如中国的京剧，角色登场首先是自我介绍，哪里人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的直接陈述。而西方戏剧是通过人物对话和剧情发展，把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表现出来。中国古典小说中的雅文学传统是淡薄的，除了《红楼梦》等少数作品，基本上属于通俗文学，叙事方式类似于京剧的自报家门，常有“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或“且听下回分解”等，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故事发展，都由人物或作者直接讲出来，较少通过故事的发展、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自然而然地展开。
当代中国小说受外国文学影响很大，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西方一些范本塑造出来的。因为中国的传统小说大都源自话本、演义或鼓书等说唱艺术，是曲艺的范畴。我们缺少雅文学的小说传统可以直接继承，所以基本上走了西化之路。就连清代中晚期《红楼梦》的出现也并非偶然，那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已非常频繁，像康熙皇帝的御用画师郎世宁就是意大利人。这是一部现代小说，它是否从文本上借鉴了西方文学还没有记载，但当时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有可能多多少少影响到中国的叙事艺术。它不写武侠，不写神仙鬼怪这些传统故事，而是取材贵族生活的日常，有大量丰满的细部，情节密度很高，而且语言讲究，与故事情节融为一体，无法剥离。这都是雅文学的显著特征。
与以往的那些通俗小说不同，《红楼梦》只可以阅读，做评书讲述即会成色大减。因为其中的人物对话、心理活动、环境描写等文学元素精微而细腻，词汇和细节调度绵密而独特，诗性含蕴丰厚，一旦转述就会失去魅力。比如宝、黛、钗之间的情感纠葛，从“比通灵金莺微露意，探宝钗黛玉半含酸”，到“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再至“西厢记妙词通戏语”“诉肺腑心迷活宝玉”等，其中的微妙只可意会难以言传。
雅文学的特质是语言与故事等紧紧扭合一起，不可须臾剥离，一旦分开了，个中滋味便消失殆尽。所以《红楼梦》等作品逐字逐句阅读才好，这是雅文学“赋”之特征，也是魅力所在。
武侠演义类的通俗小说可以快速阅读，走马观花地翻过也可以，因为只要连上大的情节就可以了。可见在“赋”的层面上，雅文学和通俗文学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
其实中国的现代小说之路，除了受西方影响，本土雅文学传统仍然是非常深厚的，如大量的诗词散文，特别是《史记》这样的作品，都应该在现代小说这种体裁中得到转化。这条道路的开阔性，既表现于优秀传统的继承，又体现在世界主义的广泛吸纳中。
“赋”作为叙述方式，在西方现代主义写作中的表现可称为“乱花渐欲迷人眼”，如意识流、结构主义、超验主义、荒诞派、魔幻现实主义等。被称为欧洲艺术之都的法国似乎走得更远，频繁的艺术实验走到今天，好像已经走到尽头。阅读现代小说，有时很难搞明白它的叙事头绪，绕来绕去像进入迷宫，要花很大功夫才能厘清基本的故事脉络。当然，在这种艰深晦涩的“赋”中，也可以感受现代小说的魅力。
有人认为主观性太强便破坏了“赋”的传统，其实不然，起码从源头上看不是这样。现代主义运动之初，在海明威那一代看来，作者最好不要过多干涉读者的想象，而要把主观意念压缩到最小，藏到一个角落里。议论是犯大忌的，叙事作品要“呈现”而不要“表现”，不能过于突显写作者的主观意念。我们不太习惯那些主观性特别强的作品，主要是难以忍受里面的议论。但是到了21世纪，法国的米兰·昆德拉等小说家的作品里却有许多议论，而且风靡一时。
还有一本奥地利小说，作者为穆齐尔，国内译为《没有个性的人》，很难读。但是读完之后，又觉得收获很大，仿佛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小说原来可以有各种写法。前几年有一部法国小说，名字忘了，出版后就像没有装订，一页页装在一个纸盒子里，每页都写了一个小故事。它就像一副扑克牌，随便从里面抽取，经过重新洗牌，就变成了另一个大故事，人物的结局也都改变了。在行家眼中这不过是一种雕虫小技，但从中也可以反映出“赋”演变到今天，已经变得各式各样，越来越没有定式、没有规矩了。
现在，可以说叙述方式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但勿庸讳言，那些只求形式出新的大胆尝试，往往是失败多于成功。从过去到现在，一部作品无论在形式上如何变化，其内在品质都有决定的意义。求变求新并不能挽救创造力的枯竭，也不能让糟糕的写作峰回路转。心灵的结晶必要耗费心血，需要交付生命的能量。
比
“比”即“以彼物比此物”，即现在说的“比喻”。“比喻”是一个重要的文学手法，有时候不运用比喻，有些事情就讲不清楚，特别是讲不出趣味。小说、散文、诗歌的写作离不开比喻，因此当代文学写作中的比喻越来越多，有人简直以擅用比喻为能事。妙喻层出不穷，明喻、借喻、隐喻，比比皆是。许多现代诗人和散文家的比喻灵动绝妙，令人过目难忘。
“比”事关“赋”的质地，却常常作用于语言的局部。“比”是为了更好地“赋”。春秋战国时期，淳于髡是齐国的大外交家，史载中的这位滑稽之士特别有趣，说话最愿使用比喻。他曾说：用猪油涂抹棘木车轴，是为了使它润滑，然而如果轴孔是方形的，再滑润也无法转动。以此阐明用人失察后果之严重。他还说：狐狸袍子即使破了，也不能用狗皮去补。仍然在讲用人的原则。他是最会使用“比喻”的人，可尽管如此，史书上记载，还是有人对国王指摘和挑剔这个人，说他的“比喻”用得太多了。
原来，“比喻”即使用得很好、很巧，也还是会有一定的负面效果。看来我们在使用“比喻”时，可能还需要有所克制才好。那位最善于“比喻”的古人淳于髡，最后被认为是“滑稽之士”。
现代写作使用的“比喻”越来越多，不仅是因为离开“比喻”便无法阐明事物，还因为有时须借助它来表达一些不便说的话，更为了含蓄和修辞的功用。比如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这是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一部政治小说，在西方颇负盛名。这部寓言性的作品，整个就是一个大“比喻”，用以讽刺东方集团。
前边说过，“比喻”用得太多，会给人一种油滑感。有话直说是朴素的，也是更可信的。过于追求巧妙生动，会折损语言的庄重与可信度，反而失去了力量。再好的“比喻”也会有代价，尽可能地让代价少一点儿，就需要严格地选择语境。“比喻”在使用时，不得有一丝自我感觉良好的炫耀，而要质朴自然。除非是离开它而不能说明的时刻，才可以使用。现在写作中的“比喻”有些泛滥，这大致是现代人巧嘴滑舌的倾向加重了。
如果给写作中的“比喻”太多的赞扬，这种手法的应用就会更多起来。就像有人请客，客人赞扬主人汤做得好，结果下次请客时，主人满桌都摆上了汤。
兴
“兴”，朱熹解释为“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言说一件事物，却要说一下与之不相关的东西，即不直接言说主体，而是从“他物”迂回抵达。
现代写作越来越直奔目的，早已没有那么多的“余兴”。
“赋”与“比”可以理解为一种单纯的写作手法，“兴”却有些复杂。当然它也有程式化的因素，是古人惯用的方法，所以被视为“三用”之一，这本无可争议。问题是作为一种“手法”，它的源路和作用值得好好探究。对于它的理解，不宜过于简单。
“兴”显然是一种旁顾，顾左右而言他，由远及近。言说者的状态是不同的，他仿佛不够专注，实际上却是有意为之。也可能是兴致大发，漫无边际，是生命处于特别激活的时刻，于是获得了更大的言说自由。
当代写作中已经很少“兴”了，而是直取目标。这似乎使写作变得更为简洁和集中，避免了芜杂拖沓。然而从另一角度看，也是越来越偏向“实用主义”的结果。当代人是比较冷漠的，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色彩加重，在文章写法上即表现出务实的和非浪漫的倾向。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这符合现代人的行为方式，即写作中基本没有了“余兴”的位置。
可见“兴”不仅仅是一种写作手法，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生命质地的变化。这里有生命力是否蓬勃旺盛、是否处于激越饱满和联想飞扬的状态，能不能把个人情感投射到自然万物的问题。“兴”是生命力强盛的一种表现，是自由和松弛，是激越，是天真烂漫。
地处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作家，他们“兴”的能力真是令人惊叹。比如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托尔斯泰的《复活》、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契诃夫的《草原》等，数不胜数。作者在主体故事之外的激越表达，才情飞扬，成为极为感人的部分。这些描述奔涌着一股强劲的生命激流，强烈地吸引和震撼着我们的心灵。这些“兴”的元素融入“赋”的气韵，强化或超越了最直接的表达。这些感性笼罩力是无法言喻的，在它之下，一切叙述、言说、描摹、比喻和象征，都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生命整体。
表面看“兴”与叙述中的主体情节和人物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却在更深层次上统摄了、激活了整个文学气场。这除非大手笔而不能为。可见“兴”是源于生命深处的焕发和感动，是诗人和作家们最了不起的一种能力。它不是依靠数学运算和逻辑推演，不是单凭理性就可以把握的部分。
一位优秀作家能写出精彩的人物和故事，却无法表达出令人蓦然心动的弦外之音，许多时候还要依赖强大的“余兴”。作为一个生命，他与山川河流等自然万物发生强烈共鸣的一刻，将是怎样的情志和心胸。这是一种绝美的诗意，是大地之子无处不在的感激之情，是自然而然的情感流泻。源于生命深处的沉浸和陶醉，表现在歌唱中、叙述中，就是所谓的“兴”。
在物质主义欲望膨胀的时代，一切足以令生命之“兴”窒息。长篇累牍的文字里面甚至没有一抹新绿，没有一声鸟鸣，没有一道波光，没有与自然万物共生共长的喜悦和感动。“兴”是人类原初所具有的一种蓬勃生命力，那时的人类与山川土地上的草木虫鱼朝夕相处、耳鬓厮磨、唇齿相依，就在这种漫长的岁月中，孕育出情同手足的关系。
从这个角度认识“兴”，也是接近源路的方法之一。
当然，“兴”也不是什么一般意义上的景物描写，它远没有这么功利化。比如我们所熟悉的作品中，人物高兴了，即写晴空万里；阴郁了，即写天低云暗。还有什么“抒豪情，寄壮志，面对群山”之类的唱词。这些文字与《诗经》中的“兴”、与屠格涅夫、契诃夫笔下的山河景物，是完全不同的。真正的“兴”是没有这种功利关联的。功利主义总是以自己为中心，不惜损伤万物，境界十分狭小。
我们仍然要强调：“兴”是一种自由。
作者：张炜
来源：《芒种》2019年0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