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肖像艺术式微的原因
16世纪晚期以后，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已经显现出颓势，肖像艺术也随之式微。布克哈特、西蒙兹和泰纳将文艺复兴的衰退归结为政权变更和宗教改革导致的自由丧失。丹纳描述了这时的社会景象—政权更替、政治制度、宗教改革、移风易俗的多种因素导致了艺术创作的环境改变，艺术家逐渐走向迂腐。就像杜兰特所说，16世纪后期的西方艺术逐渐表现为虚伪和炫耀，内在精神力量变得空洞无物，最终走向尾声。从某种角度上看，当文艺复兴艺术走到米开朗琪罗时就已经暗示着腐朽前的成熟。从那以后，艺术风格迅速走向重复化，精湛的技艺也难掩艺术表达的矫揉造作。艺术家的职业命运与精神状态日显分歧，复杂的文化背景与艺术追求之间的冲突使他们的创作充满了扭曲的痛苦，过去那种充满好奇心、渴望探寻人的心灵、热爱生活的传统艺术精神完全被打破。艺术不再是对生活和人类精神的忠实表达，而是成了逃避生活的避难所。
意大利提香《镜中女人》 96cm×76cm布面油画1512—1515年法国卢浮宫藏
虽然一些艺术作品中的宏大气势仍旧存在，但彰显人类精神的新柏拉图式的美的理念已经逐渐消失。文学家和艺术家们不断重复和夸大前人的艺术语言，作品的精神面貌变得愈加空洞和表面化。比如，拉斐尔的模仿者们热切地抓住了其甜美、平静和流畅的艺术风格，却未能理解其思想中“柏拉图的爱”和神圣的美，内在的思想性和力量性被平滑油腻的艺术语言所消弭，走向了一种不可挽回的理想丧失的境地。米开朗琪罗的模仿者们最终也成了牺牲品。他对新柏拉图思想的生命体验从未被模仿者们所重视，其艺术风格中的张力和冲突感变成了徒有旺盛精力的虚假华丽。
总体来说，文艺复兴肖像艺术的式微有内、外两重因素。一方面是外在因素：社会背景和文化氛围剧变，政治和经济环境不再稳定，社会对艺术的支持日渐减少。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人们不再追求古典时期的理想和崇高，世俗品味和个人情趣被赞扬，感性欲望取代了普遍的心灵追求。另一方面是内在因素：艺术风格的夸张化和复制化、矫揉造作的精湛技艺、充满探索活力的艺术精神被打破、彰显人类精神的理想美信念不复坚定。应该说，文艺复兴肖像艺术逐渐走向式微的原因是复杂的，了解这一点对分析当代中国美术的创作现状和发展前景有借鉴意义。
中国当前肖像艺术创作的现状与危机
西方肖像艺术引进中国后，从接受到改进再到本土化，经过了几代人的耕耘。从清中期至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肖像艺术可总体上分为引进、起步、准备和发展这四个阶段：清朝中期至20世纪初叶是引进阶段。西方油画技法的引入影响了这一时期的中国肖像艺术创作面貌，西方写实艺术在国内走上了历史舞台。新中国成立前的近30年时间是起步阶段，大量学子前往欧洲，探求中西艺术融合的新手段。在文艺复兴艺术的人文主义精神熏陶下，这批艺术家回国后对民族命运持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因而催生了创作冲动，写实主义肖像创作进一步得到提倡。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是准备阶段。新的文艺方针改变了肖像艺术创作的格局，艺术家在参与政治宣传和经济建设的时代浪潮下创作了不少主题宏大的纪念性作品。21世纪到来前的30年是我国肖像艺术创作的发展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持续加快，当代艺术思潮进入中国，肖像艺术创作的风格开始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进入21世纪，我国的肖像艺术创作进入了持续繁荣的阶段。此时的肖像画之所以持续进步与繁荣，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个人意识的觉醒和艺术表现理念的进步。此时的艺术家摆脱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创作惯例，开始更加关注民族与个人命运。二是肖像绘制技艺不断进步。本土传统文化传承、表现与抒情意识的介入都极大地增强了国内肖像艺术创作的表现力。从总体上来看，我国新时期的肖像艺术创作主要呈现为四种风格。新古典主义风格肖像画吸纳了欧洲经典绘画技艺，同时倡导追求崇高理想以及优美和谐的永恒形象。写意性肖像画则在写实的基础上融入了本土的抒情意识和东方表现特征，整体面貌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象征性肖像画和表现性肖像画则更多是在表达时代生活和刻画对象的精神状态。总之，过去百年来，中国肖像艺术的创作环境持续优化，从事肖像艺术创作的艺术家队伍不断壮大，肖像作品质量与数量显著提高，总体上呈现出强劲的活力和较大的规模。
然而，肖像艺术创作持续繁荣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危机。第一，摄影图像的普及化使传统肖像艺术失去了权威性。摄影技术对肖像艺术创作带来的冲击自照相机发明时代起就存在。艺术家绘制肖像作品会消耗大量时间和精力，然而绘制完成的肖像画作品在相似性、便捷性和经济性上远不及摄影作品。进入21世纪，种类丰富、使用便捷的摄影设备大大满足了人们的“肖像欲望”。有学者指出，“它使得肖像画从皇家贵族、中产阶级精英的圈子里走出,成为普通老百姓可以享用的‘视觉快餐’”。近年来，肖像艺术市场似乎正被越来越普及的摄影技术所动摇，大有被人们所舍弃的趋势。在与摄影技术竞争的同时，部分从事肖像艺术创作的艺术家尝试从多元角度寻找肖像创作的突破口，比如一些前卫艺术家开始将多元媒介或新媒体技术融入肖像创作之中。事实上，这些新的探索虽然使数量众多且耳目一新的作品不断涌现出来，但它们的质量却难以得到保证。正如许多学者所提到的那样，如今的肖像艺术对图像与数字媒介过度使用，使传统艺术形态转向了影像等平面形态。也就是说，摄影技术的普及确实已经深度影响了传统肖像艺术创作行业。肖像艺术创作在技艺与表现上的创新正使其逐渐偏离“追求外在形象与内在精神和谐”的内涵，更多呈现出的是瞬间性、世俗性和纪实性特质。
第二，肖像艺术创作的艺术语言和精神追求未能与国家的发展大势相协调。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全面复兴的伟大进程之中，任何一种文化艺术形态都应跟上时代的脚步。我国的美术创作虽然处于繁荣阶段，各类美术创作机构或团体在国内遍地开花，但数量不代表质量，我们目前仍然缺乏“从精神内涵到形式、语言都产生巨大影响的力作”。肖像艺术创作更是如此，比如在油画领域，虽然肖像画的创作群体规模庞大，但在艺术风格、代表性作品方面领先于国际的艺术家仍凤毛麟角。作为世界大国，中华民族的审美精神、艺术观念未能在国际上拥有较高的话语权，这一点无疑非常遗憾。一方面，欧洲是肖像艺术的发源地。虽然肖像技艺传入中国已达百余年，但艺术语言上始终有水土不服之嫌。另一方面，在西方当代艺术观念的影响下，许多求新、求奇的艺术家一味追求前卫与新潮画风，国内肖像画中的传统文化特质与民族特色正日渐边缘化。即便我国当前的美术创作在观念或技术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仍然未能产生出“既能表现时代精神，又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征、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的当代性艺术样式”。这一结论显然同样适用于分析我国肖像艺术创作的现状。
第三，写实技术的滥用和艺术语言的矫揉造作导致作品精神日趋苍白化。由于图像与信息爆炸式传播，大众审美品位发生了改变，流行化和世俗化艺术形式、艺术理念甚嚣尘上。有些艺术家为了迎合世俗审美而一味追求技术上的完美，最终导致肖像艺术“为了写实而写实”以及艺术语言的矫揉造作。大众审美与艺术家的创作趋向是相互影响的。如今，流行文化背景下的美术创作已经出现了以下几个转向：从文化的自我反思和社会性批判向个体心灵表达的转向、从追求崇高美学思想向宣泄世俗情怀和感性欲望的转向、从表达人性关怀到关注个体生存体验的转向等。上述这些转向都可能导致作品的思想性逐渐缺失和内在精神性日渐苍白。实际上，正是因为对精神文明缺少探究以及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粹和精神品格缺少深度认知，这才导致了如今一些当代艺术作品缺乏思想精神，较为空洞。
第四，肖像艺术市场机制尚待完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艺术品市场仍存在作品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状况。部分艺术家出于功利心态，追名逐利，唯市场利益是从，已沦为商人型艺术创作者，艺术创作水平显著下降。此外，走穴风、作伪风、炒作与欺诈风等不良风气都对肖像艺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危机。
正如前文所述，文艺复兴肖像艺术的式微其实有迹可寻。我国当前的肖像艺术创作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如今，我国的肖像艺术创作面临着社会审美品位与文化氛围发生改变、艺术创作猎奇化、传统精神品格和崇高美学理想缺失、艺术经济发展畸形化等多重挑战，这与许多学者总结出的文艺复兴艺术衰落的原因高度相似。也就是说，中国的肖像艺术创作正面临着与文艺复兴肖像艺术相似的“式微”式危机。接下来，如何在挑战中扭转局面、创造机遇，使我国的肖像艺术创作保持高水平发展是亟待讨论的问题。
“东方文艺复兴”—回归经典，重塑品格
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非常复杂，不过有一点需要承认—结束“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才能实现中国艺术的身份确认。当今时代需要完成一场“东方文艺复兴”，而这场文艺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是“东方文艺复兴”，就要发挥东方文化的优势，并在此基础上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时代语言和先进理念的文艺作品。“中国当代文化艺术正处于一个发展的拐点，只有通过这种跨国界、跨文明域的深度思考，中国文艺界方才真正进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话语主题之中。”针对中国肖像艺术的创作现状，笔者总结出以下四种突破困境的可能性：
第一，重释经典时代的艺术作品与创作理念。一味地创新在艺术创作中并不一定会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正如上文所述，当代艺术中的一些新事物已经造成了艺术作品泥沙俱下的不良现象。快餐式创作方式虽能对艺术品市场与大众文化造成一定程度的刺激，但长此以往定会令时代将艺术逐出美的殿堂。一些有历史眼光的学者提出要回归传统，即“回到绘画艺术的伟大时代，在图像时代发掘造型艺术的审美新质、重建造型艺术形象”。另一些学者提出回归传统时应当保持理性，因为“真正的艺术不应该成为‘传统’与‘历史’的奴隶”，还应当秉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从经典作品和观念的精神特质中汲取真正的营养为我所用。总而言之，我们既要学习经典时代的艺术语言与美学观念，又要拒绝形式主义层面的复古倾向和缺乏艺术想象力的创作方式。重新释读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肖像作品及艺术观念可能会为我国的肖像艺术创作带来新的活力。一方面，文艺复兴时期是艺术历史中的重要分水岭，彼时的肖像艺术反映了艺术家在意识层面的觉醒和对美的追求。在当时，肖像艺术家或多或少都体现出追求理想美、崇高美或永恒美的优秀品质。另一方面，文艺复兴时期的肖像艺术在技术水平上已然达到高峰。在崭新的时代视野下回顾15世纪和16世纪的绘画技艺，能为当代肖像艺术创作奠定“返古开新”的技术基础。
第二，追求普遍意义上的人性关怀和崇高的审美理想。在信息时代，艺术表现的主题有瞬时性和当下性的明显倾向。这种倾向对反映社会现实和时代面貌固然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从艺术历史的经验来看是不应当成为主流的。出于对当下的迷恋而忽视历史传统，容易把“艺术牺牲给表现‘现代美’和‘表现当下’的外观”，继而失去艺术的精神诉求。应对这种危机的方法就是将普遍意义上的人性关怀和崇高审美理想重新注入艺术创作之中。正如洛布所说，文艺复兴时期肖像艺术的两大精神内涵是普遍的人性美与理想美。中国当下的肖像艺术创作要回归对人性的关怀和对崇高审美理想的追求，这样可以在回望文艺复兴时期肖像艺术的同时吸收到其中的精神特质并为我所用。就肖像创作者而言，在追求“当下性”的同时也不应忘记蕴藏于“永恒美”和“理想美”之中的精神力量。适当摒弃日常生活化的艺术表现和纪实新闻式的肖像捕捉、发掘人类心灵的普遍美感、关注人的生存状况与精神世界等都是应对信息时代“瞬间艺术”危机的有效途径。
第三，发掘时代精神，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美术大的发展格局下，中国美术创作应该与国际对话并具备时代色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发掘时代精神与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并不相悖。我国的美术创作需要产生“既能表现时代精神,又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征、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的当代性艺术样式”，肖像艺术创作当然也不例外。西方肖像艺术虽然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丰富的当代表现方式，但不应忽略我国肖像艺术创作的传统，特别是古代画家的肖像艺术观念，如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谢赫默记心识的“背拟法”、苏轼的“传神论”、陈郁的“写心论”等。自古以来，中国的肖像画家和相关的艺术作品不计其数。这些优秀的传统艺术作品和审美观念恰恰是当前构建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兼备的中国当代肖像艺术创作面貌的基础。总体来说，中国当代肖像艺术创作领域围绕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展开的探讨应从这样几个角度着力：对中华传统审美观念和艺术作品进行当代阐释；在强调传承的同时，要对多元艺术形式进行提炼；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面对其他民族的文化艺术要兼容并蓄。
第四，以世界主义胸怀打破地域、历史藩篱。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费孝通曾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其中“美美与共”和“天下大同”凸显了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格局。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复兴研究院提倡的“东方文艺复兴”是基于长期以来东西方文化艺术陷入以地域为界、故步自封之困境而找到的应对之道：“我们需要既能够代表当下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风貌，又能够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制高点的美术创作。”因此，我国的肖像艺术创作应呼应我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时代命题，敢于打破地域、历史的藩篱，吸收全人类优秀肖像艺术的创作经验和精神内涵，继而创造出具有世界格局、东方特色的新时代中国肖像艺术作品。
余论
通过考察百年来中国的肖像艺术创作状况，可以看到国内的艺术环境正在持续优化，如国家从文化层面持续引导、高等艺术教育逐渐系统化、肖像创作群体不断壮大、肖像典型素材不断得到发掘等。虽然我国的肖像艺术创作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且在近年来极具活力，但依然面临着困境和挑战。关于中国肖像艺术的实践与理论问题还需要从多个角度继续深入讨论，这样才能梳理出中国传统肖像艺术的历史脉络，使中国肖像精神得到深入阐释，从而建构起中国肖像艺术的实践和理论系统。
来源：《中国美术》2023年第01期 关家敏 丁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