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的叶伯和
古琴世家走出的白话诗人
“离城20里许，是我们的田庄，有一院中国式金漆细工加上雕刻的宅子，背后是一大森林，前面绕着一条小河，堤上栽着许多杨树、柳树，两岸都是稻田……”
这是四川新诗开山鼻祖叶伯和先生1920年在《诗歌集》的自序中对故居的一段描述。今年5月初的一天，我同叶伯和的曾孙叶中亮一起来到了成都金牛乡雍家渡，这里就是叶伯和写到的地方。在我们的考察中，找到了当年的田庄——叶伯和故居，那里被当地人称为叶家大院，抗战时期为躲避轰炸，成县女中(今成都七中前身之一)曾迁到这里办学，是个不小的院子，如今却只剩下一间残破的堂屋孤零零地立在那里；背后的大森林也不见了，远远看到的是林立的高楼大厦，四周已经被各种建筑占据，而一条高铁线正在面前不足五十米的地方开建，当年宁静乡村的景象已不复存在。但不远处那条清澈的府河没有太大变化，过去叶氏族人常常坐船进城，河水盈盈，平畴远风，良苗怀新，这条小河也给两岸带来了诗情画意。
雍家渡，这是成都府河上游一个古老的渡口。据传自唐宋以来，这里就是成都城郊的大渡口，过去顺岷江而下，转入府河，一般都是在这里装船或卸货，盐布铁锅、洋广杂货都要从这里西出成都运往广大的川藏地区。当年的雍家渡非常热闹繁盛，叶氏家族占据了有利的地势，在此繁衍生息，叶姓得以不断发展壮大，在这方圆几里的地方，地图上至今还能看到“叶家院子”“叶家祠堂”“叶家河心”“叶家染坊”这样的地名，而叶伯和就出生在这里。
叶伯和的故乡——成都金牛乡雍家渡
我看到了保存完好的《叶氏宗族全谱》，里面是这样记载叶伯和的：“叶式倡，字伯和，学名式和，成都府学附生，日本法政大学东京音乐学院毕业，曾任国立成都高等师范教授，成都市政府参议院。生清光绪己丑年六月二十七日丑时，娶廖氏华邑恩溥公次女，名赞和，生光绪戌子年八月初九日亥时，卒民国三十年十月二日，阴历辛已八月十二日亥时。”
叶伯和的祖父叶祖诚是清光绪年间五品衔光禄寺署正，浩封朝议大夫，所以叶家是雍家渡一带的望门名族。叶伯和的父亲叶大封做过清附贡生，以知州侯用，但还没有等到这一天，他就感到清王朝不保了，便带着一个17岁、一个12岁的儿子东渡日本去求学，父子三人同时出洋留学，成一时美谈。叶大封到日本读的是法学，回国后曾一度出任四川省公署秘书长、四川高等检察厅检察长，后来又在指挥街挂牌替人打官司，与巴金的叔父李华峰一起被称为“南北二峰”，在民国年间是成都有名的大律师。叶伯和是他的长子，天资很高，很小就能读《皇清经解》《十三经注疏》等深奥的经学著作，被乡人誉为神童。13岁那年，翰林院编修、学使郑叔进面试他，当场授以附生(秀才之一种)， 叶伯和没有选择去读书致仕，而是走上了音乐的道路。
叶家是古琴世家，辈有人才出，“成都叶氏向来是得了琴学中蜀派的正传的”，蜀派古琴大师叶介福、叶婉贞父女就是叶伯和的祖辈。抚琴赏鹤历来是士大夫的风雅，叶家也不例外，所以叶伯和从小耳濡目染，对音乐非常热爱，“我从小熏染，也懂得一些琴谱，学得几操如‘陋室铭’、‘醉渔’、‘流水’。” (叶伯和《诗歌集》自序) 所以，他很早就在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音乐的种子。
叶伯和17岁时与表姐廖赞和结婚，18岁(1907年秋天)便于父亲和二弟叶仲甫同赴东京留学。他的这段人生经历，叶伯和曾在《二十自叙》中为自己做了个概括：“十二通经史，十三入党庠；十五学科学，十八走扶桑。”
“扁舟一叶出夔门，故国山河绕梦魂”(叶伯和《纪元前五年秋买舟东下出夔门时有感次夕作》) ，在去日本路上，从未出过川的叶伯和被外面的世界深深震撼了，名山大川一路走过，诗情被激发了出来：“从此井底的蛙儿，才大开了眼界，饱饮那峨眉的清秀；巫峡的雄厚；扬子江的曲折；太平洋的广阔，从早到晚，在我的眼前的，都是些名山、巨川、大海、汪洋，我的脑子里，实在是把‘诗兴’藏不住了；也就情不自禁的，大着胆子，写了好些出来。” (叶伯和《诗歌集》自序)
叶伯和的白话诗写作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他对诗歌和音乐的热爱，直接影响了他人生选择。这里有个插曲，叶氏父子到了日本后，叶大封要叶伯和同他一样去学法政，但叶伯和偷偷去考了东京音乐学校，让叶大封大为不满，认为中国要建成一个现代国家，需要的是务实型人才，但事已至此也就只有迁就他的爱好了。而让这位父亲可能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儿子因为音乐而诗歌，成为中国白话新诗的先驱者之一，也是有史可查的四川新诗第一人。
《心乐篇》：诗歌与音乐的涌泉
在日本求学期间，叶伯和开始对西方诗歌感兴趣起来，为了便于直接阅读，他利用晚上的时间自学英语。最早给他影响的诗人是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诗人爱伦·坡 (Edgar Allan Poe) ，那时候爱伦·坡被视为美国最伟大的诗人，叶伯和通过爱伦·坡看到了中国古体诗与西方诗歌的差异，认为爱伦·坡的诗比很多中国诗“更真实些，缠绵些”。周作人评价爱伦·坡的诗歌“善写悔恨恐惧等人情之变”，西诗的自由表达对叶伯和的影响很深。
其实，在未接触西方诗歌之前，叶伯和对中国古诗词也是颇为倾心的，特别是《长干行》《长相思》这些词牌作品，大多写的是两情相悦，寄托的是男女间的思念之情。叶伯和新婚不久就告别妻子远赴日本，对一个刚刚打开人生旅程的青年来说，这样的情愫很容易被那些缠绵悱恻的诗句点燃。叶伯和喜爱李白的《长干行》，此诗以“妾”的身份来讲述了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八月蝴蝶来，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但这是中国式的表达，他也有这样的思念需要倾诉，时空并不能阻隔他的诗情迸发，他对诗歌产生了一种本能的需求。
但是，一个在传统文化中长大的人，诗歌教育是从古体诗开始的，而澎湃的诗情要冲出格律的栅栏，他还不知道怎么把它们变成华美的诗行，所以叶伯和经历了“一句都写不出来”的苦闷阶段。但叶伯和似乎很快就找到了一把钥匙：通过诗歌和音乐的融合，就能够打开通往新诗歌的大门。而这时，叶伯和就同爱伦·坡遭遇了，爱伦·坡关于诗歌音乐性的主张让叶伯和找到了知音。爱伦·坡认为诗与音乐是不可分的：“音乐通过它的格律、节奏和韵律等种种方式，成为诗中的如此重大的契机。”“正是在音乐中，诗的感情才被激动，从而使灵魂的斗争最逼近那个巨大目标——神圣美的创造。”
留学期间，叶伯和生活在音乐的世界中，这段生活他在《我的小弟弟》一文中有所反映。叶仲甫(叶伯和二弟)是个精通四弦琴的翩翩少年，在一个月明如画的晚上，他在寄宿的楼上，弹奏起了贝多芬的月光曲。就在这时，有个年轻的女声合着他的琴声轻轻唱了起来，琴停音住，琴起声扬。突然有一天，在叶仲甫每天早晨上学必经的路上，一扇角门突然推开了，里面出现个秀美的少女，她望着他，仿佛在问：“那一夜奏琴的是你么?”而他也看着她，似乎也在问：“那一夜唱歌的是你么?”后来叶仲甫不幸去世，但这段故事成为了叶伯和心中最美好的一段回忆。其实，从这里也发射出了他们的生命信息，音乐和诗、青春和激情几乎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
“才罢琴音又读诗” (《伯和诗草》) ，在诗与音乐水乳交融下，叶伯和就想“创造一种诗体”，他甚而大胆地想：“不用文言，白话可不可以拿来做诗呢?”(叶伯和《诗歌集》自序)在当时，这样的想法是惊世骇俗的，但跟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一脉相承的，经历了千年的中国古诗迎来了长夜破晓的时刻。这一时期，他的思考跟整个中国诗歌语言新旧分野是同步的，或者说也是与中国诗歌从古典性到现代性的蜕变是同时的，虽然当时叶伯和的诗学思想尚稚嫩，处在萌芽状态，但他的好奇和敏锐都具有先知的意味，而这都让他成为了中国新诗最早的实践者之一。
应该看到，中国早期新诗大多都受了西方诗歌的影响，而最早期的那批写作者大多具有留洋的经历，如胡适留学美国，徐志摩留学英国，艾青留学法国，他们是最早接触到外国诗歌的一群人，可以说西诗资源是他们创作的新动力。叶伯和也不例外，留学海外，新观念、新思想让他耳目一新。随着阅读面的扩大，他又喜欢上了泰戈尔，认为其诗“含有一种乐曲的趣味”。他把爱伦·坡和泰戈尔当成自己的偶像，原因是他们与音乐的亲密关系，音乐正是叶伯和心中万千诗情的催化剂。
宋代史学家郑樵说“诗者，人心之乐也”，叶伯和深许之，并为此写过26首《心乐篇》，心乐二字就源于此。《心乐篇》中的诗歌华丽、唯美，是叶伯和最早创作的一批白话诗，也是他一生中艺术成就最高的诗作。
当那翠影，红霞映着朝阳的时候；
仿佛她载着花冠，羽饰；穿着黄裳绿衣；
——亭亭地站立在我的身旁。
我想和她接吻，却被无情的白云遮断了！
听呵！山泉儿流着，好像特为她传电话。
小鸟儿歌着，又像是想替她做邮人。
我忍不住了，便大声呼她：——
但她只从幽深的山谷中照着我的话儿应我。
——叶伯和《心乐篇·新晴》
《新晴》是《心乐篇》中的一首，就艺术性而言，在当时白话诗中堪称杰作。把天空下新晴的景象比喻成一个幻美的女郎，语言的转换自然、纯熟，不依托古诗意象，借法西诗技艺，想象极为瑰丽飞扬，可以说这首诗达到了中国早期现代诗歌的某种高度。1923年4月，叶圣陶在看了《心乐篇》后，曾经在给叶伯和的信中写道：“读<新乐篇>与我以无量之欢欣，境入陶醉，莫能称誉矣。”
《诗歌集》：新诗天空的一只萤
在日本这一段，是叶伯和的创作高峰期，他写的不少诗歌收入了他的《诗歌集》当中。
《诗歌集》1920年5月由上海远东印刷所出版发行的，共收入诗歌84首。诗集甫一面世，就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得到了蔡元培、郭沫若、周作人、叶秉诚等人的赞誉，同时也得到了很多读者的响应，有上百人写信找他交流切磋，以为知音同道，在1922年5月再版的时候，叶伯和还专门挑选了一些其他作者的诗作放在《诗歌集》里。但反对、讥讽的声音也不少，有人认为白话诗“不成体统”，为保守文化势力痛恶。
第一版《诗歌集》虽然有了一定影响，但可惜比胡适的《尝试集》晚一个多月，所以从时间上看，它应该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二部新诗集，当然它毫无争议是四川第一本新诗集，比郭沫若的《女神》要早一年多面世。
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在对中国早期新诗的研究中，叶伯和很少被提到，他的重要性被严重遮蔽。现在来看，这固然跟他深处四川内地，信息闭塞，偏离新文化中心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与他后期把创作放到音乐上而疏离了文学有关。实际上，叶伯和的工作和生活重心是放在音乐上的，而且他在音乐著述上的贡献更大，从1912年开始叶伯和就任成都乐歌体育专修学校音乐科教授，并撰写了我国有史以来出版的第一部《中国音乐史》。这本书在音乐界有深远的影响，它是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发轫之作，相当于胡适的《尝试集》在文学界的地位。
叶伯和一生做了大量跟音乐有关的工作，且大多是开风气之先的事情。如1913年11月，叶伯和在祠堂街关帝祠开办京剧科班——和字班，他亲自任经理，开售女宾票，男女同场看戏。1914年， 叶伯和又应聘到四川高等师范学校(即今四川大学)，着手筹建手工图画兼乐歌体操专修科，教授乐歌、音乐史、和声学、乐器使用法等专业课程，闵震东先生在回忆他的这段经历时写道：“每当全校纪念活动，或国家庆典，先生常出席参加，指挥全校学生唱校歌及国歌，有时他亲自演奏小提琴或风琴以相伴奏。先生上台指挥演出，神采风度，给人印象甚深。”(《叶伯和传略》)十年之后，他辞去教职，到成都通俗教育馆任音乐部主任，筹建了成都音乐协会，1927年他还组织过一次贝多芬逝世百年音乐会。所以，叶伯和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都放到了音乐的创作、教育、普及推广上去了，以至于后来很多人把叶伯和当成音乐家、教育家，而不知道他的诗人身份。
叶伯和在成都组建的民间音乐团体
但《诗歌集》对新诗的贡献是不能被遗忘的。首先，叶伯和是中国最早一批的白话诗人，他的创作时间可以推到1907年以前，他比胡适早留学3年，也就是说他开始写诗可能要早于胡适，比郭沫若更早，郭是1914年才留学日本的，晚他7年。叶伯和在留学归来的时候，曾说“我自浮海换，诗词始长进”(《归国时途中作》)，这证明留学对他诗歌写作的影响，被唤醒的新诗意识源于留学的契机，他们是幸运的，也是最早在黑夜中摸路的人，叶伯和的新诗探索精神和成就值得后人去研究和发掘。
其次，叶伯和在诗歌同音乐的融合上有独到之处。在《诗歌集》中，叶伯和把作品分为了“诗类”和“歌类”两种，“歌类”更注重音韵和文字排列，便于歌唱。但形式并没有影响表达，如《萤》这首虽然是可以唱的“歌类”，但诗意非常浓郁，不亚于让任何一首“诗类”的诗，而更重要的是这首诗还呈现了一个时代的隐喻：
萤！你造的光，这样细微，还被秋风吹！
呀！黑暗暗的，光头虽小，做书灯也好。
被谱了曲的“歌类”朗朗上口，容易在大众中传播。过去在雍家渡一带有个榴荫小学，现在已经不在了，但还有一些老人会唱《榴荫小学校歌》，而这首歌就是叶伯和写的，可见他的诗通过歌的形式曾在民间生根发芽。
叶伯和创作了大量如“歌类”这样的新诗，足见他非常重视诗歌中的音乐性，所以《诗歌集》与《尝试集》在创作个性上的差异也在于此。应该说他在白话诗的韵律上是有过深入研究的，提供了有价值的探索，后来何其芳等诗人提倡新韵律诗，其实叶伯和是比他们更早的先行者。
叶伯和的诗歌创作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如果说《心乐篇》是他早期比较纯美的诗歌，具有浓烈的青春气质，那么回到成都后，特别是人到中年后的叶伯和，诗歌也有了不小的变化。他的诗开始转向关注现实，风格渐入沉郁之境，这一时期他写了《乡村的妇人》《疲乏了的工人》《孩子孩子你莫哭》等反映社会生活的诗作，如《战后之少城公园》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满地的残荷败叶，
树枝上时有寒蝉哀鸣。
酒肆寂然无声，
茶社两三人，
道旁游玩的，
只几个缠着绷带的伤兵！
叶伯和曾在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的通俗教育馆工作，诗中反映的正是四川军阀混战时期的成都一景，而目睹的一切都让他心灰意冷，他在《三十自叙》中写的“母死弟亡城市变，都为军人大激战”，正是这一时期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情状。叶伯和后期的诗喜用白描，语言平实，常有悲怜情怀，诗歌成为了一面映照现实的镜子。也跟他前期新锐、浪漫、唯美的诗风大相径庭，可以看出他对诗歌现代性方面的探索有所停滞，诗的翅膀变沉重了。
除了世道的炎凉，叶伯和后面的人生之路也越来越坎坷。还未满30岁，叶伯和就遭遇了一连串打击，不仅是母死弟亡，他父亲叶大封因为得罪了某军阀而遭绑架，索要10万大洋，倾家荡产获救后逃往重庆，但不到一年就去世了。接踵而至的灾难让叶伯和常常处于悲愤、绝望的状态，如果说叶伯和之前是一个唯美浪漫主义诗人，之后就变成一个悲观现实主义诗人了，而这个分水岭横亘在他的诗歌作品中，也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学人物样本。
创办《草堂》
叶伯和出身于大地主家庭，家有良田千顷，但叶家一直有耕读传家的传承，在成都创办过多个学校，如奉思小学、崇实学堂、榴荫小学等，对成都早期的教育有不小的贡献。2017年11月，我在四川大学的一幢宿舍楼上见到了毛文老师，她已经八十高龄，中学就是在雍家渡叶家大院读的。后来她的丈夫就是给她上课的老师周菊吾(1912-1966)。这里面有段故事，当时毛文的家庭非常贫困，周菊吾一直接济她念书，对她特别照顾，毛文长大后就嫁给了他，“还他一个恩情”。周菊吾后来执教四川大学，学问深厚，也是一位篆刻大家，有“西南第一”之称，四川名宿林思进称其印章有“典丽风华”的气度。当时周菊吾与叶伯和同在学校教课，关系密切，毛文还记得在叶家大院读书时，叶伯和爱穿一件小马褂，悄悄站在课堂后面观察上课的学生的情景，她说他是个和蔼但做事很认真的人。
叶伯和对教育的倾心同样也反映到了诗歌创作中，他意识到了文学的启蒙意义，“我十年以来，已经把我在海外贩回来的西洋音乐，贡献给国人了；最近又想把我数年研究的新文艺，贡献出来。”(《新诗集》第二期再序) 所以，他不仅自己搞新文学创作，同时还发起同仁刊物，这就有了1922年由叶伯和发起组织的四川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成都草堂文学研究会成立，并于当年11月30日创办了会刊《草堂》，这是四川历史上的第一本文学杂志。
1935年，茅盾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说：“四川最早的文学团体好像是草堂文学研究会(民国十二年春)有《草堂》出至四期便行停顿了……”那么，茅盾的这段话是怎么来的呢？
情况是这样的，当时在地方出版发行新文学杂志困难重重，周作人就说“向来从事于文学运动的人，虽然各地方的人都有，但大抵住在上海或北京，各种文艺的定期刊物也在两处发行。”这主要指的是现代文学在落后地方还缺乏应有的土壤，所以 叶伯和在成都办《草堂》杂志非常不容易。另外，办杂志需要一定条件，经济的支撑、同仁的合力很重要。《草堂》只办了四期后就更名为《浣花》，说明中间发生了一些变故，但不管怎么样，《草堂》的出现把四川的现代文学时间往前拉了一大步。
1923年1月，周作人在北京读到《草堂》后，立即写了一篇评论《读草堂》：认为这本新鲜的杂志“实在是为地方色彩的文学也有很大的价值，为造成伟大的国民文学的元素，所以极为重要。”同时，《草堂》也给了他良好的阅读感受，“能觉到有那三峡以上的奇伟的景物的地方，当然有奇伟的文学会发生出来。”
郭沫若当时正在日本留学，读到《草堂》后也非常兴奋：“……吾蜀既有绝好的山河可为背景，近十年吾蜀人所受苦难恐亦可以冠冕中夏。请先生常与乡士亲近，且目击乡人痛苦，望更为宏深的制作以号召于邦人。”
《草堂》创刊于1922年11月，停刊于1923年11月，只办了4期，正好一年时间。这本刊物的办刊地址就在叶氏私宅——成都指挥街104号，其实只是个通信地址，没有专职的编辑，全凭几个文学界同仁的一片热情。办刊主要靠叶伯和出资，杂志在北京、上海、重庆、南京等地有代销处，但总的发行量很小，影响受限。这也看出了当时四川的文化边缘地位，其实当年类似的杂志在上海、北京相当活跃，很多诗人作家都是从这些杂志中走出来的，如四川的一批青年文人创办的《浅草》就比《草堂》在文学史的地位更高，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它是在上海创办的，但《草堂》的时代先声作用是不容抹杀的。
《草堂》的办刊时间虽然比较短暂，但对青年作家的培养也有积极的贡献。当年19岁的巴金就以“佩竿”的笔名在《草堂》第二期上发表了一首小诗，同期还翻译了俄驾尔洵的小说《旗手》，这是巴金最早期的文学作品，也可以说《草堂》是巴金文学生涯的起点。
叶伯和有辉煌的前半生，但后半生却非常落寞凄凉，他经历了“五载三丧”，母亲、祖母、女儿分别在5年中相继去世。但丧亲之痛没有结束，1940年他的妻子又在乡下病死，他搬到城内锣锅巷居住，不料住宅不久失盗，而茶店子的两间私房又遭火灾，损失惨重。叶伯和本来就体弱多病，在接连的打击之下，遂谋短见，于1945年11月6日深夜投井自尽，年仅57岁。
叶伯和葬于雍家渡南，叶氏祠“受枯堂”西。本文开头的那一段描写的景物，正是当年叶伯和的安葬之处。在中国新诗百年之时，人们又想起了他，想起了他诗中的那只萤，曾用微弱的光芒划亮过新诗的天空。2017年5月初夏的一天，我同他的曾孙叶中亮一起来到了雍家渡，不仅是寻找历史的痕迹，也是为了那不应忘记的纪念。
来源：《散文诗世界》2019年07期 龚静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