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化中，荷花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花卉。它集花、叶、香三美于一体，亭亭玉立，出泥不染，象征着清丽素雅的气质和高洁淡泊的情操，素有“花中君子”的美称，是历代文人骚客吟咏的对象。
中国是荷花的原产地，《尔雅·释草》中记载：“荷，芙蕖……其华菡萏，其实莲，其根藕。”郭璞注：“芙蕖其总名也，别名芙蓉；江东呼荷；菡萏，莲华也。”在浙江余姚发掘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荷花的花粉化石，距今已有七千多年的历史。良渚文化出土的莲子化石，更对莲荷的早期形态有了直观的呈现。
一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杭州西湖大规模种植荷花，可上溯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秦汉至三国年间，西湖只是和钱塘江相连的一片汪洋，受海水倒灌和江潮的影响，很难为荷花的生长提供良好的环境。东晋、南朝时期，北方移民大量南迁，给杭州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世家豪族大力开发湖田，使得西湖的水域范围已经具备了荷花栽种的条件。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对于杭州西湖水域周围“武林山”上『莲花峰”描述：“其上散开，状如莲花。从下遥望，下阔上锐，从顶下视，其石四面敷开，极似莲花，是名也”。可知当时人们对荷花已有了一定认识，并做了细致观察。由此推测，当时荷花在杭州已经有了一定分布。
东汉时期，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到魏晋南北朝时已广泛传播。自东晋咸和年间（三二六—三三四）慧理创建灵隐寺后，大量的寺庙园林于杭州创立。莲荷因其身处淤泥而不染，且花、果、子并存，颇具佛性，又是佛教创法所在地印度的国花，成为佛教的标志，自此，荷花的审美内涵和精神意趣被进一步提升，人们对观赏荷花的种植需求也进一步提高。
汉代至南北朝，饮茶之风在江南一带逐渐流行。东晋、南朝时期，专用的茶具从饮食器中分化出来，专用于饮茶的托盘之盏出现。托盘内底中心下凹，周围有凸起的托圈，形制与唐代“茶拓子”铭记的金银茶托基本一致。南朝青瓷莲纹盏、盘，可以作为早期茶具的代表。茶具上饰莲纹，既与佛教的盛行相合，也具有相当的美学价值。
南朝瓯窑青瓷莲瓣纹罂高26.3cm腹围17.2cm底径10cm浙江省博物馆藏
二绕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树一千株
唐五代时期，是杭州快速发展的时期，彼时西湖名叫钱塘湖，水面比如今大了一倍左右，是泥沙沉淀造成的内湖，春秋晴日风景秀丽，可干旱阴雨之时，湖水或干涸枯竭或泛滥成灾，湖畔之苗饱受旱涝之苦。外放至杭州刺史的白居易看着处在半荒芜状态的西湖，下定决心治水，他力排众议，疏通西湖，修筑湖堤，调节旱涝，从此西湖水害减轻。因白居易最钟情本地特产白莲花，于是在湖区种植杨柳、荷花，西湖终成“绕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树一千株”的景致。据考证，目前见到最早写杭州西湖的荷花诗，是白居易主政杭州时，写的两首：“余杭形胜四方无，州傍青山县枕湖。绕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树一千株。梦儿亭古传名谢，教妓楼新道姓苏。独有使君年太老，风光不称白髭须。”（《余杭形胜》）“征途行色惨风烟，祖帐离声咽管弦。翠黛不须留五马，皇恩只许住三年。绿藤荫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妓船。处处回头尽堪恋，就中难别是湖边。”(《西湖留别》）
南朝瓯窑青瓷莲瓣纹碗高4.5cm口径10cm底径4.5cm浙江省博物馆藏
南朝越窑青瓷莲瓣纹盘高4.9cm口径29.6cm底径11.2cm浙江省博物馆藏
佛教的盛行与荷花的大规模种植形成了合力之势，并最终推动了荷文化的进一步发展，除了佛教艺术造像，在雕塑、建筑、绘画以及铜镜、石刻等工艺形式中也常见莲花装饰。
相较于六朝时期，唐代的莲花装饰更为普遍，除了简单抽象的莲瓣装饰外，还出现了写实的荷花图案。作为瓷器的主题纹饰，沿袭了南朝图案化的刻画风格，还出现了以立体的荷花呈现器物的装饰方式。
晚唐-五代佛说阿弥陀经变相图残片45.5cm×29cm浙江省博物馆藏
唐代荷叶形酒具亦风靡一时，这与当时流行的一种喝酒方式有关。据《酉阳杂俎》记载，三国魏正始年间（二四〇-二四八），魏国名士郑悫开创了以荷叶当作大酒杯的做法——夏天宴请宾客时，将大荷叶连叶带茎一同采下，并在其中装三升米酒，再用簪子刺破荷叶的蒂心，形成一个与长茎相通的孔洞，再将茎向上拉起，巧妙地利用荷叶茎内的空腔，形成天然的吸管，饮者通过叶茎的一端，将荷叶内的米酒吸入口中，酒香混合了荷的清香，是夏日极为风雅的喝酒方式。
三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北宋时期，荷花已在西湖广泛分布，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之美。经元朝一代的疏浚工程后，西湖中荷花盛开，与新修的苏堤妙相承合，人工和天然相互照应，显示出清秀绰约的风姿。一一三八年，南宋定都杭州，西湖是重要的都城景点，吸引着八方来客，荷花作为夏季主要的水生植物，自然成为重点观赏对象。杨万里笔下：“西湖旧属野人家，今属天家不属他。水月亭前且杨柳，集芳园下尽荷花。”写出了西湖十里锦绣、荷花摇曳的荷塘盛景。
在南宋宫廷中，群植的荷花是重要的园林景观，《南宋古迹考》记载：“有清波门外聚景园，旧名西园……盛夏芙蓉弥望。”聚景园，是宋孝宗最爱逛的园子，也是现在柳浪闻莺公园的所在地。在德寿宫里，有“射厅”“临赋”亭，都是专门观赏荷花的风景建筑。据《武林旧事》记录，“四月孟夏芙蓉池赏新荷”“六月季夏芙蓉池赏荷花”“七月孟秋西湖荷花泛舟”；禁中纳凉“池中红白菡萏万柄，盖园丁以瓦盎别种，分列水底，时易新者，庶几美观“”。可见当时，种荷赏荷已是一种风尚。
宋代大儒周敦颐，以名篇《爱莲说》赞赏莲花为花中君子，将荷花意象与文人修为紧密结合，荷花的深刻人文内涵被从此定格。荷花成为君子之花、文人“比德”之物。文人墨客写荷、赞荷、咏荷、画荷，留下了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诗、书、画、文，形成了源远流长、内涵丰富的“荷文化”系列。在文人意趣的主导下，文房雅玩、家具陈设、茶酒香事，均与荷花结缘，用赏之余，妙趣横生。
五代铜释迦龙座像通高68cm浙江省博物馆藏
四白公堤畔烟湖空四月未尽荷花红
宋末，杭州城遭到洗劫，元朝统治者鉴于南宋统治者佚乐湖山导致亡国的前车之鉴，对西湖废而不治。城内诸河也因年久失修与江湖隔绝，以致西湖湮塞，城市萧条。繁华盖世的杭州城，至此大为衰落，西湖荷景逐渐荒芜。明代初期，杭州西湖发生了近五百年来最大的一次淤浅。正德三年（一五○八），杭州知府杨孟瑛组织了西湖疏浚工程，筑“杨公堤”，使西湖湖面基本上恢复了唐、宋时周围三十里的旧观。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称赞道：“西湖开浚之绩，古今尤著者，白乐天、苏子瞻、杨温甫三公而已。”经正德、嘉靖、万历三朝的数次修整扩建，到了晚明，西湖水域终于『种荷花满湖，堤畔柳丝成畦；荒祠废殿，丹青一新”。“两湖光艳，十里荷香，如入山阴道上，使人应接不暇”。
元代开始，莲荷文化呈现出广泛世俗化的特征，荷塘风光、河池水禽、婴戏莲花等富有民间生活气息的图案大量出现，形式更趋丰富，色彩更加艳丽，在烦琐精细中显示出了浓郁的民俗特色，成为寓意吉祥的典型纹饰。晚明时期，江南地区清供与崇古之风盛行，士大夫醉心于此，失意文人常借物抒怀，“玩物而不丧志”，并大量著书立说以论玩赏之道。荷花对生长环境有着极强的适应能力，不仅能在大小湖泊、池塘中吐红摇翠，在庭院盆碗中亦能风姿绰约，装点人间。明代是私家庭院赏荷风行的时期，出现了许多有关荷花种植、赏玩的文章，亦不乏对以荷景抒情的绘画作品。
唐莲花纹铜镜直径21.5cm浙江省博物馆藏
唐越窑青瓷荷花形托盏高6.6cm口径11.8cm底径6.6cm宁波博物院藏
五湖边不用关门睡夜夜凉风香满家
到了清代，在康熙南巡前，杭州地方官打算恢复西湖十景，但发现九里松旁的“曲院荷风”已经无法修复，就选在苏堤跨虹桥西的岳湖里栽植荷花，恢复当年的景观，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曲院荷风”在新址获得重建。康熙皇帝游览后，看到红白荷花绵延，提笔改“曲院荷风”为“曲院风荷”“花时香风徐来，水波不兴，绿盖红衣，照灼云日”的盛景重现。康熙、乾隆南巡后，把江浙文化带到了北方，“曲院风荷”的荷花盛景也影响了清代北京皇家园林的建设，乾隆在第二次南巡后，按照西湖“曲院风荷”的布局，在圆明园专门建造了莲荷风情园——“曲院风荷”。
在清代文人笔下，莲荷既有世俗情感上的缱绻牵绊，又有君子人格的清雅高洁，李渔在《闲情偶寄》中从“荷钱出水”到“菡萏成花”再到“花之既谢”，言尽荷花的“可目、可鼻、可口”的可人之状，将荷花作为夏日倚命神器。《浮生六记》中芸娘于“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含而晓放。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尤绝”。为丈夫烹出了一杯最特别的茶，将江南女子的细腻精致体现得淋漓尽致。
清代的莲荷纹样随着吉祥纹样的发展，进一步向世俗方向前行，与莲有关的吉利祥瑞的图形和词语深入人心，祥瑞观念也通过莲花的音、形和意得以外化和传承，成为从宫廷贵族到普罗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符号，荷花纹常与各类花鸟纹饰构成一幅幅吉祥的图案。
六荷叶似云香不断小船摇曳入西泠
清末内忧外患，随着列强入侵，西湖的传统园林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出现了“山无林荫，水无树影”的惨景，西湖衰败，荷花也受到了较大的冲击，江南民间荷花品种得以保存下来的仅十余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西湖疏浚工程开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湖开始有规划地大规模种植荷花，如今“曲院风荷”里的荷花，已经有二百多个品种了。
古人以诗词歌赋的方式咏荷，今人用时尚创意的方式爱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倡导和平、和谐，莲荷因形美性雅、寓意祥和而给人带来灵感，引发创新。从诗词到歌谣，从餐饮到服饰，从日常用物到场馆建筑，无所不在。近年来，出土自宋代地层的古莲子，经培育唤醒，在各地绽放。荷花俨然成为了传播友谊的种子，沟通古今的桥梁。正可谓：“荷叶似云香不断，千年尚可发新花。”
五代莲瓣纹银盏托高6.5cm盘径14.5cm底径9.3cm浙江省博物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