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国内收藏明清肖像画数量最多的博物馆之一，今年新展“容曜丹青：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清肖像画”选取50余件（套）明清时期肖像画，并以画像中人物的生活年代早晚为展陈顺序，让观众可以随着历史发展的潮流，逐步感受明清肖像画的风格与变化，尤其是西洋绘画艺术传入中国后，对明清人物画的影响和渗透。
展览共分为三个部分的内容，涵盖的画作题材丰富多样，类型多元。
庙堂气象
第一部分是王室和名臣的写实画像。画家对人物的脸部大多刻画十分生动，神情气质都笔到意到，尤其是美化了手部的线条，即使是武将手上也没有茧子，葱白柔美，体现出皇室名臣养尊处优的社会地位。这些画像从侧面反映出统治阶级在文化上维护其统治地位的意图，体现了皇权威严和国家意识形态，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清鲁振铎的《唐高祖李渊像》。武德皇帝李渊身着黄色龙袍，头戴黑色官帽，脚蹬黑色官靴，整体配色非常协调。他的嘴角微微翘起，眼带笑意，御容慈祥温柔。与魏晋时期充满神秘感仿若神明的君主神态不同，唐代统治者致力于营造帝王将相的人间气和人情味，塑造出关怀现世、愿意聆听百姓们心声的君王形象。这样的原因可能是为了更贴近民众的生活，更容易获得民心。
清佚名《岳飞画像》是抗金名将岳飞的肖像画。岳飞本为战功赫赫的武将，在此幅中虽然端坐在虎皮座椅上，却是手捧书卷、凝卷沉思的文人模样。而且手部也没有描绘成武将操劳的手，反而是留有长长的指甲。画家可能是想借此塑造出岳飞文武双全的形象。
清黄坚《摹史可法画像》，给我印象很深的是画中人物炯炯有神的双目，体现出他坚贞不屈的性格特点。画中史可法依旧是文官形象，面容温和。手指依旧纤细白净，也有长长的指甲。史可法是明末抗清名将，黄坚是清朝画家，画面右侧题写：黄坚敬摹，画家作此画是敬重史可法的骨气。但清朝画家能画抗清英雄，本身也是有风骨的人。
严纪绘制的《行军图轴》（图1）虽然描绘了多个人物，但是不难看出主角便是位于画幅最中心身戴护心镜的将领。画幅根据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观念来处理人物的体量大小,并且上方和下方的官兵们几乎都不以正脸示人，身形也或多或少被山石树木所遮掩。此外，前来报信的斥候立于将军面前，他的视线也集中在将领身上，显示出明确的地位尊卑。
图1 清严纪，行军图，轴纸本设色158×51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清佚名《康熙书房坐像》（图2）绘制精美，取康熙正面御容，采用以帝王为中心对称的构图方式。康熙吉服袍上的纹样繁复，金龙怒目圆睁、栩栩如生，衣服下摆左右对称。手部刻画细致入微，肌理描绘很生动，手指葱白匀称，指甲干净圆润。康熙帝左右均绘有形制相同的书槅，书槅下层各摆放三件古玩，各不相同。与其他部分笔墨不同的是，这六件古玩竟然运用了西洋画法中的光影透视技法，生动体现了古玩不同的质地和光泽，营造出立体感和空间感，可以看出郎世宁中西合璧肖像绘画对康熙朝宫廷画师审美的影响。
图2 清佚名，康熙书房坐像，纸本设色172.2×165.5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明瑞是清代名将，清佚名的《明瑞像》抓住了明瑞在练兵时具有标志性的瞬间动作，衣袖随动作翻飞飘舞，整个画面富有动感。手部单色调的平面画法应该是由中国宫廷画师完成的，而面部呈现出视觉上的真实，可以看出抬头纹、颧骨、下颌角等等细节和肌肉结构的呈现，可能是由西洋宫廷画师负责。整幅作品具有纪实的作用和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清佚名《骆秉章像》是晚清八大名臣之一骆秉章的肖像画。这幅正面全身容像，应该是在骆秉章逝世后绘制的祖宗画像，一般挂于家中祠堂用于子孙祭拜。画幅上方裱同治四年皇帝御旨，显示出他的战功赫赫以及皇帝对他的赞许赏赐。与传统人物画的浓淡相宜不同，祖宗画像一般不分主次多施重彩，色彩浓重艳丽，并且构图有程式化特征。骆秉章穿戴着可彰显品级的朝服官帽，手捻朝珠，坐于扶手椅上，椅背披红色椅披，地面铺设花团锦簇的地毯。他是一位热烈的爱国者，入湘十年，治军平乱，一生为国为民，为官清正廉洁，谥号“文忠”。在清代，“文忠”被认为是仅次于“文正”的谥号。何为文？道德博闻，勤学好问，敬直慈惠。何为忠？危身奉上，廉方公正，肫诚翊赞。历史上谥号为“文忠”的有颜真卿、苏轼、欧阳修、张居正、林则徐等等令我们钦佩的人物，他们用一生践行了“文忠”二字。
文人情怀
第二部分是名士文会或者与雅集相关题材的肖像画。这一部分多是描绘文人墨客雅集和文会时的场景，且多为群像。但是在行乐图中多为独像，并且往往主大从小，以此来突出人物的尊卑次序。通过人物的服饰道具、表情动作或人物所处环境背景来抒发人物内心的情感和志向。还有描绘家庭成员欢聚一堂的场景，以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清孟之瑞的《西园雅集通景屏》十二条屏，尺幅巨大，品相完好。北宋真宗时期，文人士大夫有充裕的节假日可以结伴出行、雅集赏景。特别是中国古典山水园林，景致幽静高雅，是文人士大夫进行艺术活动的理想场所。在山石庭院、松竹溪流间，在推杯换盏、曲水流觞中往往能迸发出无穷的灵感和创作的欲望，随即泼墨挥毫，一篇篇的千古佳作便在雅集时刻产生和流传。西园是当时宋代驸马王诜的府邸，王诜善画也善写诗，与苏轼等一众文人名士交好。王诜邀请李公麟画下当时自己与众友人在西园宴饮的情景，画中众人形态各异，风雅尽显，幸甚至哉，从他们的娱乐活动可以感受到当时文人的闲情逸致和社会文化的蓬勃发展。
唐太宗想要王右军的《兰亭》，所以大唐监察御史萧翼从辩才和尚处设计谋得《兰亭》献给天下至尊。国博所藏的这件明佚名《萧翼赚兰亭图卷》正是以此为故事背景。该幅画作以辩才和尚和萧翼为中心，图左侧有一老一少正在烹茶，这也被视作现存最早的茶画实例。在辽博本、台北故宫本中都有出现烹茶场景，故宫本则没有。辩才和尚精神矍铄，一手握卷，一手指向萧翼方向，正与他寒暄交谈。萧翼双手藏在袖中，作谦逊聆听状。辩才以为是高山流水遇知音，难掩喜悦之情，将《兰亭》毫无掩藏地呈现给萧翼。萧翼后方的侍从知道他此行的目的，不忍辩才被骗，手舞足蹈想要提醒辩才。但是辩才正感叹于与萧翼的忘年之交，并未注意到侍从的行为，这也酿成了后面辩才和尚的悲剧。
在后世眼中，杜甫总是以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志又忧国忧民的形象出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更是让这种刻板印象根深蒂固。但实际上，杜甫出身于官宦世家，家境殷实，从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又加上自身聪慧，早已是远近闻名的才俊。并且他在青年时代便交游广泛，漫游壮丽河山的同时结识了诸多名士。直到天宝五年之后，杜甫才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书写民生疾苦，“诗圣”之名也由此开始慢慢形成。这幅清王树穀的《杜甫采药图》（图3）将杜甫悠然自得前去采药的形象跃然纸上，他右手拿镰刀和竹篓，左手拈着胡须，体型偏胖，与我们在教科书上看到的杜甫清瘦苦闷的形象不同。
图3 清王树，杜甫采药图，轴绢本墨笔200×100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满床笏”出自《旧唐书·崔义玄传》，“开元中……每岁时家宴，组珮辉映，以一榻置笏，重叠于其上”，用来借喻家门福禄昌盛，富贵寿考。后世误传为郭子仪事。这件清佚名的《郭汾阳满床笏图卷》便是取材自此典故。此时的汾阳王郭子仪功成名就，正在过六十大寿。他有七子八婿皆来贺寿，他们全是达官显贵，社会精英。画卷最左侧设一床塌，象笏堆床，郭子仪斜卧榻上，其妻仪态端庄坐于榻边，二人满目慈祥，微笑着看向面前的子女儿孙。子女们三两成堆，女子们闲聊折枝，男子们则下棋挥毫，孩子们手拿玩具玩闹，府中一派欣欣向荣、和谐美满的景象。郭子仪这种福禄寿俱全的状态也成为历代官宦士族羡慕向往却难以企及的至高境界。这一题材受到众多官宦人家的喜爱，并作为戏曲剧本广为传唱。
在这些肖像画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有很多文人士大夫都脚踩大红鞋子，这一广泛现象值得我们去探寻其中的原因。
红色象征着喜庆、吉祥、庄严、幸福，有着强烈的情感色彩。所以自古以来，红色便是重大庆典和欢庆活动的布景和服饰的主色调。祭祀加冠、金榜题名、婚礼迎亲都有红色的参与。在远古时代，红色的使用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红色的鞋子在中国古代被称为“赤舄”“朱舄”。从周朝开始，“赤舄”是历代天子和诸侯王穿着鞋子的特称，属于周代天子冕服六冕中大裘冕的重要组成部分，即赤色、重底的鞋子。《周礼·天官·屦人》有言：“屦人掌王及后之服屦，为赤舄、黑舄。”《毛传》注“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为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然则赤舄是舄之最上，故云人君之盛屦也”。可见赤舄在服饰文化中的尊贵程度。周朝的六冕在中国数千年的冕服制度中发挥着重要的楷模作用，并延续千年。秦汉时期的冕服可以分为冕冠、冕服、赤舄这三部分，依旧是着红鞋。明洪武年间皇帝衮冕仍遵循上衣下裳的古制，《明史·舆服志》中记载明代皇帝冕服的基本形制为“朱袜，赤舄”。赤舄同时也是通天冠服的一部分，是重要祭祀场合的礼鞋。“洪武元年定，郊庙、省牲，皇太子诸王冠婚、醮戒，则服通天冠、绛纱袍⋯⋯白袜、赤舄。其革带、佩绶,与衮服同”。象征着喜庆的红靴或红锦鞋在唐代蔚然成风，是一大流行。宋代的红色鞋面成为时代特色，流行穿红色鞋和刺绣鞋。更不用说明清时代，红鞋子更是普遍流行。
在红鞋由帝王贵族阶级飞入寻常百姓家后，平民百姓也可以足蹬红鞋之时，红鞋便开始扮演区分人们内心和风采的角色。正人君子和良家妇女穿红鞋，可以使足下生辉，美丽夺目。文人士大夫即使目前穷困潦倒，未被赏识，但是脚上红鞋便能告诉世人他们内心其实有着宏大的志向和广博的学问。所以说，帝王将相和文人士大夫穿红鞋，也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帝王显示自己的权威和虔诚，文人则能表达自己的志趣和儒雅。清佚名《钓游图》卷（图4）中的像主脚穿红鞋，便是一个例证。
图4 清佚名，钓游图卷，纸本设色3 7×139.6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闺阁幽情
第三部分是闺阁女容像。画像中命妇和贵妇的服制，可以反映出明代的官制和礼制。明代中叶以前，除去某些仪式性的后妃肖像画以外，中国艺术中少有表现个人化的女性形象和她们真实社会生活的作品。通过展厅悬挂的多幅命妇贵妇画像，可以发现一个程式化特征：那就是她们都端坐于椅子之上，所穿的服装与饰品虽雍容华贵却大多相同，唯脸部刻画和衣服纹样有所差别。
明初洪武年间制定了品官命妇服饰制度，基本是妇随夫阶，隆重的礼服由红大衫、霞帔、翟冠组成；常穿的吉服、常服多使用大红色，圆领袍，装饰品阶纹样，内穿长袄、长裙，头戴翟冠或成套的金银䯼髻头面。虽然常服大衫均用红色，但依身份等级的不同会有细微的差别。高等级的如皇妃嫔妃、亲王妃、公主等用真红色，郡王长子夫人、镇国将军夫人、辅国将军夫人等级用大红色，奉国中尉安人、乡君用丹矾红。明代命妇常服的领型大致可概括为三种：立领对襟、圆领、交领。这便是明代命妇最为常见的首服。在这次展览中看到的大量命妇容像，也绝大多数以此服制打扮。
细致观察这些命妇肖像画可以发现，有些容像的面部绘制较为平面，有些则比较真实生动，应该是借鉴了西洋油画的光影透视技法。明佚名的《李璿妻许秀画像》面部描绘水平很高，人物面部刻画非常细腻写实，骨骼位置处理非常准确。并且眉骨、颧骨和唇峰部分的肤色略淡于额头和脸颊颜色，有类似于高光提亮的效果，使整个人物面部立体起来。这幅又一个特殊之处在于，相比于展厅中的其他命妇容像，许秀在大衫霞帔下并未穿着圆领袍而是交领袍。其他如明佚名《女容像》（图5）的风格也与此大致相类。
图5 明佚名，女容像，绢本设色146.9×104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清佚名的《听琴图》尺幅巨大，可能是悬挂于大户人家的内室或者宫廷，用于赏玩的美人画。画面描绘了两位有着姣好容貌和纤细身姿的女性，在玉兰树下一人抚琴、一人听琴的场景，整体风格工致细丽。身着蓝色长衫的女子正悠闲抚琴，脚下有一只静卧的小狗。另一位绿衣女子怀抱玉兰树干，沉醉于琴声之中。树上盛放的白玉兰清丽素雅，后面的粉色桃花透过枝桠间的空隙点缀其间，增添一丝活泼之气。树下钧窑花盆种植着兰花与林芝，幽香清远，也自有美好的品质。正如清代郑绩所言：“写美人不贵工致娇艳，贵在于淡雅清秀，望之有幽娴贞静之态。”这幅画是当时女性意识觉醒的产物，琼花玉树，蕙质兰心，歌颂女子的高洁品行和闲情逸致。
叶衍兰自幼出身于书香门第，诗词文赋书画皆善，善画山水、人物。《历代文苑像传》是叶氏摹绘中国历代文人名士的合集，此次国博选取了叶衍兰《历代文苑像传》闺阁（又名《历代名人画像》）中的八幅女性名人画像进行陈展，画像包括文俶、薛素素、李香君（图6）、董小宛和秦良玉等人物。这八幅对页，左页题写楷书小传，右页摹绘人物小像，字体工整娟秀，画面清新淡雅。透过人物不同的动作、服饰和衬景营造，可以感受到人物性格和思想等内在之美。
相比于其他闺阁女子，画像中的秦良玉右手执卷，左手拿剑，英姿飒爽。她是明代末期的女将军和民族英雄，历史上少有的女性王侯，也是唯一一位在正史中被单独立传到将相列传里的巾帼英雄。秦良玉有着很高的民族气节，她代领夫职，率领兄弟抗击清兵，平定多场战乱。她的功勋不可磨灭，后世文人对其赞誉良多。
《历代文苑像传》中的女性形象肯定了女性在历史进程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在可以追溯到的史料中，大部分女性的人生都是悲剧的，许多女性都湮灭在历史之中。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古代封建社会，即使是高门贵女或位列后宫嫔妃，她们的一生大多是为父为子奉献出自己的一生，没有真正为自己活过。但是，这八幅画像中的女性却在封建社会的土地上开出了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花，这些内外兼修的女性，无论身处何种环境也能够克服重重艰险屹立不倒，奋力挣脱时代的束缚。随着女性意识的逐渐觉醒，越来越多优秀的女性被看到、被作为榜样，社会越来越无法忽视女性自身散发出的光芒，当然她们的光芒也难以被掩藏。
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丹青，亦可谓肖像画也。肖像画是人物画的一个分支，在中国古代绘画艺术中也被称为“写照”“写真”或“传神”，能够传达出人物内在精神气质之“神”。在照相机等舶来品尚未传入中国之前，古人以丹青描绘人物的容貌形象，所绘的人物肖像，有时寥寥数笔便神形逼肖。“容曜丹青”展览中的一部分肖像人物须发纤毫毕现，簪花冠饰精细繁复，服饰上的皮草毛发一丝一缕皆是细致勾勒，可以看出是画师通过细致观察后用心绘制的结果。描绘丹青可以出于诸多目的，或歌功颂德，或缅怀祭奠，或欣赏赞美。通过描绘的丹青，再现人物容貌、服制官制以及社会生活；通过画家的笔触，感受人物内心、审美趋向和历史品评。肖像画还有很多内容值得我们不断去学习和探究。
来源：《收藏家》2022年第10期 高嘉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