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动荡时局下的董思白
明朝废除宰相，政事交由内阁和六部管理，中央的最高权力在于皇帝。然而明朝政局并没能如朱元璋的期望的那样。到后来皇帝的权利被削弱，内阁和六部逐渐掌握政权，内阁首辅成了实质性的宰相。尤其万历皇帝怠政，懒惰，可以说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万历年间，张居正任内阁首辅的10年，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试图挽救失势的明王朝，然而却因其卒后便没了作用。董其昌和张居正的做法不同，他选择了从艺术、思想的角度出发，对人的精神灌输正能量。艺术总是与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虽是政治腐败经济崩溃，但是文化艺术却初具雏形。董其昌初时因字差而落榜，深受刺激，发奋习字，考中进士，又因文章，书法优秀，入翰林院深造。任职期间，因公外出，一路游山玩水，为他今后的绘画创造了条件。董其昌的为官之路甚是艰辛坎坷，但他从艺的原因之一也是为了政治，最后位及南京礼部尚书。他之所以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得到高官厚禄，是因他进退得宜，且在政治斗争中，从来都置身事外，遇险便隐，游山玩水，与友人切磋技艺，以画交友，后又心向禅学，为官只有十几年，隐居却不到三十年。所以说在这一时期，他的画作是其发展的顶峰。多数画家在动荡的时局下，在画中展现的都是愤世嫉俗的心理，可在董其昌的画作中看到的是祥和，安然，宛如世外桃源般的景象。画家们寄情于自己的书画创作来表达内心世界的向往，董公自不例外，他的画作中，依然是加入了自己的思想，不过他更寄情于自然山水之中。只是在部分人看来，他的绘画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并不相符，其实不然，他的绘画恰恰表现的是文人士大夫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对平淡，自然生活的一种向往，他在自己的画作中表现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思想，更多的是大部分人的愿景。
二、“质任自然，是之谓淡”
董其昌不仅接受儒家思想，道家思想，还有禅学，并引入绘画中，一超直入。他认为，“质任自然，是之谓淡”，淡就是自然、天然、天真，不用刻意地去雕琢，由“淡”而通向“无”，皆是老、庄哲学中的原则。董公强调以淡为宗，这与他所说的“南宗”的绘画思想相接近。北宗多数是宫廷画家，为皇室服务，以李思训为北宗始祖，所画物象有局限性。南宗则以王维为南宗始祖，以自娱为目的，抒情为手段，柔润为形式，更多的表达画家自我情感，随自己的心性来控制画面的起承转合。董公寄情于自然世界的山水之间，直至最后位居南京礼部尚书，远离了中央的政治斗争，这为他的山水创作提供了更有利的时间与机会。他追求幽淡的意境，他说：“多少伶俐汉，只被那卑琐局曲情态，耽阁（搁）一生。若要做个出头人，直须放开此心，令之至虚，若天空，若海阔，又令之极乐，若曾点游春，若茂叔观莲，洒洒落落，一切过去相、见在相、未来相，绝不挂念，到大有入处，便是担当宇宙的人……”董公的画强调写意的高雅情趣，用极具夸张的手法来描绘变幻莫测的云烟雾雨，多有浪漫主义色彩。他师承董源，巨然，黄公望，倪瓒，他们几人描绘的多是南方的秀丽山川，用笔清秀中和，恬静疏旷；用墨干净隽朗，温敦淡荡，古朴典雅。僧人巨然师承董源，用笔则是更为湿润，线条更加柔和。“工画山水，笔墨秀润，善为烟岚气象”。董公集各画法精华于一身，“画家以古人为师，已是上乘。进此当以天地为师。每每朝看云气变换，绝近画中山。山形时见奇树…看得熟自然传神”这是他的名言之一。例如画家张宏是抓住了景物的外貌，而董公则是传达了山水的灵气与精髓。有人会说董公的绘画背离了自然社会最真实的景象，实则不然，欧洲艺术家塞尚曾经说过“艺术须与自然平行”；唐代画家张璪也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意思是艺术创作来源于对大自然的师法，他恰恰做到了这一点。
三、书画之道，“与时通矣”
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艺术的最大用处便是实用，艺术是为政治服务的。绘画可以记述事物，描写事实，并且对人的思想有一定的引导作用。面对混沌不堪的社会现象，不仅仅是文人士大夫，更多的是平民百姓，他们早已失去了希望，沉闷不堪。显然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无可奈何，唯有在书画中寻求一丝心灵的安逸。高居翰先生曾说，在董公的画中往往有一种既“拙”又“生的特质，他在画中展现的物象常常较为矛盾，一会看得节奏平缓，一会又是紧张揪心，可是并不觉得同时出现会有什么不妥。试问，难道这紧张的拉锯关系不是明代当时的社会关系吗？难道当时的社会不是一个大大的矛盾体吗？他喜于探索山石结构，认为画山水应先画山石结构，再刻画细节的东西。就如统治这个国家，需要有大的框架，逐步细分管理，董公的引禅入画也是对人们精神上的安慰。这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人们谈佛论禅已是全民行为，所以引禅入画是必然趋势，董其昌的顺势而为，使他在绘画，理论上有了很高的造诣。
董其昌的社会影响持续了四百年之久。时过境迁，书画仍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人们越来越注重书画，不论时代如何变化，艺术都在政治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来源：《中国文艺家》2018年11期 张震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