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帝王有意识地将自己塑造成汉文化的代表，具有“正朔”的合法继承性。乾隆帝于治国理政之余，选择文人角色，他常言：“朕自幼读书宫中，讲诵二十年，未尝少辍，实一书生也。”其博古好雅，精于古物鉴藏，《乾隆皇帝是一是二图》（图1）描绘的便是他身着汉装，一腿半趺坐床榻，执笔沉思的情景，周围陈列有瓷器、青铜器、玉器等各类古物珍玩，右侧圆桌摆放着青花宝月瓶，极尽文人风骨。
图1 《乾隆皇帝是一是二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器型
宝月瓶，又称抱月瓶、扁瓶、扁壶，为中国传统名瓷之一。这类瓷瓶具有小口、短颈、双耳、圆腹等特点，因状似满月，故得“宝月”之雅誉。
其器型来源一说可上溯至战国时期的扁壶，以青铜器为主，常作酒具或水具。宋元时期，西夏地区流行陶制扁壶（即“马挂瓶”），其形制撷取自皮囊壶，口肩连接处有贯耳可穿绳，缚于马鞍两侧，颇具民族特色。到元代，扁壶仍作实用器，景德镇窑、龙泉窑和磁州窑等皆有烧造，形制相异。至明永宣时期，朝廷与海外商贸往来兴盛，江西御窑厂创烧了许多仿中西亚风格的瓷器，如双耳扁瓶、天球瓶、长颈方口折壶等，蔚然大观。其中双耳绶带扁瓶堪称典范之作，以麻仓御土为胎、苏麻离青为饰，纹样简约，玲珑却尽显大器风范，属常见的陈设用瓷。实用性至观赏性的功能转换，也体现了扁瓶美感的升华。
到了清代，雍正帝“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追摹永宣窑扁瓶，精品迭出。这一时期，文献资料始见“宝月瓶”之名，后虽谕旨“宝月瓶不必烧造”，但当时的瓶式却不失温润典雅、端庄秀逸。乾隆年间，宝月瓶得以复烧，并集历朝之大成，盛极一时。嘉庆元年（1796）承德避暑山庄的《陈设档》，多有“狮子园处东稍间，设青花瓷宝月瓶一件（紫檀木座）”“旷观置青花白地宝月瓶一件（紫檀座）”等记述，可见青花宝月瓶渐成宫室苑囿必不可少的陈设器，帝王万机余暇，时时赏玩。
慕古
清高宗深耕于汉文化，崇尚古制，坚持“仿旧须宗雅则”，研烧清宫旧藏的前朝名品，其时恰逢唐英督理陶务，苦心孤诣，使这一时期的御窑仿瓷臻至顶峰。邵蛰民在《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里赞道：“清瓷至乾隆而极盛，器式之多亦莫伦比。”
清代宫廷工艺制作要严格遵守规则和典范，乾隆帝对官窑制瓷亦是精益求精。其监管力度可见乾隆十三年（1748）的一个事件，据《活计档》记载，仅因唐英呈进旧样瓷器，就责问“为何不照所发新样烧造进呈？”并谕令此次瓷器钱粮不准报销，着其赔补。除严格管理外，乾隆帝往往亲自下旨督定，如乾隆二年（1737）十月，就特意吩咐“再将小些宝月瓶、马挂瓶各样釉水花样烧造”，乾隆帝摹古之细腻，可见一斑。《活计档》还有这样一则记载，乾隆七年（1742）六月十四日，奉旨：“今年瓷器甚属平常……嗣后烧造磁器或画样内或窑上样内，拣选好样式烧造送来，其平常样式不必烧造。”因此，乾隆帝自身的审美情趣对御瓷风格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乾隆朝宝月瓶正是慕古热潮的产物，具体表现有两种形式：其一为青花仿古。据记载，明代永乐、宣德两朝采用“苏麻离青”料烧制，浓淡晕散，翠色欲滴，并含有渗青铁锈斑点，深入胎骨。乾隆时期的青花多以“仿宣”为宗，但当时官窑青花料出自“浙江绍兴、金华二府所属诸山”，提炼纯净，不再泛出金属氧化物的结晶，因而特意由工匠点染线条纹理，使之达到宣德青花沉淀的效果。以承德市避暑山庄博物馆所藏“青花三多纹宝月瓶”（图2）为例，此瓶双唇口，粗颈，颈肩饰对称绶带耳，扁圆腹，平砂底。通体以青花绘就，折枝桃、石榴、佛手等色重处，可见笔触点染所致的黑疵斑痕，色调浓艳略有晕散，系乾隆朝青花御瓷少有之隽品。
图2青花三多纹宝月瓶高29.5、口径6.5、底径12.5厘米
其二则是器型仿古，即在明代宝月瓶的基础上，结合具有时代特征的耳样、纹饰或工艺，突破仿制的藩篱，巧思新颖。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青花缠枝莲纹如意耳宝月瓶”（图3），蒜头口，短颈，口肩相交处置对称如意耳，扁圆腹，腹壁两侧各凸饰一鼓钉，长方形圈足，底施白釉，内署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三行六字款。青花宝月瓶融入雅致柔敛之如意耳式，可溯至明永乐瓷。相较清宫旧藏的“明永乐如意耳扁瓶”，其形、纹追逼前朝，且胎质的细腻感、釉面的莹润度要稍胜永乐器，工艺精湛，体现了乾隆朝制瓷匠师卓绝的艺术造诣。
图3青花缠枝莲纹如意耳宝月瓶高53、口径7.5、足径16×10厘米
作为慕古情怀的载体，乾隆仿瓷还存在器底署明朝年款的现象，如“大明宣德年制”“大明成化年制”和“大明嘉靖年制”等。据《活计档》载，乾隆十三年（1748）四月初三日，“太监胡世杰交嘉窑青花白地小瓶一件，传旨：照此瓶做木样一件，发往江西照样烧造嘉窑款二件，其余烧造乾隆款。”这未尝不是乾隆帝对前朝旧制的探索与崇仰。
出新
乾隆时期，宝月瓶的烧制初衷虽是摹仿，却不拘泥于故有程式，屡有创新。较之永宣两朝的多段横接法，乾隆年造宝月瓶，采用前后竖接的方式，腹部不再鼓圆，底足增高，侧观更似扁壶，宛若天成。
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所藏“青花八宝纹宝月瓶”（图4）是官窑扁瓶的典型代表之一，其为唇口，直颈，颈肩附变形双螭耳，扁圆腹，腹两面中心有圆状凸起，椭圆形圈足，底有青花“大清乾隆年制”三行六字篆书款。此式宝月瓶多见青花例，乃借鉴永宣韵致稍加化裁而成，在清档中被称为“马挂瓶”，颇得乾隆帝青睐，曾多次谕旨唐英为之烧制。《活计档》有载，乾隆三年（1738）六月二十五日，乾隆帝旨令景德镇御窑厂仿烧大批名窑古瓷，其中“宣窑青花放大马挂瓶”应即指此一品种。往后档案尚有乾隆十七年（1752）十一月的“青花白地马挂瓶一件”和乾隆三十三年（1768）七月的“青花白地马挂瓶一件”等烧造记录，多次烧制足见乾隆帝对此式样的钟爱。
图4青花八宝纹宝月瓶高49、口径8、腹径38、底径16厘米
除白地青花外，乾隆朝还盛行绿地青花、黄地青花、青花釉里红等品种的宝月瓶，将传统工艺提高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青花釉里红云龙纹宝月瓶”（图5），直口，短颈，颈肩处附绶带双耳，扁圆腹，椭圆形圈足，器身前后均饰立龙海水纹，主辅分明，以青花绘祥云和浪涛，以釉里红绘正面立龙戏珠，外底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此瓶纹饰恢宏雄浑，尤见红龙雄硕遒劲，踏浪千里，威仪橫贯，似在宣告海内之地，帝德无远弗届。这件宝月瓶与乾隆七年（1742）四月唐英奏折所指的“青云白地釉里红龙马挂瓶”相似，或为贡御之作。宝月瓶将釉里红和青花纳于一身，相映成趣，首见乾隆朝，乾隆四年（1739）曾明确提出“花纹清真，釉水肥润，颜色鲜明”的烧制要求，唐英秉承御旨敬谨烧造，到乾隆七年（1742）烧造此式样时不见类似叮嘱，可知此时的青花釉里红宝月瓶已颇合圣意。
图5青花釉里红云龙纹宝月瓶高31、口径3.4、底径8.2厘米
乾隆一朝，宝月瓶的纹饰表现借鉴中国绘画技巧，勾勒、平涂填色、皴擦点染等笔法灵活多变，线条细致舒雅，与莹澈温润的釉面交相辉映，独具情致。此时的青花纹饰题材广泛，布局疏密相宜，层次清晰，以龙凤、花鸟、枝果等为主，尚有庭院婴戏、山水人物的式样，可谓“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因乾隆帝笃信藏传佛教，还常见莲瓣、蕉叶、忍冬和八吉祥等彰显宗教色彩的纹饰。如图4承德市避暑山庄博物馆收藏的“青花八宝纹宝月瓶”，通体以青花为色，腹中央球形凸面饰放射式宝相花，外以八个宽体莲瓣形开光，呈扇状环绕，开光内绘主题纹饰“八吉祥”，颈、足部位则各有一周缠枝牵牛花纹。此器纹饰繁密精妙，笔法考究，是乾隆帝崇佛的历史见证。
“八吉祥”通常指轮、螺、伞、盖、花、罐、鱼、肠，是藏传佛教的吉祥法器。明清之际，“八吉祥”多为瓷器的主题纹饰，排列规范，常与莲花相配，作折枝莲或缠枝莲托八吉祥的图案。乾隆朝继之，然纹饰的细节和布局却是创新颇多，如由飘带取代折枝莲，呈二方连续状将八种宝物相连。“八吉祥”作为青花宝月瓶的典型纹饰，古雅尤见新颖。
小结
在乾隆时期，宫廷仿古实质是贯彻帝王尊儒重道的意识，以文化艺术来维护自身的统治，具有明显的政治教化意义。“消沉火气葆幽光，清供簮宜称物芳”，白地青花瓷蕴含“清白”之意，两色相兼表达儒道思想里含蓄内敛、清静无为的文人精神。而青花宝月瓶作为文人雅趣之一，给人温暖圆满之感，彰显了乾隆帝幽雅、清逸的生活美学。纵观清宫旧藏乾隆朝宝月瓶，广集良工巧匠之能事，承旧创新，富含卓绝的艺术创造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